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11”事件以来，穆斯林世界一直处于全球舆论和学界的聚光灯下。暴力、威权与发展停滞的问题频频引发关注，仅在2009年，全球三分之二的战争和三分之一的军事冲突，就发生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于2013年的资料，在全球49个穆斯林国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政权被归类为民主国家，而在全球195个国家中，被划为民主国家的比例则为五分之三。穆斯林国家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识字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寿命等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上，普遍表现不佳。
这种貌似客观实则及其片面的调查，归根结底就是试图解释穆斯林世界与暴力、威权主义与欠发达关联起来。通常来说，西方社会惯用三种理论来试图解释穆斯林与这三者的关系。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理论，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伊斯兰经典或历史中某些“固有”的特征，西方和部分穆斯林社会中的伊斯兰批评者都持有这种观点；第二种是“后殖民、反殖民”理论，认为西方殖民势力对穆斯林国家资源的长期掠夺是关键原因。这种理论更注重国际因素，在许多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思想群体中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共同持有反西方立场；第三种是“制度主义”理论，主张穆斯林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
土耳其裔政治学家、圣迭戈州立大学教授艾哈迈德·T·库鲁（Ahmet T. Kuru）则对上述三种理论都提出了质疑，在其研究翔实、发人深省的著作《伊斯兰、威权主义与欠发达：全球与历史的比较》，库鲁教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库鲁教授通过详述公元8至12世纪穆斯林社会在哲学和经济上的辉煌成就，即回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否定了“本质主义”的观点，从而证明伊斯兰与进步科学并不矛盾。他也不同意反殖民主义者的解释，因为他指出穆斯林社会在18世纪中叶，即西方殖民到来之前，就已陷入严重的衰落和社会政治危机。至于制度主义，他认为制度是人类创造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早期伊斯兰历史中，哪些群体或阶层建立了强大的制度，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又是谁未能做到这一点。
库鲁教授重点论述了宗教、政治、知识和经济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不论是在穆斯林世界还是在欧洲或整个西方世界，社会在思想与经济层面的成败，几乎都取决于这些阶层关系。库鲁教授全书的核心论点是很简单，即：早期穆斯林的伟大成就，得益于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商人阶层的领导作用。
然而，自11世纪起，穆斯林世界的阶层关系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导致停滞与衰落，“乌里玛—国家联盟”，即宗教学者（乌里玛）与王权统治者结成合作关系，学者通过国家资助的宗教学校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与宗教背书，政权则给予他们地位、资源和影响力。这种联盟强化了正统宗教与王权，但也边缘化了独立思想家与商人阶层，挤压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空间，长期抑制了学术创新与经济活力，对伊斯兰文明的停滞和衰落产生了深远影响。
换言之，这位土耳其裔学者将穆斯林世界的停滞追溯到乌里玛—国家联盟的主导地位。
在伊斯兰早期，思想家和商人引领社会发展，而彼时的欧洲仍在宗教正统与军权统治下挣扎。11世纪，军事实体与乌里玛宗教学者之间结成关键性的联盟，改变了此后的历史走向。这一联盟一直延续至今，它边缘化了知识分子与商人，扼杀了竞争与创造力。
库鲁强调，乌里玛—国家联盟，或者所谓的“政教合一”体制，既不是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必然要求，也不是伊斯兰早期历史中的固定模式。事实上，在早期伊斯兰历史中不乏政教分离的例子，他进一步指出，宗教与政治结合的观念，实为前伊斯兰时代波斯萨珊王朝的思想，后期则被错误地套用在伊斯兰之上。
在公元8至12世纪，穆斯林世界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博学者，他们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哲学、制图学、农业等领域贡献卓著，缔造了震惊全世界的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同期的穆斯林商人也被认为发明了多种银行工具，如支票和汇票。
在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学者们刻意保持与政治权力的距离，他们认为接近权力中心必然导致腐败，而是依靠商业资助，从而与商人形成紧密联系。许多宗教学者和思想家本身就是商人，或由商人资助。一项研究显示，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中期的近四千名伊斯兰学者中，仅有9%由国家供养，其余91%都依靠商业和中产阶级支持。
正因远离政治权力，早期的穆斯林学者与思想家才能享有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他们对王权统治者大多感到失望和疏离。倭马亚王朝因迫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后裔、依靠暴力巩固统治而被广泛认为缺乏宗教合法性，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态度，延续到了取而代之的早期阿拔斯王朝时期。
在这一时期，四位独立的著名宗教学者，阿布·哈尼法、马立克、罕百里与沙斐仪，创立了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同时拒绝屈服于国家权力与王权，他们每个人都曾因持不同意见而遭到当局监禁和迫害。
公元11世纪，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发生了关键性转折，乌里玛与军事实体之间形成了宗教与国家的联盟，即所谓的“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由此，宗教学者通过国家主导的宗教学校逐渐沦为国家的仆从，经济逐渐通过“伊克塔”土地分封与税收承包制度被军事化，而思想家、哲学家、非政府学者与商人阶层则被边缘化。
这一转变发生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时期，其背景是来自竞争性的什叶派王朝，即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巴格达的布韦王朝，以及伊拉克的穆尔太齐赖派的挑战。塞尔柱帝国宰相尼扎姆·穆勒克战略性地设立了尼扎米亚宗教学校，进一步稳固了乌里玛—国家联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像伊玛目·安萨里这样的学者，通过猛烈抨击什叶派与穆尔太齐赖派，进一步巩固了逊尼派的正统性。与此同时，商人阶层被削弱，而军事阶层则凭借土地收入分配获得经济主导地位。
来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来自亚洲的蒙古入侵，进一步推动了乌里玛—国家联盟的壮大。面对外部威胁，穆斯林社会把希望寄托于军事英雄和宗教精英身上，进一步忽视了普通学者、思想家和商人。最终，塞尔柱的乌里玛—国家联盟模式被阿尤布马穆鲁克、奥斯曼、萨法维以及莫卧儿帝国所效仿。
库鲁教授还指出，尽管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帝国在16世纪之前一度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宗教学校体系与乌里玛—国家联盟却压制了创造力，并边缘化了独立的学者与商人。本书在涉及伊朗和印度的部分相对薄弱：在伊朗，库鲁未能解释“商人—什叶派乌里玛联盟”（而非乌里玛—国家联盟）如何在反对国家王权中发挥强大作用，这一作用最终导致了1906年与1979年革命。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什叶派乌里玛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民众的私人捐款（胡姆斯）。在莫卧儿印度，除了保守的奥朗则布时期外，穆斯林宗教学者与莫卧儿帝国君主之间大多处于对立关系，尤其是在阿克巴和贾汉吉尔时期。
若要理解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暴力于冲突问题，就必须试着理解穆斯林社会中的历史性威权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无论是由世俗派还是伊斯兰主义领导人统治，依旧保持威权模式，推行压迫性政策，导致战争、内乱和冲突。大多数世俗领导人出身军队，因此忽视了知识分子和商人的作用。
威权统治者往往依赖与乌里玛的联盟以及石油租金来维持政权。当今世界28个“租金国家”中有22个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超过40%的收入依赖石油。与传统的土地租金不同，当今乌里玛—国家联盟因石油驱动的“租金主义”而进一步巩固，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石油租金不仅强化了乌里玛—国家联盟的主导地位，还进一步边缘化了资产阶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在11世纪，欧洲开始走出黑暗时代。通过政教分离、建立吸引独立学者的一流大学、鼓励商人和保护私人财产，欧洲逐渐复苏——这一切，都曾是此前伊斯兰文明实现黄金发展的要素。在随后的500年里，西欧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印刷革命、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这些进程推动了思想繁荣、政治参与、经济壮大和军事强盛。而穆斯林世界则没有经历类似的转型，仿似回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因此在军事与政治上逐渐衰落。
西方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项关键性的科学发明：火药、航海罗盘和印刷术。在这三者中，穆斯林军事帝国只采纳了火药，而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印刷术，却被穆斯林世界忽视了整整280年。在乌里玛的影响下，穆斯林军事统治者视印刷术为危险的技术与潜在威胁。结果，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国家没有印刷术，造成严重负面后果。19世纪初，西欧的平均识字率达到31%，而奥斯曼帝国仅为1%，这也解释了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在识字率上的长期差距。
本书强调，归根结底，穆斯林国家当下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及深层困境，并非源于伊斯兰信仰本身，也不仅仅是西方殖民遗产或制度缺陷所致，而是王权联盟长期垄断权力与思想，再加上石油租金体制的双重桎梏。库鲁教授提醒我们：只有当独立的知识阶层与新兴资产阶级重新崛起，穆斯林世界才能摆脱停滞，重建往日的思想活力与经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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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哈雅
出处：Dawn News
原文：NON-FICTION: THE DECLINE OF MUS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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