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

昆明永宁清真寺门楼。

翻开历史的篇章，底蕴深厚的云南伊斯兰教史跃然纸上。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年代，有两种说法：“唐代传入说”和“元代传入说”。“唐代传入说”因可证的史料不够充分，至今尚难定论。史学界一般认为，元宪宗三年（西元1253年），忽必烈统帅蒙回精兵10万，令名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从甘肃经四川收复大理国，同年十二月统一云南，留兀良合台戍守云南，此为元代大批回族进入云南之始，也为伊斯兰教传入云南之始。

元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元代杰出的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被元世祖忽必烈选派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大批回族随他而来，开展南疆建设，安家立业。赛典赤以政治家和宗教世家的身份，在云南施行设路府、统政体、兴水利、均赋税、建义仓、开驿道、建孔庙、立义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同时，在云南传播伊斯兰教。相传，赛典赤曾在鄯阐（今昆明）创建清真寺12座。据《云南通志》记载，现昆明正义路上的南城清真寺和金碧路上的永宁清真寺，均为赛典赤所建。元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义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云南时，看到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马可．波罗首先提到“有回教徒”，由此可推测元代云南境内穆斯林人数众多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明王朝大批征调军队，且组织民力和商人在云南各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商屯，中原及江南一带的回族大量随军而来，成为自元代之后的回族第二次大规模入滇。据云南的地方志和碑刻记载，明代，今昆明及其以西的楚雄、大理、巍山、永平、保山、腾冲，昆明以南的玉溪、通海、华宁、开远、个旧、建水、石屏、弥勒、砚山，昆明以东的嵩明、寻甸、沾益、曲靖等地，均有回族聚居区，已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定居点。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又有大批回族军士、移民和商人进入云南，回族人口增加，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清朝以来，云南伊斯兰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向本土化方向发展，开始形成了具有多民族地方特色的云南伊斯兰教。其表现为：一方面是经堂教育的演变和云南学派的形成，汉文译着经典的出现和学术活动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奉行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愈演愈烈，特别是清代后期清政府对云南回族起义的镇压，阻碍了云南回族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由此遭受打击。清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族被迫开始了大范围的迁徙活动，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剧了云南穆斯林在分布上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回族大范围的迁徙，也将伊斯兰教保存下来，带到了全省各地，甚至带到了与云南相邻的缅甸、暹罗（泰国）等其他国家。

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走向社会，致力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实行宗教改良，建立宗教团体，积极创办发行中文报刊，兴办新式学校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造就了伊斯兰文化的新气象和新的发展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据1955年统计，云南省有清真寺490余所，阿訇1300余人。“文革”中，云南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清真寺或被关或被占或被拆，伊斯兰教典籍被烧毁，穆斯林受到歧视和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云南伊斯兰教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84年，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987年，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创办。迄今为止，云南有66.1万名伊斯兰教信教公民，有2259名教职人员，恢复和开放了853所清真寺和固定活动场所，基本满足了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8600多人次穆斯林已到沙乌地阿拉伯朝觐；94名穆斯林到海外留学学成归来。云南广大的穆斯林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云南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作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