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大超 
北京牛街礼拜寺是回族伊斯兰建筑，融中国式古代宫殿和阿拉伯式清真寺建筑风格于一体。资料图片
回族形成于我国历史上的元明时期，其分散全国的分布格局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与其特殊的形成模式及文化特点分不开。回族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在华侨居的穆斯林“蕃客”。
从历史上看，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当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建立了西临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一东一西的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一批批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宗教学者来到中国。由于他们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
这些“蕃客”主要聚居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如唐代的长安和北宋的开封，以及海陆交通方便的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唐宋政府为照顾这些“蕃客”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方面的特殊性，专门为其辟出留居区——“蕃坊”。“蕃客”们在“蕃坊”内实行自治式的内部管理。他们的在华子女可以在所在地入学，因为唐宋政府为之专门开办了“蕃学”。“蕃坊”、蕃学”的出现，是穆斯林长期留居我国的重要表征。
回族的来源，除了这些由于东西交通大开放而纷纷东来的穆斯林商人外，主要还有13世纪由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西征而随之东迁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元代官方文书中统称为“回回”。元代的“回回”，是当时来华“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绝大多数人身份为军士、农人、工匠，也有商人、宗教人士和学者。他们分布很广，遍及全国，史书即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
明代，仍有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入附中原。此外，还有南洋的穆斯林来中国定居。除东来的穆斯林外，回族族源中还有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甚至还有犹太人的成分。东来的穆斯林，特别是元代的“回回”，绝大多数由于路途遥远或战时条件限制，无法携带家属。当他们定居下来后，和当地的各族妇女（主要是汉族妇女）通婚。这些妇女在婚后随其夫信仰了伊斯兰教，成为回族来源的一部分。另外，元代时有蒙古人、明代时有维吾尔族人等，由于选择信仰伊斯兰教而逐渐融入“回回”之中。明代鼓励回汉通婚，加速了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过程。明代文献中提到，“回回”们“党护族类”、“同类相遇则亲厚”、“自守其宗俗而不肯变”等，都表明“回回”在当时已经产生了民族意识， 形成了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可以说，回族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已经形成。
回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蜕变，即从唐宋时期的“蕃客”，到元朝时期的“回回”，再到明清时期的回族。回族的这些演变，始于其先民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随迁移而发生置换，继之于与我国这一新的环境之间发生的长期互动，甚至是在其制约和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回族在诸多方面也表现出了多元融合的特点：
其一，文化的多元融合。回族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回族人民以自己卓越的智慧，融波斯、阿拉伯与汉族文化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我们可以从风俗习惯上找到充分的例证：如回族的经名与汉名双名制，反映的正是民族互动、文化接触、语言交融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再如回族婚姻仪式的二元化，回族基本按照中国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婚姻的程式遵循“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但在每个程式中，回族都会遵守伊斯兰教的一些规定、摒弃汉族的一些规定，如请阿訇主持婚礼、不拜天地等。
其次，宗教信仰的多元融合。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亦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实现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国穆斯林在长期的信仰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吸收也是多方面的。信仰穆斯林的回族也不例外。
最后，语言的多元融合。回族先民来自世界各地，语言最终统一于汉语，这要归结于回族的居住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经济文化生活的频繁交流，特别是通婚等诸方面联系的加强，促使回族逐渐在居住地学习和掌握了汉语。
综上所述，在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凝结下，回族的先民们从中亚和波斯、阿拉伯东来生根，在坚持其宗教信仰不变的前提下，融合中华大地其他民族成分而自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回族的形成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即互补共存是维系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准则。
（编辑：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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