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福 让电影中的故事和场景走出镜头回到现实，这在香港是很容易实现的。行走在香港的游客，大多会因为曾经在某个电影镜头中不经意间看到过而有种强烈的想去亲眼目睹的愿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孙中山先生纪念馆看到几位华人游客热泪盈眶地观看展出孙中山曾经用过的衣物；在旺角寻找古惑仔打斗地方的年轻后生，在叮叮车上穿梭，欣赏楼群中的奇特景色。
著名导演王家卫曾经拍过一部电影《重庆森林》，这部在1994年上演的电影，曾经使很多观众误以为是在重庆某个地方演绎的故事，其实与重庆没有一点关系。它是坐落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一座大厦的命名。这样一个名字，不知道又使多少从重庆过来，甚至从西南地区过来的游客误以为这是重庆在香港的办事处所在地而倍感亲切。《重庆森林》中演绎的故事，也曾经因为里面的故事而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生怕被出其不意的劫掠或者被某个瘾君子纠缠跟踪，也会因为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和展现的镜头而让游客期望一定要看个究竟。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的一本名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的人类学著作，更使重庆大厦名声大噪。这本由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书，是麦教授历经4年调查研究后写成的。麦教授在重庆大厦蹲点吃住，细致入微地把整个重庆大厦的情景、人物和每天上演的各种故事，极为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一个个曾经的迷幻完全清晰地揭开，使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重庆大厦。
阅读着麦教授的书，在咀嚼与回味中，我选择了斋月的一个下午，按照书中所说的场景结构，前往重庆大厦，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零距离接触。
因为是穆斯林的斋月，再加上炎热的下午，重庆大厦里面显得格外清静。稀稀落落的游客闲庭信步，使平日这个犹如飞转轮子的地方仿佛因为耗尽能量而停了下来。平时在门口发放传单的几个印度穆斯林全额缺席，只剩下几个小伙子卖力地给来来往往的人推荐餐厅、宾馆住宿、洗浴按摩和电子产品，抑或化妆品、手提袋等等。这些不起眼的工作，可能会使这些看似毫无前途的摩罗仔一天天逗留下来，学习经验、学会做生意，从衣着褴褛的今天成为明日的商界大亨，就像电影《贫民窟中的百万富翁》那样，慢慢实现为自己勾勒的人生梦想。
进入斋月的穆斯林会在这一个月让自己生活节奏慢下来，让生意停下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斋戒的实践当中。从重庆大厦正门走进去右拐后的几个柜台都是由销售手机和电话卡的巴基斯坦穆斯林所经营，他们大多从伊斯兰马巴德和卡拉奇而来。与当年华人南下创业掘金的路子有些像，这些人因为闻听亲戚或朋友在这里发财圆梦而远离家乡辗转而来，然后一步步了解熟悉情况，谋一个饭碗，一天天做下去。平日拥挤的柜台因为斋月穆斯林封斋，到了下午都去了清真寺礼拜或者回家休息，而冷清了许多。旁边几家印巴风味的小吃摊也打烊了，附近几家锡克教信徒开的素食小摊因此而生意好了起来。留着长胡须的信徒一脸喜气地说，每年都会这样，一个斋月，总会让他们比平时多赚一些。
顺着走廊往下走，小卖部、网吧、服装店、音像光碟租售店、箱包销售店、印巴香料摊等等，像一个微型的市场一样，一应俱全。据麦教授调查分析，这些类型的店铺有140多间。店主大多是印巴人和香港本地华人，零星有几家非洲人开的小店。沿着楼梯走上去，找换店、洗衣店、小公司显得稍微整齐一些。这一层多是电子产品的暂时存储地，因为很多电子产品从内地运到香港，在这里经过非洲或者南亚商人组装包装之后，很快发往他们的家乡，他们因此在差价中赚取一些利润。重庆大厦像一个中央集散地一样，把世界各地的人聚集于此，把大量商品物流至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一带。
重庆大厦坐落在此，大厦里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信徒云集，是因为这里有他们最为方便的实践每天5次礼拜的九龙清真寺。每到礼拜时间，虔诚的信徒们便会丢下店铺，急步赶过去，做完礼拜再回来继续营业。曾经的尖沙咀也是印巴籍各类人士的聚居地，今天多一些人在这里也是历史的结果。
麦教授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提到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重庆大厦能够成为地球人的聚集地，是因为这里有着他们实现“重庆大厦梦”的条件。他们的确能够把不起眼的、零零碎碎的小商品批发过来，发往全球所需之地，使自己慢慢走出困境，走上富裕。欧美世界的商业大亨在香港多以金融与资本运作而追逐利润，而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商人，则用赚取这些日用商品的差价来养家糊口。
重庆大厦就在那里，可能因为人们走进去看看而会逐步揭开迷幻，也可能会因为麦教授的这本书会更加勇敢、更为好奇地走进去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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