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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乱局是否应该归因于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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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乱局是否应该归因于伊斯兰教

——专访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

哈全安教授简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历史教研室主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复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世纪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世界现代化论坛”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史、伊斯兰教史、世界上古中古史,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现代化》、《西亚非洲》、《史学集刊》、《东北师大学报》、《南开学报》、《经济社会史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编者按】

伴随着公元七世纪的曙光,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从蒙昧走向文明,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作为最早出现人类文明的地域,中东是历史上不同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里,中东依然是隐藏在神秘面纱背后的未知世界,人们怀着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目前处于动荡变乱中的世界——如何看待世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宗教与民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中东乱局的滥觞是否应该归因于伊斯兰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哈全安教授将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揭开被掩盖的事实和真相。

访谈学者:哈全安,南开大学教授。

访谈人:撒海涛,端庄主笔,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2014级学生。

一、2016年土耳其当地时间7月15日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未遂军人政变。事后有国内学者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博弈,不知您如何看待,世俗化与现代化、与伊斯兰教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从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看,军人政变与教俗之争无关。土耳其是民主国家,政府源于民选,埃尔杜安是民选总统,具有合法性。60、71和80年军人政变,并非针对伊斯兰主义和捍卫世俗主义。窃以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走向,在于去凯莫尔主义、去世俗主义和去军人政治化。凯莫尔主义起源于民族主义,核心是威权主义,外衣是世俗主义。时过境迁,早已与时代潮流不符。此次军人政变,与1961年、1970年、1980年三次军人政变不可同日而语。土耳其共和国之去军人化直至去凯末尔主义化的政治走向,此次政变未遂,可为佐证。真正的现代文明,核心是多元化,而不是极端主义,无论极端世俗主义,亦非极端宗教主义,都与现代文明不符。现代政治的实质,在于民主化,而绝非世俗化。否则,北朝鲜岂不是现代国家的楷模。

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多数学者通常将目光聚焦于欧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的历史环境和近代早期之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依据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援引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现代化模式,将教俗二元体系视作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将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抑或教俗分离视作现代政治的特有形态,强调现代化与世俗化两者之间具有普世的同步性和必然性,具有西方中心论的明显色彩和历史痕迹,结论尚显武断。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然而,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组织的自主地位和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进程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并非严格遵循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官方化。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往往与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公共权力模式之重新建构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完善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而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背道而驰。

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自古有之。另一方面,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抑或所谓的神权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无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却非存在根本的对立。传统世俗政治与传统宗教政治长期处于共生状态,两者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皆强调依附和顺从的传统政治原则。相比之下,现代世俗政治与现代宗教政治皆属现代文明的范畴,倡导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理念,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内在逻辑性。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具有5000年文明的华夏世界素有世俗政治的历史传统,世俗君主凌驾于社会之上,世俗皇权极度膨胀,宗教政治微乎其微,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局限于世俗的领域,表现为不同世俗势力之间的激烈抗争,而所谓的世俗化进程则无从谈起。

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历史坐标,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而将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视作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甚至是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实属令人费解。

以世俗和宗教作为判断现代的依据,将世俗等同于现代而将宗教等同于传统,荒谬至极。中国自古就是世俗文明,所谓世俗化无从谈起,而现代化亦并未因为世俗传统而长足发展,直到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才得以横空出世。无论世俗还是宗教,只要推动民主化就是进步的,只要阻碍民主化而独裁专制就是逆历史潮流的。这是我学习邓小平黑猫白猫论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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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著《中东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二、有学者指出,中东缺乏民主的根源在于伊斯兰教,也有很多人将目前的中东乱局与欧洲出现的恐怖危机归因于伊斯兰教,您如何看待? 

窃以为,其一,宗教改革或者宗教转型,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二,宗教与是否自由民主并无必然联系,自由民主和社会转型亦非宗教信仰的产物。两百年来,伊斯兰教经历一系列改革,目标是自由民主,诸多方面与当年基督教宗教改革异曲同工,可惜学界视而不见。我曾写小文,题目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改革。

以伊朗为例,若无伊斯兰革命,当下的选举和民主恐怕遥遥无期,依然是巴列维国王的天下。就中东而言,世俗政权几乎清一色是独裁统治,萨达姆、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皆为独裁高手。伊朗和土耳其这样伊斯兰主义猖獗的反动国家,却无所谓的官二代,草根平民足以当选总统。埃及是世俗国家,然而官二代猖獗,埃及人民不答应,于是总统父子同堂受审。

近代以来几百年,欧洲战争不断,杀的人仰马翻,而那时的中东却很平静。那时的基督教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当今的所谓西方文明和中东乱象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朵浪花而已。当下欧洲出现的危机,与西方在中东的狂轰滥炸所导致的生灵涂炭,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穆斯林失去家园,只能打扰欧洲人的平静生活了。所谓恐怖,既有白色恐怖,也有红色恐怖。以暴制暴,天经地义,否则只能任人宰割,就像旧中国的华人一样。

基督教并非生来自由民主,中世纪的基督教不仅拒绝异教,而且不允许异端信仰的存在,宗教裁判所可谓臭名昭著,同时代的中国亦丰盈焚书坑儒和文字狱,而伊斯兰世界,无论是阿拉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却以宗教宽容为特色,于是有了迪米制和米勒特制。曾经在一次会上,有人问我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我反问道,基督教与民主又是什么关系,于是会场一片死寂,无人再敢作声。

基督教起源于地中海东岸,原本是亚洲宗教,后来传到欧洲。矛盾起源于利益的争夺,而不是起源于宗教信仰。中世纪以来,欧洲基督徒自相残杀,人仰马翻,国人打内战也没有因为血浓于水而手下留情。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并非拯救所谓主的陵墓,而是洗劫了富庶的君士坦丁堡。

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的教派,凡是极端教派,都是短命的,而长久延续的都是宽容的。三大教派中的哈瓦利及派是极端派别,早已灰飞烟灭,什叶派中的极端派别也只是昙花一现。《古兰经》明确倡导宽容和谐,尤其是禁止滥杀无辜。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奉行极端原则,违背经典,亵渎宗教,是穆斯林中的毒瘤,注定失败。

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都应当受到尊重,所有杀人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杀人者逍遥法外是不可以的。近年来西方在中东杀人无数,涂炭生灵,犯下滔天罪行,当下难民潮和西方人面临的恐袭也是自食恶果。美国人在杀人的时候也不区分军人和平民,中东死于西方人之手者远不止百万,其中多为无辜平民。富人有导弹,穷人没有导弹,又不肯任人宰割,只能使用便宜货。从逻辑上说,战争是国家行为,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国家行为体现和代表民众意志。

我并非偏袒穆斯林,更不赞同极端主义,只是同情弱者,仇视以强凌弱。不反抗,任人宰割,不会换来和平的。可悲的是,西方主导话语权,而盲从者甚多,强盗的逻辑深入人心。我渴望自由平等,生来最恨的就是霸权,就是富人高高在上,视穷人和弱者如同草芥。看问题如同做学问,立场和视角不同,观点和结论自然有区别。所有的帝国都离不开霸权,所有的统治者都是霸权者。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时代是依附社会,人分贵贱尊卑,而现代文明崇尚自由平等,恃强凌弱当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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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著《土耳其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三、您对中东的政治前景有何看法?

对中东政治前景的展望,民主化会得到长足发展,包括一些中东现在还算风平浪静的国家也不例外,这些国家现在用钱缓解矛盾,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有一个本性,是渴望自由和民主,这个用红包是改变不了的。

我可以简单地补充一点。人权和自由是没有救世主的,美国和西方都不是人权和自由的救世主。而真正推动民主化进程,要靠民众政治潜能的释放。我不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很崇尚民主价值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美国崇尚的民主价值观是文化的范畴,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政治的范畴,政治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美国人很欣赏民主价值,但他的对外政策要符合他的国家利益,从实践角度看,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最多,最可靠。而“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独裁统治者纷纷落马,美国在中东的盟友越来越少了。按逻辑讲,美国人崇尚民主价值,美国人交朋友一定要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怎么能跟一个独裁的统治者打得火热,可实际上他就打得火热。为什么打得火热?因为美国人“实事求是”。所以你看沙特是美国的盟友,过去巴列维国王是美国的盟友,埃及的总统穆巴拉克号称“最后的法老”,是美国的盟友。同样美国选盟友不看你是民主还是专制,他是看你是不是和美国一条心。另外的独裁统治者,萨达姆和卡扎菲和美国不一条心,美国就不要,同样的专制统治者在美国人眼里看来他的对外政策是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是不同的,不要把文化和政治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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