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以唐永徽二年(西元651年)作?标志。据中国史籍《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这一年伊斯兰教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西元644-656年在位)派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晋见了唐高宗并介绍了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经过。阿拉伯帝国第一次正式派使节来华,对后来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以及穆斯林商人的东来都?生了重大影响,故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年作?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据《旧唐书》载,自西元651-798年阿拉伯帝国来唐使节39次之多。安史之乱发生后,至德二年(西元757年)唐政府曾借用大食援军协助镇压叛乱。这些大食兵估计有3000余人。事毕,除少数回国外,大部分留居中国。在中国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蓄积永业财?,成?中国人。这是后来形成的回族的成分之一。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是与大食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等中亚人在唐朝的留居同步进行的。西亚和中亚穆斯林留居中国者,除上述士兵外,还有商人、战俘、被掠者等等。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际往来的着眼点在于邦谊,并不那?看重外贸收益。对于外国贡使(有些也许就是纯粹的商人)唐政府的回赐往往与贡品之值相抵。外国商人和侨居唐朝的外国人颇受礼遇。给予诸多便利。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经济实力下降。唐政府觉得养活一大批外国居留者已不胜负担。宰相李泌于贞元三年(西元787年)在京城长安对外国居留人员进行户口清理,让他们要?回国,要?“?唐臣”,有4000余名不愿回国的“胡客”被授予军职或公职,其中当以穆斯林?多。德宗年间(西元780-805年)进口货物关税加重,致使外国商船多到南亚各国就市。从文宗朝(西元827-840年)起形势有所变化。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提及,一是大和八年(西元834年)文宗发布“病愈德音”,取消对舶货的重复征税,完税后任其自由贸易;二是宣宗时(西元847-859年)允许穆斯林参加科举考试,并规定最低限度的录取名额。大食国穆斯林李彦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大中二年(西元848年)考取进士的。这种开放性政策是非常明智的,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客观上,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有利的。
在长安居留的穆斯林,除商人外还有士兵和贡使。在扬州、广州等地留居的穆斯林,主要是商人。肃宗上元元年(西元760年),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刺史刘展作乱,平卢(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东南)副使田神功率兵讨伐进剿扬州,大食、波斯等“商胡”死难者数千人,可见扬州的穆斯林人数之多。卒于僖宗光?二年(西元886年)、葬于扬州江都县弦歌坊的卫氏,其次子的名字就叫“波斯”。在广州留居的穆斯林,据说多以万计。据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说,他们由一位中国官方委任的穆斯林管理。他负责领拜、讲经,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处理民事案件。另据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说,黄巢在僖宗干符六年(西元879年)攻占广州时,杀死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达12万之多。这个数位显然是夸大了,不足?信。然而,毕竟由此可知,居留广州的外国人是非常多的,其中当以穆斯林?最。唐代在海南岛居留的穆斯林多?被掠人口。当时海南有两个大海盗,一个叫冯若芳,一个叫陈武振。两人均以劫掠外国特别是波斯商船?业。因而他们成?家累万金的巨富。他们把船上的珠宝财物攫?己有,把商人船员收?奴婢。冯若芳的“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唐贞元十七年(西元801年)春,唐与南诏?一方,吐蕃与大食?另一方,发生了一次史称“渡泸之役”的战斗。结果吐蕃与大食一方败绩。唐俘获吐蕃、大食等降兵二万余人。这些战俘,很多是穆斯林,后来就在川滇一带安家落户了。
五代时期,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重心已由西部长安一带转移到东南部的闽粤地区。在那里,伊斯兰教在初传阶段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在西境,相对地说,这种影响就没有东南那?大,就当今中国伊斯兰教来说,在信仰上也存在一个从西向东下降的阶梯。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五代时期,在闽粤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穆斯林?主的新的商业阶层,时人称其?“蛮裔商贾”或“海中蛮裔”。其中当然包括久居汉地的“番商胡贾”的。这个阶层的出现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从“番商胡贾”到“蛮裔商贾”的后代,这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
唐和五代时期,穆斯林或者或仕?官,或者从事商业,务农的不会有,工匠也不见记载。考中进士、落籍中国的大食人李彦升是早期中国穆斯林中的佼佼者。蜀中另一个“土生波斯”石处温仕前后蜀,历任司马、节度副使、刺史等职,并领栓校司空衔。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从事商业。他们大多富有,比之后日回回要阔绰得多。唐朝后期著名诗人李商隐曾搜集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颠倒话。即正话反说,其中有一条是“穷波斯”。在经营方面,他们大都从事珠宝、香料、药材这类获利较多的买卖。这是他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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