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针对穆斯林的暴力频频出现在公共视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多数派政治将仇恨转化为娱乐，而大众的沉默，则成了最便捷的共谋。
当今的印度，每个清晨都从两条平行的新闻线开始。其中一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经过精心编排：内容围绕贬低巴基斯坦、宣扬印度教的自豪感，以及那场关于“新印度”的无休止政治戏剧。另一条，则是更贴近现实却从来都不会被播出，那就是印度穆斯林每天遭遇的暴力、骚扰、拘捕与污名化的生活日常。在这两种新闻之间所传递出的信息，总是令人不寒而栗：印度穆斯林的苦难要么被抹去，要么被当作一场表演，被多数民众像观看娱乐节目那样消费；而印度穆斯林自身却被迫活得像是永远的罪犯——不断被指控，却从未有人倾听。
以今年九月在印度北方邦阿扎姆加尔（Azamgarh）发生的一起事件为例：一名七岁的穆斯林男孩被残忍杀害，他的遗体被人塞进袋子中，他的印度教邻居发现遗体时表现出令人心寒的冷漠，这些邻居后来全被逮捕。这则消息在地方媒体上短暂出现，但很快从电视新闻中消失，被那些鼓吹穆斯林对立情绪的“爱情圣战”论、边境紧张局势或印巴板球赛的激烈辩论所取代。一个穆斯林孩子的死亡，不符合“举国愤怒”的叙事剧本，它只是悄然进入了那份已经“暴力正常化”的无声档案。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曾提出“否认状态”这一概念，即：某些社会的暴行并非被掩盖，而是被如此习惯性地吸收，以至于人们不再对此类暴行感到震惊。而这，正是今日印度的现状：穆斯林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残忍杀害，而多数人却把它当作生活中的娱乐新闻和背景噪音。
与此同时，仇恨不仅体现为沉默，也成了一种“娱乐表演”。当印度北方邦的坎普尔（Kanpur）穆斯林举着写有“我爱穆罕默德”的标语时，印度警方的反应不是保护，而是针对1300多名当地穆斯林的立案，并展开大规模逮捕。连表达爱的举动，都被定为罪行，然而，当一些印度教极端团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或中央邦（Madhya Pradesh）集会，并高喊公开的民族仇恨、煽动性口号时，媒体的镜头要么刻意美化，要么干脆转移视线。换言之，在印度，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已经演变成一种舞台剧，在这场戏里，穆斯林永远是被审判的角色，而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则被包装成“文明的守护者”。
这种“选择性可见”并非偶然，而是刻意为之。在印度中部重要城市印多尔（Indore）兴起的所谓“无圣战市场”运动中，一夜之间，所有穆斯林商贩被驱逐，这是一种经济层面的私刑式排斥。无数穆斯林家庭失去生计，孩子被迫辍学，他们甚至被迫向邻居乞讨食物。然而，印度的官方媒体却将此事包装为“治安调整”，对于这种所谓“整顿运动”背后的人道危机与代价，却是只字不提。一些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庆祝，把针对穆斯林的压迫与剥夺当成一种网络娱乐。原本应成为全国丑闻的事件，被轻描淡写地呈现为日常的“地方纠纷”。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正是这种“表演文化”的化身。阿迪蒂亚纳特常在官方讲台大肆发表针对穆斯林的激烈言论，称穆斯林为印度社会的“渗透者”，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可怕的是，这些声音并非个例，也并非来自边缘群体，而是出自掌权的精英阶层。然而，对于执政党的反穆斯林情绪，所谓的反对党并没有愤怒反驳，而是以“温和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来响应，竞相展示谁更能显得“亲印度教”，穆斯林的恐惧与悲惨则被彻底压制。这种跨党派的默契已经表明：在当今印度，穆斯林不再被视为独立的政治主体，而只是政治舞台上的道具。
造成这种局面的终极代价，不仅体现在身体层面，更体现在心理与存在意义上的双重创伤。今天，作为穆斯林生活在印度，就意味着被永久怀疑——在清真寺里被注视，在市场中被评判，在课堂上被质疑。每一次星期五的聚礼都像是一场冒险，每一次从扩音器传出的祈祷声，对一些人而言都成了挑衅，尽管那声音只不过是一个群体最本真的精神脉搏。乌尔都诗人萨希尔·卢迪安维曾写道：“那些以印度教为傲的人，如今身在何处？”这个问题在今天依旧回荡：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印度之伟大，为什么它每天都需要以羞辱穆斯林为证？
出生于乌干达的穆斯林学者马哈茂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下现象的分析框架。在他那本着名的《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现代性政治》（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一书中，他解释了国家和社会如何将穆斯林分成两类：一种是“被接受的”穆斯林——安静顺从、不引人注目；另一种则是“危险的”穆斯林——敢于抗争不公、敢于维护尊严。在印度，这种划分被日复一日地武器化，如果一个穆斯林隐藏信仰、刻意保持隐形，他就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一个穆斯林公开表达身份，或者在公开“我爱穆罕默德”、要求平等权利、拒绝被抹黑，却会立刻被视作“罪犯”。曼达尼提醒我们，这并非宗教学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谁有权定义何为“合法”，又有谁必须永远活在怀疑的阴影之下。
正因如此，一些针对穆斯林的私刑视频会像表情包一样在社交软件上广为流传，某些电视主持人在散播“穆斯林人口阴谋论”时会露出冷笑，极端印度教暴徒在焚毁穆斯林店铺后依旧放声大笑……仇恨早已不仅仅是政治，它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娱乐。当残忍与暴行被演绎成喜剧，当羞辱被包装成黄金时段的节目脚本时，民主与极权之间的界限早已彻底崩塌。
历史早已警示我们：那些把少数群体的痛苦当作娱乐的社会，最终都无法逃脱腐败与崩坏。在纳粹集会上保持沉默的德国自由派，在黑人私刑事件中冷漠旁观的美国人，以及在加沙轰炸期间欢呼的人们。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以仇恨为娱乐所建立的社会，终将被这种仇恨吞噬。
因此，就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我们究竟是穆斯林，还是“罪人”？这个问题不仅仅需要穆斯林来回答，它更是印度多数人必须面对的抉择：他们是否要继续把仇恨当作娱乐电视观看，还是愿意关掉那块充满耻辱的屏幕？
因为，当有一天仇恨成为全国唯一的娱乐形式时，片尾字幕所掠过的不仅是穆斯林的尸体，而是整个共和国的死亡。到那时，历史不会追问你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也不会问你是右翼还是自由派，它只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以文明而自豪的现代社会，会把残忍变成喜剧，会把沉默当作允许？摆在印度多数人面前的问题，已不再是宽容或世俗主义，而是他们是否还能认出邻人身上的人性。
如果今天的你在穆斯林被当作“罪人”受罚时鼓掌叫好，那么，当你明天醒来时，你或许会发现，那个你曾为之欢呼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你的牢笼。到那时，仇恨的笑声将是这个世界唯一残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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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哈雅
出处：Aljazeera
原文：Are We Muslims or Mujrims? How hate became India’s daily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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