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之光 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的贡献，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开始了。
据中国史书记载，唐代曾有一种《九执历》，与中国的传统历法不同。《新唐书》记述 说：“《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中国的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到了明代，“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在此基础上推出更为精确的《回回历》，故清代《历代职官表》明确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清代天文学家梅文鼎（1633-1721）也指出：以三百六十度为天周“实本回回”，唐之《九执历》正是回回历法之权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九执历》是唐代来华的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学的最初贡献。
北宋初年，曾一度沿用五代时后周显德三年（956）王朴修撰的《钦天历》。《宋史》卷68《宋律·历志》记载：“建隆二年（961）五月，以其推验稍疏，乃诏司天少监王处讷等创造历法。四年（963）四月，新法成，赐号《应天历》。”
主持修订新历时，是司天少监王处讷；而《应天历》的真正修撰者，则是来自西域鲁穆(今属土耳其共和国辖地)的穆斯林马依泽。马依泽是今安徽安庆市南关城内回民马氏的始祖，其阿拉伯名字已不可考。据《怀宁马氏宗谱》载，马依泽精通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书成，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
将《宗谱》与《宋史》的上述内容两相对照，我们发现完全吻合。可知《宋史》所谓“王处讷等”的“等”字，指的正是那位名不见经传的怀宁马氏始祖马依泽。马依泽自西域入华修历，是继唐代穆斯林之后又一位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学的重大贡献。
唐宋时期，穆斯林不仅带来了“西域历术”，而且带来了新鲜的天文学知识和术语。到北宋埋藏，这些知识和术语已为中国天文工作者所接受并加以运用。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曾公亮、丁度、杨惟德等人奉敕编撰了一部军事学著作《武经总要》。在这部著作中，编撰者选用白羊、金牛等黄道十二宫名，与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十二中气相联系，以之作为六壬占卜吉凶的依据，“推步占验，行之军中”，为军事服务。
黄道十二宫，是阿拉伯历法的专门用语，指黄道两侧的十二个星座。按照这些星座在星空中分布的特征，古代阿拉伯的天文学者分别将其命名为白羊、金牛、双子（又作“阴阳”）、巨蟹、狮子（又作“天狮”）、室女（又作“双女”）、天秤、天蝎、人马、磨羯（又作“磨蝎”或“摩羯”）、宝瓶、双鱼。白羊至室女为南六宫，天秤至双鱼为北六宫。阿拉伯的太阳历故此又称宫分历，宫度起于白羊，以春分为岁首，依太阳行十二宫一周为十二个月。
白羊、金牛十二宫，相当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二次：降娄（戌宫）、大梁（酉宫）、实沈（申宫）、鹑首（未宫）、鹑火（午宫）、鹑尾（巳宫）、寿星（辰宫）、大火（卯宫）、析木（寅宫）、星纪（丑宫）、玄枵（子宫）、娵訾（亥宫）。清代学者江永（1681-1762）说：“中国则有星纪、鹑首等名，西国则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变者也。”
然而《武经总要》的编撰者，没有选用中国传统的降娄、大梁等十二次名，却偏偏选用了阿拉伯历法的白羊、金牛等十二宫名，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些编撰者中是否有穆斯林天文学者，我们不得而知；但穆斯林的天文知识与术语对当时中国文化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当代回族学者马以愚（1900-1961）说：“今之历家，犹沿回回历白羊十二宫名。”若从《武经总要》算起，回回历白羊十二宫名的沿用已有940余年的历史了。
此外，还应提到11世纪中国古代维吾尔族的伟大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名著《福乐智慧》。据作者本人讲，该书完成于伊斯兰教历462年。查马坚的《回历纲要》可知，伊斯兰教历462年，相当于西元1069年10月20日至1070年10月8日，即北宋熙宁二至三年。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伊斯兰教历纪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换句话说，中国穆斯林使用伊斯兰教历纪年的历史，迄今已经918年了。
不单如此，该书第五章《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还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天文学观点。这些用诗句表述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整个宇宙不是静止的，“它运转不停”，永不止息。
天上的星体各不相同，“一些在上，一些在下，一些明亮，一些幽暗”。但是，它们“互为制约”，相互补充，“和睦相处”在同一宇宙苍穹，依照各自的轨道井然有序地运转。
七大行星均以地球为中心，其中距地球最远的是土星，接下来依次是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它们的公转周期各不相同。
太阳是七曜中唯一发光发热的天体。它“光辉灿烂，用它的万丈光芒普照宇宙”；“太阳一出，大地温暖，百花朝阳而放，争妍斗丽”。有了它，大地万物才生意盎然。
月亮距地球最近，它绕地球旋转，在星际间按一定方向移动并不断地改变其位置。它的运行转动要经过黄道十二宫，“月亮进入何宫，顿即离开，匆忙迁出，导致宫室残破。”月亮处于常变状态，有时它“好似蛾眉”，有时又“变虚为盈”；当人们见它“浑圆如球”时，是因为“它脸儿正对太阳”。因此，作者认为月亮这种月相的变化，与月亮本身不发光有关，与月亮和地球之间相对位置的改变有关，特别是与月亮盈亏的周期性回圈密切相关。
黄道十二宫，在星空中是一些彼此相邻的星座，它们随着季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作者按春夏秋冬将十二宫均分为四组：“三者属夏天，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白羊是春天之星”。实际上作者是用诗的语言，向人们介绍“宫度起于白羊，以春分为岁首”的阿拉伯太阳历。他对黄道十二宫的认识，与《武经总要》的编撰者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承认，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这些天文学观点，在900多年前提出，确是相当了不起的，即使在现在看来，有些也未失去其科学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古代维吾尔族的文学巨匠，以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述了他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以其丰富的科学知识充实了《福乐智慧》这部不朽名著的内容，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增添了一道彩虹，也在中国天文学的认识史上写下了很有特色的一页。
到了元代，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全面重大的贡献，从而使元代的天文历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大放异彩。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在尚未继位之前，就“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任用了一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世祖继位，因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这些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始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至元十七年（1280）置行监。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延祜二年（1315），命秘书卿提调回回天监事。四年（1317）回回司天监品秩复为正四品。当时回回天文学家的社会地位确实是相当高的。
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剌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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