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穆斯林世界经历的不仅是疆土与领地的丧失，更是穆斯林共同体（稳麦）心灵与身份的不断沦陷。从奥斯曼帝国到苏丹再到也门，穆斯林世界可谓在民族解放的旗号之下被瓜分，而塑造这一残酷现实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外部压力，而是穆斯林内部的剧变，那些早已深刻改变了的，是穆斯林看待自身、信仰与历史的方式。
诚然，穆斯林世界曾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征服之苦。然而，西方帝国主义所觊觎的，并不仅仅是穆斯林的土地，他们更妄图主宰穆斯林的思想。殖民者并未因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满足，他们真正的忧虑在于穆斯林世界可能再度崛起。为防止这种复兴，他们精心编织虚妄叙事、推行激进政策，使穆斯林逐渐开始怀疑自身：质疑经典、贬低文化遗产，甚至否认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等制度的正当性。时至今日，仍有人以奥斯曼时代的治理标准来衡量现代穆斯林国家——而结论往往令人唏嘘。
精心策划的衰落与“现代化”的特洛伊木马
被称为“现代埃及之父”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堪称利用“现代化”削弱伊斯兰治理的典型案例。随着他在耶路撒冷设立首个西方领事馆，并推行受坦志麦特（Tanzimat）思想影响的改革，奥斯曼帝国被迫采纳西方的所谓“民主”体制。这些改革被宣称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实质上却剥离了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使权力转向一个世俗化、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体系。
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因军事失败、财政危机与民族独立运动而日渐衰弱。为避免帝国解体，同时迎合欧洲列强的要求，统治者开始以“现代化”为名推行全面改革。坦志麦特改革是奥斯曼帝国为求“现代化”而展开的国家重建计划，标志着从宗教治理向世俗官僚国家的转型。然而，它既带来了制度更新，也开启了传统秩序被削弱、外部势力加深介入的时代。
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即允许各宗教社群在婚姻、继承与司法事务上自主管理，曾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典范。然而，坦志麦特改革打破了这一平衡，强行建立代价高昂的平行法律体系，瓦解了延续数百年的和谐与共存。原本稳固繁荣的制度由此走向分裂，为外部干预与内部纷争敞开了大门。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以伊斯兰为团结之力
奥斯曼帝国第34任苏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II）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质权力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努力维持帝国统一，以伊斯兰团结为核心理念，被后世誉为“最后的真正哈里发”。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深刻洞察到这些变革的危机，并竭力以伊斯兰为核心维系穆斯林稳麦的团结。他的视野远超奥斯曼疆界，从泰国到伦敦，通过修建“希贾兹铁路”（Hejaz Railway）等宏伟工程，使伊斯兰世界在精神与实践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联结。
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努力仍被民族主义浪潮所冲击。这些以种族为界的政治思潮，削弱了穆斯林稳麦的统一理念。阿卜杜勒·哈米德抵制犹太复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举措，展现了他深远的战略远见，他深知，巴勒斯坦的安危与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息息相关，通过限制犹太移民、反对民族主义议程，他试图守护圣地，也维护着更广泛的伊斯兰认同。
民族主义的毒药
在英国以及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操纵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种子被悄然播下，进一步撕裂了穆斯林稳麦。西方通过大肆散播反奥斯曼信件与宣传煽动地方部落领袖反抗奥斯曼的权威，将土耳其人描绘成穆斯林世界的“外来统治者”，并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号召，吸引阿拉伯部落领袖大搞分裂。这种话术利用宗教与种族的裂隙，摧毁了延续数百年的团结与共同体。
通过挑动社群间的对立，西方列强制造了一个深远的后果：一个支离破碎的穆斯林稳麦，在内耗中痛苦挣扎，而外部势力仍旧主宰着其政治与社会命运。
对于当今的启示
简言之，过去一个世纪的穆斯林历史，是一面沉痛而清醒的警钟：失去土地只是斗争的一部分，而失去身份与团结，才是更深层的危机。今日的反思与行动，不仅应反抗占领与不公，更要致力于重建穆斯林稳麦共同体的思想、精神与文化完整性。
当代世界秩序的裂痕早已昭然若揭。历史昭示我们：唯有当穆斯林世界重新找回自身的信仰、原则、历史与使命，方能重建一个崭新而公正的文明秩序。从奥斯曼帝国到苏丹，再到也门，启示清晰无比——土地的解放与心灵的解放，唯有并肩同行，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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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哈雅
出处：IslamCity
原文：Tracing the Decline - Lessons for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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