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真 
最早接触陈克礼及其思想，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兄长从一个朋友的房梁上发现一本几乎被尘封了的书，酷爱读书的他翻开一看，是《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作者是陈克礼。从此，陈克礼这个响亮的名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们全家。于是，原属不同教派的父母带着我们，从教派的狭隘和偏见走向了伊斯兰的广阔与中正。后来到临夏中阿学校（现临夏外国语学校）学习，始知中阿学校的诞生就是陈克礼思想的某种实践。一段非凡的友谊、长达十年的通信“神交”，使远在中原的陈克礼，影响了西北的马志仲和马志信（白哈阿訇），于是第一所“填平派系鸿沟、医治分裂创伤”的学校应运而生。就惯于保守和封闭的西北而言，这不啻是“思想的革命”。后来的岁月，不断接触陈克礼的其他著作、译作和资料，他的思想轨迹和奋斗历程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视野。陈克礼固然是名副其实的阿訇和学者，但他更是一流的思想家——不仅是伊斯兰意义的思想家，而且是中国意义的思想家。陈克礼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许多超前思想，而且在于他为自己的思想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精神。
一、“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境界
纵观陈克礼的作品及其文化遗产，一个与中国其他穆斯林学者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翻译家，或一般的学术家，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土的伊斯兰学者，而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甚或是哲学家；他的思想不仅产生于对穆斯林及其文化的思考，而且产生于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反省与探索。在只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其他人思想的时代，他是和顾准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齐名的思想家。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时代，他提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既不是仿效苏联，也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其实在陈克礼那里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思。
我时常在想，我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的伊斯兰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甚至不断推出一些专着，马复初、刘介廉等的研究一浪高过一浪，但对近现代伊斯兰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思想家的研究却十分逊色。在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一位非穆斯林学者提出在我看来是振聋发聩的建议：我们在对刘介廉等作研究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超越他们的精神和勇气，而不是总是抱着适合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些思想不放。他认为这才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也才是对刘介廉等清代学者的真正尊重。根据我的理解，这位学者不是反对对清代的学者进行研究，而是说不必总是肯定他们的贡献，而无视他们的局限性，比如以儒诠伊是否成功，在学术界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一种思想（只要它是人的思想）的研究应该既包括发掘其中的有益成分，也包括发现其中的消极方面或局限意义。换言之，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前辈学者的思想成果，而不是停留于前人的思想而裹足不前。其次，这位学者的建议对我的另一启发是，我国学术界对近现代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及其文化贡献的研究，与我国日益发展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尚不对称。而对于今人而言，近现代学者的思想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每个思想家都面临自己时代的文化挑战，如果马复初、刘介廉等人面临的是儒释道等思想对穆斯林的影响，那么，陈克礼等面临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及内部封闭保守、派系斗争等对穆斯林的冲击。刘介廉等以儒诠伊，乃认识到儒家一统天下的中国现实，而面对马克思主义独占鳌头的局面，陈克礼所采取的方式和前辈学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一般宗教学者不同，陈克礼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论，即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殿堂，去挖掘它的深层意义和内涵，掌握它的内在联系和来龙去脉，用它的表达形式把伊斯兰的有关理念传达出去。甚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列宁与史达林的不同等，他都注意到了，“读马克思的著作总没有恩格斯的著作明白，列宁的著作总没有史达林的著作好懂。”史达林关于民族的理论几乎成为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权威理论，这一点，陈克礼早有论述：“史达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总比别人高明。”而且对其中的原因作了分析：“这原因可能是由于他本人是少数民族，他有实践，体验过少数民族的痛苦。” (1)然而，他对史达林民族理论的肯定，并没有妨碍他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予以批判：“个人对历史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成为历史进程障碍时，就应该打倒，所以苏联的批判史达林有对的一面。要知道，这段文字是陈克礼在1964年写的，当时的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对史达林有怨言（这也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披露的），任何人不得对这位“导师”有任何微词。当时之所以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热潮，还不是由于苏联否定史达林？而现在学术界对史达林错误的批判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陈克礼很早就提出批判地吸收，而不是照抄照搬，“从团结出发，细读并研究马列主义和毛着，补其不足。马列主义有其局部真理，与咱们有共同的东西，借其政权发挥咱们的理论，这种‘以逸待劳’的办法很有效。”“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出发，批判地看待马列主义和毛着。”（3）
与一般闭门造车的“宗教人士”不同，陈克礼不仅不拒绝外来的思想，而且提倡吸取它们的精华，为我所用，哪怕是被认为是反宗教的马列主义也罢：“可找些新书去读，搜集有关圣教的材料，结合马列著作中有关圣教的话，用对方的言论证明我们的真理，又合法又省笔墨，这也是理论斗争的形式之一。《古兰经》说：．‘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16: 125)”（4），在这里，陈克礼不仅认为马列有正确的成分，可以用它的观点证明伊斯兰的真理，而且也没有完全拒绝使用马列甚或毛泽东关于“斗争”的方法论，把汲取马列理论的作法表述为“理论斗争的形式之一”。陈克礼不仅提出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有益成分，而且认为马列的一些内容源白伊斯兰思想： “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当然是从圣教(5)辩证哲学(克俩目)（6）而来。后来马列主义者所谓‘辩证地看问题，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比较接近我们的‘中和性’原则。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一贯根据此点解决问题，比如党史中反左右倾的斗争，及辩证性的掌握，但对方也不够理解此点。至于中和性的例子，在圣教史中那就俯拾即是，枚不胜举了。要革命，进行伟大的运动，方法问题不能不讲究。拙着专列一章，其意就在此。”（7）
陈克礼思想的精华部分可谓是其中正思想或他所称的“中和性”思想。这一思想源自《古兰经》和先知的教诲：《古兰经》把穆斯林共同体称为“中正的共同体”：先知严词谴责在宗教中走极端的人和钻牛角的人。因此中正思想被认为是伊斯兰的重要特色之一，当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在其名著《伊斯兰的总体特色》、中专设一章，探讨《中正性》。陈克礼的智慧在于把伊斯兰的这一特色用当时风行中国的马列术语“辩证地看问题，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加以表达，说明他不是那种限于教条、盲目排斥其他思想的宗教学者，而是审时度势，把伊斯兰的资讯用时代的语言表达出去。这在宗教思想乃至宗教遗迹被横扫一光的文革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而陈克礼通过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实施着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所宣导的“文明对话”或“宗教对话？。
陈克礼在这里提到的“拙着专列一章”，指他的名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及其中的核心章节《中和性、简易性、目的性》。在那里，陈克礼开门见山，把伊斯兰的使命用时代的语言表达出来：“穆罕默德认识到宗教的物件是人，有人才有宗教，宗教应当是利人的，利人的才能兴旺，害人的必定灭亡。”（8）由此去广泛阐述伊斯兰的目的性、中和性等特点在各个领域的体现。陈克礼通过这些在中国而言是划时代的话语方式，向穆斯林乃至国人展示一个准确无误的资讯：既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讲辩证的、讲道理的，那么，伊斯兰思想和文化何尝不是如此？而且他在谈到伊斯兰的中和性时，多次把它表述为国人所熟悉的“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等等。在文革浩劫中，陈克礼所使用的这些话语方式，丝毫不亚于清代马复初、刘介廉等“以儒诠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马复初等虽然也面临自己时代的文化挑战，但毕竟没有遭遇陈克礼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无情摧残。而正是在那种摧残中陈克礼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历程。从这个角度去看，陈克礼为传达伊斯兰的资讯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是中国任何思想家所不曾有过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宽容立场及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让我们想到了诠释亚里斯多德的伊本·鲁世德( 112 6-1198)，对古希腊哲学家、近代的进化论等予以宽容阐释的纳迪姆·艾勒基斯尔（1897 -1980），以及宣导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之间对话的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 ）。不仅如此，陈克礼计划撰写的论着中，借用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语言来表达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文明的贡献：“黑格尔说：‘穆罕默德的教义，这东方的曙光，出来阻止了日尔曼世界的粗野和任意。科学与知识都经阿拉伯人转入了西方。’马克思说：‘阿拉伯人像埃及人一样，是有文化的民族，他们的建筑物证明了这点。’恩格斯说：‘关于穆罕默德的历史我就要着手研究。’‘在拉丁语诸族那里，由阿拉伯人方面遗传下来了十进位计算法，代数学基础，近代数学和炼金术。而基督教的中世纪，则一无所遗。’史达林说：‘对人民掩盖真相，怕见阳光和批评的政党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9）在陈克礼看来，许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文革的发动者们都未必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许多作为也许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初衷没有多少关系。因此他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年（1967年）就对那时的局势提出自己坦率的看法：“最近党内走资派被揪出，也表明了政治的弊端。总之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要光从现象上下判断。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懂马列主义者恐怕很少，真能奉行者尤鲜。”即使对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陈克礼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指出他的思想并非灵丹妙药，“我们也大力拥护发挥毛着的作用，但不能对它的光芒存有幻想。”陈克礼的含义很明确，文革及之前的大跃进并不是毛着的真精神，因为它们与毛着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背道而驰，所以应当“大力发挥毛着的作用”，用它本身的理论去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是人，他的理论不乏历史的局限性，因此，“不能对它的光芒存有幻想。”就文革的严峻形势而言，这种批评无疑是空谷足音。同时，我们看到，即便是文革的发动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包括陈克礼在内的思想家和人民群众实施无情镇压的时代，陈克礼也没有失去伊斯兰不偏不倚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乃至毛泽东思想予以客观评论，不失为一个思想家应有的思想大度和思想境界。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没有对伊斯兰及其文化予以充分的研究，否则他们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所目睹的基督教历史和现状，而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样的简约化断语。(10)史达林的民族理论和对“怕见阳光和批评的政党”的抨击从理论来说非常客观，但现实中的他和前苏联，却恰恰是这种他所抨击的政党的牺牲品。联想到前不久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在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中相继垮台的现实，(11)对陈克礼引用史达林这段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本来，学术和文化繁荣的条件是保护每个人发言的权利，正如卢梭所说：“我虽然你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任何一个“革命导师”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回到三十年前，这种批评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因为不全盘照搬导师们既有的答案，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陈克礼的预言为后来者所证明和实施，不正说明了陈克礼思想的前瞻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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