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master 作者：冯今源
一、陈克礼一生是怎样的？
1970年7月5日，在故乡河南省襄城县颖桥镇的河堤上，一颗子弹击穿克礼阿訇的头颅，使这位著作等身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一步迈入历史的史册，回归到真主的阙下，至今已经整整40个年头了。
应该承认，陈克礼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人们的口碑中，对他有褒有贬，议论不一。我以为，要想对他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必须先要对其一生究竟做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全面的了解与认识。陈克礼是在当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害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回回书生，怎么就成了共和国的罪人了？他有罪么？他应该受到这样的极刑么？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楚他的传奇一生究竟是怎样的？
根据网上两份《陈克礼简介》我们了解到，1923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西元1923年6月8日，癸亥年戊午月壬子日，伊斯兰教历1341年10月23日][1]陈克礼出生在河南省襄城县石羊街。直到1951年2月，他先后在故乡的清真寺、颖桥镇清真寺、禹县(今禹州市)清真寺、鲁山县清真寺、宁夏固原县清真寺、甘肃平凉县旅平清真寺、陇东师范学校阿专班、北京成达师范学校学习，先后受教于杜文明、马负图、谢文贵、王静斋、白心斋、马松亭、马坚、庞士谦等阿訇和学者；1948年课外兼任《伊联报》编辑工作；1949年5月，陈克礼回到家乡应聘去颖桥镇清真寺任阿訇；1951年1月所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在北京出版发行；同年4月译作《回教信仰基础》在北京出版发行；1952年2月译作《回教与社会》在北京出版发行。可以说，在陈克礼29岁以前，他基本上是以求学为主；25岁时，开始接触一些编辑文字的工作；26岁时，担任家乡清真寺阿訇之责，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与翻译工作；28岁至29岁时，即已正式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一部专着、两部译作。这一阶段的陈克礼从事的是宗教学习和研究，丝毫也没有牵涉到政治问题。
1952年6月经马坚教授介绍，陈克礼来到北大东语系任助教。在此期间，它主要还是做了这样三件事：一个是继续广泛阅读各方面书籍，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则依然勤于笔耕，继续进行《塔志》(圣训经)的翻译工作，1954年2月《塔志》(圣训经)上册在北京出版发行；此外还完成了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所著《伊斯兰文化史》和西班牙伊斯兰学者伊本·图飞勒所著哲学小说《觉民之子永生》的翻译；第三件事就是当好助教，认真备课、讲课，由于“他知识渊博，见解独到，深入浅出，讲课深受广大同学欢迎”。这时，政治开始关注这位回族穆斯林青年学者：由于他勤奋敬业、工作突出，成绩斐然，学校的“党组织专门派人经常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入党”；然而，却被他“婉言谢绝”；甚至于1955年5月“毅然决定辞去助教一职”，“离开北大，避居海淀清真寺”，后回到家乡，同年9月与妻子离婚。可以说，在北大的三年，陈克礼也基本上是不涉政治，以学习、研究、讲授伊斯兰教知识，翻译伊斯兰教学经典著作为自己的使命，并做出巨大成绩。当政治对他表示青睐的时候，他婉言谢绝了，悄然离开了。在全国掀起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时，他说：“我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这与伊斯兰教没关系。”于是，有人开始对他表示不满了。一位北大的回族教师说：“他在北大是个讨人嫌”，“他孤傲，脱离群众，死守宗教，无视现实”；另一位北大教师说：“陈克礼在北大工作期间，凡集体活动他都不想参加，一有空他就去写书，有事要找他，却找不到他。大家都在紧跟时代潮流，他却逆时代潮流而行，他咋不背时呢。”还有一位他的回族同事说：“陈克礼最大的缺点是说话放肆，他不识时务，正当批判胡风的时候，他竟然说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认为与己无关。”是啊，在当时那些善于“紧跟时代潮流”者的眼中，陈克礼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他的“背时”、倒运，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1956年2月，经教导主任杨永昌再三邀请，陈克礼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师。鉴于在北大的前车之鉴，为了不受政治的干扰，能自由地进行翻译写作工作，他与中国伊协领导言定，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作为伊协正式职员，来去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在经学院任教期间，他担负多门课程的讲授，“所讲授的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余他仍继续坚持翻译工作。然而，在经学院的授课阶段，却为陈克礼的倒楣一生埋下了伏笔。据《简介》可知，“1957年9月，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始‘反右运动’，召开大会批判陈克礼的右派言论，会后，他离校回家。不久，他即携子女流浪。”也有的人介绍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陈克礼阿訇因其对伊斯兰坚定明确的思想观点和光明磊落、直言不讳的性格，首先受到打击。尽管他一再申明以前言定的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伊协方面有关领导仍然坚持要求哪怕他不发言，也要去听一听‘群众’的观点。出于无奈，他参加了伊协组织的对他的批判会。鉴于当时已不能进行授课和翻译工作的情况，他决意离开伊协，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看来，都是他讲课惹的祸。那么，他都讲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论”呢？在《陈克礼传》中有一段他自己在批判大会上的“认罪”言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据他自己检讨说，当时在讲课过程中他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在经学院对学生说：“六亿五千万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当时我有一种错觉，我以为在伊斯兰教经学院，对伊斯兰教学生讲伊斯兰教的发展是“在教言教”，是政策许可的。殊不知，伊斯兰教经学院也要讲政治挂帅，要教育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我的错误就在于教育学生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第二个问题，说我对学生讲：“我们要把伊斯兰的血液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在社会主义社会说这话就是放肆，就是政治错误，那时我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感觉感觉，而认为说话，说过算过。今天，我认识到了言论放肆是有严重后果的，咎由自取。
第三个问题，说我讲过：“要把六亿五千万人变成一个思想是不可能的。”我说这句错话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全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我说这话就和思想改造运动唱反调。错就错在这里，和党的政治运动唱反调当然没有好下场。
第四个问题，说我讲过：“我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这与伊斯兰教没关系。”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讲过的错话，当时批判胡风占了很多时间，我说了这句发牢骚的话，因为反胡风是一场政治斗争，我的话和政治一挂钩就成了原则性错误。现在我认识到我不学政治，不懂政治。反胡风是政治运动，全国人民都得参加，我说不参加就是政治上的无知，批判我反动，不亏。
第五个问题，说我曾对学生说：“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我说话随便，不思后果，受到打击时才细思。马列主义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宗教。一个宗教能融得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吗？我说话随便，随意撂出了这句狂言，又是一个政治言论错误，“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是全国到处可见的口号，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我说的这句话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的。
1958年到1970年，陈克礼厄运连连，倒楣的事情如影随形，一件接着一件地找到他的头上。
1958年9月，不谙世事又高度近视的克礼阿訇因买不上火车票，误买了票贩子的假票，还没有发觉上当受骗，就带着两个孩子登上西行的火车。查票时被查出，不由分说被送进了收容所。盘查身份时，他说出了以前的工作单位，收容机构给其单位通电话，通知单位来领人，单位负责人回答：“这个人是我单位的右派分子，你们可就近发落。”于是克礼阿訇被以右派分子的身份押送到陕西铜川劳改煤矿劳动教养。
1961年11月25日，劳教队宣布对陈克礼解除劳动教养，因释放证文字有误，未领取。据说，由于他表现还不错，劳教队决定对他提前解除劳教。当时，劳改煤矿方面再次与其原单位通电话，通知说陈克礼已解除劳教，让单位来领人，原单位答覆说，这个人不是我单位的人了，交原籍处理。于是克礼阿訇再次大难临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家乡监督劳动。 1962年2月2日，陈克礼领到了经更正的释放证。2月29日领着子女回到襄城县。同年5月应聘去叶县马庄清真寺任阿訇，仅过了三个主麻日即被村政府强令回家。 1963年5月18日，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劳动。 1964年9月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 在这几年中，陈克礼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意志力，坚持实现着他的内心追求。1962年，被送回家乡后，原来那破旧不堪的家已不复存在，一些乡亲们偷偷地帮助他重新置起了一个“家”。当时他被安排看管生产队的菜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且没有行动自由。这样恶劣的处境下，他竟然开始了自己的“十年译作计划”。首先，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整理完成了《圣训经》中、下两册的译稿；又译完了长达六万行的波斯史诗《列王记》；接着又完成了《伊斯兰发展史》、《阿拉伯文学史纲要》等书的翻译。截止到1965年底，他又先后完成了《古兰经学》、《伊斯兰社会思想运动史》、《伊斯兰文化简史》、《伊斯兰学术论丛》、《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和思想家伊克巴尔的《伊斯兰思想维新记》、《历史导论》、《中世纪穆斯林旅行家传》、《伊斯兰史料资料辑要》、《论阿拉伯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伊斯兰学概论》等十几种著作，并开始了《伊斯兰论》、《中国论》、《世界论》三部曲著作的编写。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乱。面对这场祸国殃民的灾难，生性秉直、光明磊落、忧国忧民的陈克礼阿訇，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与“身份”，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秉笔直言，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同时阐明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正确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为此，他招来杀身横祸，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6年8月28日，红卫兵第一次抄陈克礼的家，隔日又第二次抄陈克礼的家，所有译、着手稿被抄收一空。1970年2月26日陈克礼被抓，7月5日惨遭杀害。 二、怎样看陈克礼的传奇一生？40年来，关于陈克礼的议论不一，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有的说他是好人，是穷人，是天才，是人才，是一流水准的知识份子，善良、清贫、勤奋、艰苦，卓尔不群，一生从未侵害过任何人的利益，无愧于国家和社会，他一心只想做学问，只想用伊斯兰思想来净化穆斯林的心灵；也有的说他是“宗教狂热分子”，“政治上的糊涂虫”，“走长路不看天色风云”，“人缘不好，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不能原谅别人，也不可能得到别人原谅；他的贡献也“并非很大”，“他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不明智”；“他说话放肆，不识时务，在经学院工作他太偏于宗教，疏远现实政治，说话随便而且颇多越过政治雷池。当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有人叫他逆来顺受，俯首认错，以避反右运动锋芒，他却说：‘这是起码的信仰自由’而不听忠告”。
在简要地回顾了陈克礼阿訇的传奇一生后，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陈克礼阿訇何罪之有？
纵观他的一生，似乎影响他声誉的只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北大期间，一个是经学院期间，另一个就是在“文革”期间。
北大期间，对其有不好影响的，除了他“婉言谢绝”组织的好意，拒绝加入党组织外，恐怕就是他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会。这是什么罪过么？这是什么错误么？今天看来，这两件事情不但不能算是罪过，连错误也谈不上！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入党还是不入党，参加还是不参加批判会，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任何选择都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因此就将陈克礼送上审判台，就表示当时的中国，公民个人的尊严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证明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错不在于陈克礼，而在于当时社会的执政者。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期间，他在课堂上的一些讲话被定为“右派言论”，是他的主要“罪行”。让我们一一分析一下，看看这些言论究竟有什么错？
1、他在经学院对学生说：“六亿五千万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陈克礼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学者，是一名阿訇，他对自己祖祖辈辈信仰的伊斯兰教有着浓厚真挚的感情，他坚信伊斯兰教是指引人类走向光明的唯一正道，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或迟或早地都会聚集在伊斯兰教的绿旗下，走向统一，走向光明， 走在真主指引的这条人间正道上来，过上两世吉庆的生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一个在教言教的宗教院校，目的就是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的接班人。身为教师的陈克礼阿訇，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光大，坚定纯正伊斯兰教信仰，弘扬伊斯兰教的美德，在建设祖国的实践中，不断用自己的言行扩大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最终使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这个纯正的宗教。平心而论，一位元专职的阿訇这样认识问题，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所谓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人生观水火不容云云，现在看来也值得商榷。宗教信仰属于思想信仰，社会主义属于政治信仰，两者有区别，但不是水火不容。信仰宗教的人，不等于在政治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样是回族，马良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而以马本斋为代表的回族中共党员却是坚决与日寇进行顽强抵抗的抗日英雄和爱国者。除了信仰真主这一点外，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未必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例如，伊斯兰教那些爱国爱教、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怜悯孤寡、热爱学习、努力工作、善待邻里、助残济贫等等善行观、荣辱观，与社会主义的善行观、荣辱观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的。所以，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曾经提出，要回族人民“发扬回教美德，积极投身抗战”；今天我们党又正确地提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这样一个调整党和宗教界相互关系的准则。
当然，当年陈克礼这样讲话，在今日看来，也并非毫无可以挑剔之处。无论是当今世界，还是未来的世界，都不会是哪一家意识形态大一统的世界，都只能是多元的世界。中国也是如此。说伊斯兰教可以成为全中国人民唯一的信仰，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些穆斯林兄弟不是还在着力宣传要把伊斯兰教的绿旗插遍全世界么？这类话说多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会引起不必要的宗教信仰之争、有神无神之争，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还是少说这类大话、空话、套话，多做些实事、好事为好。
2、他对学生讲：“我们要把伊斯兰的血液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这同样是基于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穆斯林阿訇对未来的一种向往而已，算不上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各族穆斯林始终在保留自己特立独行的基本信仰和教义主张的同时，不断地适应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方位，自觉主动地接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薰陶；与此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花园。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始终都是多元的文化，是在不断吸纳古代众多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现代56个民族文化和各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依然要继续吸纳各种人类文化的积极因素才能成功。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回族穆斯林学者提出要将自己世世代代信奉的伊斯兰教的优秀文化之血，“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补充丰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恰恰表达出他的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何罪之有？
3、他对学生讲：“要把六亿五千万人变成一个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句大实话，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当时那种极左思潮的直言不讳的反抗和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国度里，强力推行一种思想信仰要全国人民都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接受，那是痴人说梦，根本办不到！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强迫人家不信教。这绝非仅仅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而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得出的必然结论。
4、他说：“我不参加反胡风的批判会，这与伊斯兰教没关系。”拒绝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会，认为这与他所从事的伊斯兰教经典翻译与研究工作不搭界，会耽误他的许多宝贵时间。如前文所述，在一个尊重每个人尊严的正常社会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或错误，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把这样一句牢骚话说成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只能说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太不正常了！
5、他说：“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未来的世界，恐怕还会是一个多元的意识形态，未必会将所有的“主义”都“融入”到哪一个“主义”之中吧？然而，作为一名坚信伊斯兰教正道，坚信伊斯兰教真理的阿訇，陈克礼具有这种认识或观点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算是什么错误或反动，更不能说是什么“右派言论”。我们国家宪法上明文规定，国家公民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在自己任教的经学院的讲台上，对学生讲出自己的真实观点，并不违反宪法，也不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
从以上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到，陈克礼阿訇那几条所谓“罪证”都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是一位公民应该受到社会理解与尊重的个人观点或行为。从他所正式出版发行的一些文字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他任何反动的言论，相反，却还找到他热爱新中国、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实例。
在陈克礼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再版自序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回族，在从前封建统治时代，正像别的兄弟民族一样，或者更惨痛地遭受着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严重损伤！
现在好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了，宣布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全国人民翻了身，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这样，增高了我们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国人民手拉手地团结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
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盟约百分之百地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
在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决不容许你谈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这本书的底稿，也就被关在黑屋里去了。
北京解放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亲身看到土改运动，体验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这是人民自由的大时代，我的这本书也是出世的时候了。”
这是发自一位回族穆斯林青年阿訇心底深处的真情流露，他用最热情的文字欢呼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新中国，歌颂人民力量的巨大，歌颂人民自由的大时代；他愤怒谴责封建统治时代，谴责封建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对人民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谴责不容许谈任何真理的那个“过去黑暗的社会”；他为埋葬了封建专制王朝、全国人民翻身、少数民族得到平等待遇而欢欣鼓舞，决心“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决心与其他兄弟民族“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每一位元读者，陈克礼阿訇是一位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民族团结、决心为新中国建设努力奋斗的爱国主义者。
“文革”期间，他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秉笔直言，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同时阐明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正确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为此，他招来杀身横祸，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最后被施以极刑。现在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全国人民而言是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几乎使得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跌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在当时，能够像陈克礼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灾难实质、要求中止那场灾难的勇士，寥寥无几，而且无一不是遭到虐杀。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有大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世界、向历史证明，在那场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有真的勇士敢于向专制主义说“不”！在那个理智与良知几乎丧失的年代里，我们民族的理智与良知并未泯灭，他以纯真的信仰为导向，为国家、为人民的前途而担忧，而呐喊，呼吁终止罪恶，回归正道！陈克礼阿訇应该受到我们的崇敬与敬爱！
三、两点启示陈克礼阿訇的传奇一生留给我们很多启示。
1、对于执政者而言，应该从中受到启示。那就是，一定要讲民主，要让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民说话，会失去民心。如今，我们生活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理应享受历史上最民主的生活，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尽如人意，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人民群众的心声无从表达，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有的人热衷于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总是睁大了眼睛寻找“猎物”，随时准备向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发起主动攻击。他们根本不懂得，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与观点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必定失败。毛泽东诗云：“万马齐喑究可哀。”是啊，万马齐喑的局面对于国家而言是最危险、最令人心痛的事情。每一位党的干部和国家的公务员都不要忘记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与义务，要尊重每一位公民的人权，要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否则，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是很危险的。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刘智在其所著《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十二·五典篇·君道》中，阐释穆斯林君主推行仁道的十点意见：“一曰体主，二曰法圣，三曰敬贤学，四曰亲百姓，五曰广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烛奸，八曰从谏，九曰省己私，十曰时察民患。”如今我们党的干部和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中，有多少能够做到真正敬贤学、亲百姓、广仁惠、正法度、烛奸、从谏、省己私、时察民患的？我们的贤学受到充分敬重了么？百姓受到亲近了么？仁惠广泛实施了么？法度公正执行了么？奸佞之人都揪出来了么？逆耳忠言得到重视了么？官员的一己之私可曾时时反省？百姓的艰难困苦可曾时常挂在政府官员的心上？一句话，老百姓拿我们的政府当作可以依靠的主心骨，我们的各级官员们可曾也拿百姓当作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当作自己的亲爹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陈克礼的冤案事件就有可能被历史重演。
专制主义是万恶之源。无论是个人的专制主义，还是小集团的专制主义，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第一障碍，都是滋生腐败的最大毒根。当年蒋介石政权搞一党专政，“民国”蜕变成“党国”，结果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社会生活不民主、不自由，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政权基础极其脆弱，尽管有各种国家机器，有上百万的军队，还是不堪一击，到头来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退缩到台湾海岛上苟延残喘。“文革”时期的教训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不仅没有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也没有了，完全是一人说了算，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无法无天，组织红卫兵大搞所谓“红色恐怖”，对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人无情打击、精神摧残、肉体消灭，其手段令人发指。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人人自危，互相提防，连在自己家中都不敢说真话、说实话，给亲友写信、打电话都要违心地先要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祝副统帅永远健康，说假话、大话、套话成风。表面上看是在搞大民主，实质上是在搞大独裁、大专制。结果是把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推向绝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红色政权险象环生，社会主义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试想，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人的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还能期盼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么？还能期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尊重么？显然，没有民主，就没有人的尊严，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即使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富裕了，也只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轮不到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发展、生活水准提高的胜利果实。2010年2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线民交流时说，要想实现人的尊严必须做到三点：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2、启示之二，应动员全社会都来做矛盾化解工作，不做扩大矛盾、激化矛盾的工作。宗教工作是党的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教育和引导信教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平衡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宗教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教育和引导工作，使全体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紧密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而不是在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无端挑起有神与无神的大辩论，并人为地夸大这种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导致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相互歧视与不团结。要对我国广大宗教信仰者的政治信仰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评估，要充分认识到，经过建国以来60多年的思想教育，伴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各种宗教信仰者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护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党与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准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一定要学会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别人的人格、权利和信仰、风俗；理解人，就是要理解别人的具体处境与个性，承认人们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爱好、兴趣；关心人，就是要对别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为人排忧解难，提供帮助。有些宗教信仰者是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例如陈克礼，他醉心于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的学习与研究、翻译与写作，不爱参加与之无关的一些政治活动或其他活动，不擅长与其他同事多交流。我们不能将人家的这些特点当作缺点甚至错误，横加干涉，予以抹煞。其实，他具有这些特点很好，有关部门的领导完全可以对之加以正确的引导，鼓励他充分发挥这一特长，深入开展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为发展我国的伊斯兰教文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应该对他的这种积极性加以保护，为之创造更好的客观环境，尽量少安排或不安排与他无关的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使他的研究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宗教人士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就有可能与其他人发生一些纠纷。这很正常，并不奇怪。当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在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族、宗教工作汇报时有一个谈话，他强调：“对民族、宗教纠纷要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宜解不宜结，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尤其不能用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掩盖自己的无能。”[2]试想，当年如果陈克礼所在的单位领导能够这样去看待他，理解他，处理与他的关系，还会有以后的悲剧发生吗？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现期，特别是随着利益格局加快调整，诱发社会矛盾的触点增多，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明显增强。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一些矛盾纠纷就可能转化为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认识政府工作人员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我们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势，发动和组织广大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矛盾多的地方去，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着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这里必须警惕的是，有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总是企图在那里蓄意挑起争端，激化矛盾。有的是从极左的方面，打着极左的旗号，例如打着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旗号，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有神与无神的斗争，依然故我地对宗教进行教条主义的“革命大批判”，搞所谓的“无神论宣传”，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上挑起有神无神的大辩论。有的则是从右的方面，攻击我们的党和建设事业全错了，全不行，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要共产党下台，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要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给社会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两部分人闹腾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导致社会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倒楣的最终还是广大老百姓。
宗教问题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引导得好，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否则，会成为不安定因素相对集中的领域。要积极有效地做好宗教引导工作，就必须从以前那些极左的、错误的、教条主义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武装干部的头脑，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做好宗教领域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认真解决好那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做好了，构建和谐社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我们的祖国就会不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作者单位与职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2010-05-08初稿[1] 根据《日梭万年历》推算。
[2] 李瑞环：《1993年2月24日在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族、宗教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见《学哲学 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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