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与伊斯兰文化

本文为回族收藏家金立言接受采访整理

伊斯兰图案纹饰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趣味，其充满自然、优雅、梦幻的艺术魅力，当它们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互相交流、互为借鉴、相互交融之后，便赋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带给人们异样的审美冲击。

清    广彩阿文大碗

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我国瓷器上就出现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纹饰。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中国陶瓷输往伊斯兰地区的同时，伊斯兰装饰艺术也对中国陶瓷的器型和装饰产生了影响。

伊斯兰教装饰艺术中的植物图案、几何图形和书法文字被普遍地用于陶瓷、金属、染织、玻璃工艺及玉器等工艺美术中，其中以制瓷成就最为突出，并且在很多伊斯兰国家中，陶器是艺术表现最高形式之一。

清康熙       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炉

明代官窑中的伊斯兰文化影响

明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回族在我国最终形成的时期。这是因为自唐宋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传教士等从海陆两路来华，其中有些不归者散居各地，娶妻生子。这些人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成为回族的部分先民。

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瓷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类，是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这类主要供宫廷使用；第二类是具有伊斯兰文化的民窑瓷器，主要用于国内部分穆斯林使用，不外销；第三类就是针对伊斯兰地区市场的外销瓷。

由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接纳和认可，明代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发展、完善并成型的阶段。据史书记载介绍：“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明朝修建了许多清真寺以示恩眷，同时重用穆斯林，吸收其中的精英到朝廷任职等，对伊斯兰教的尊崇也表现在对其文化的兼收并蓄上。永宣青花的伊斯兰风格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形成并逐渐强化。

明代正德皇帝对宗教的态度是相容并蓄，且身体力行。他通晓佛经梵语，自封大庆法王，迎请活佛。但是，反映佛教气息的纹饰在正德官窑上却很少见到，只有散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机构的数例书写八思巴文子四字款的龙纹碗盘。

究其原因，在官窑的烧造上，在他身边的回人太监及宠臣等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带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青花瓷器一定都是六字官款，迄今没有一件例外，这表明当时有明确的写款规章，以突出此类瓷器的规格。

另外，我们注意到此类器物中，文房用具占了相当比重，而且都是不见于前朝的创新品种，包括砚屏、瓷砚，两种造型的笔架，各式七孔花插，各式香炉、盒子等，这些造型的官窑均非用于外销，其用途限于宫廷之内。正德之后，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装饰题材再也没有出现在官窑瓷器。”

故宫馆藏正德官窑青花笔架

正德官窑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大量出现的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装饰的瓷器，而其书写内容多与伊斯兰教涵义有关。明正德青花缠枝莲阿拉伯文仰钟碗，碗器身每朵莲花上各书一阿拉伯文单词，且带有标音符号，

5个单词依顺时针汉译为‘愿安拉怜悯的阿里说：抓住那个光明的，远离那个污秽的。’其中，‘阿里’应指伊斯兰时代初期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本•阿比•塔利卜（Ali Ibn AbdTalib），他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同时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精神领袖。”据了解，该碗于传世类品中仅见一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正德青花缠枝莲阿拉伯文仰钟碗

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统治者的喜好也推动了伊斯兰艺术的发展，装饰中出现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书写。以这两种文字做装饰，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字数极少。而明正德时期却以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的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

史书记载，正德时期具有伊斯兰元素的瓷器很多是典型官窑器物，几乎所有器物上也都书“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伊斯兰地区也有很多这样永宣时期的瓷器，品质毫不逊色，但是不带年款。

明代早期永宣时期生产了大量的伊斯兰瓷器，尤其是造型方面，很多器型直接来源于伊斯兰金属器，某些装饰也采用伊斯兰纹饰，这种现象在明代之前或是之后都很少。“

永宣时期官窑有一些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是可以量化的，但是民窑就不固定，可能是穆斯林或清真寺有特殊需求去定制，属于个案。清代以前，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贸易瓷，其生产并不区分是内销还是外销。

明代生产的对内和外销瓷器以及赏赉用瓷器一般是由同一窑口生产，清代则不同，外销瓷从装饰到器型都是针对外国生产，并出现很多专一生产外销瓷的窑口，来样加工，不对内销。”

清乾隆    青花祥云阿拉伯文筒式炉

特制外销瓷成文化交流使者

为了迎合伊斯兰民族的审美需要，在商贸往来过程中，一部分外销瓷受伊斯兰审美意识影响，出现许多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中国外销瓷。早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中造型有双系，有銴的壶类便于提携，符合西亚人用大壶、大罐盛水，头顶器物行走的习惯，很受西亚市场的欢迎。长沙窑还创烧了方形、扁形和鱼形的穿戴背壶，便于商旅行走携带。

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常用的联珠纹在长沙窑瓷器中作为装饰纹饰被采用。扬州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联珠纹双系罐上，即用褐绿双色的联珠绘饰瑞云纹和两支绽放的莲花。植物纹是长沙窑纹饰的一大特点，由于对伊斯兰文化区域的外销，中亚、西亚盛产的椰枣纹、葡萄纹也出现在长沙窑的瓷器上。

在外销的长沙窑瓷器上甚至出现了“真主最伟大”等伊斯兰宗教颂词的书法装饰，受到中亚、西亚市场的欢迎，长沙窑瓷在唐代虽然晚于邢窑、越窑，但很快后来居上，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

清代中晚期的景德镇瓷器上出现幻方纹饰，多用于外销伊斯兰市场。关于幻方纹饰，金立言这样解释道：“幻方盘纹饰独特，源于伊斯兰教苏菲派，被称为‘图曼’，英文译为‘幻方’(Magic Square)，是一种传统数位游戏，使行列和对角线的数位之和相等。这种纹饰的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皆有所见。”

清中期      釉上彩幻方盘

每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有研究者指出：“器物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无论是瓷器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自元代起，回族在中国生根发芽，青花的起源也和元代有关，包括“苏麻离青”的引入与元明以来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交往，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与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等伊斯兰国家文化和物质的交流密切相关。

伊斯兰图案纹饰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趣味，其充满自然、优雅、梦幻的艺术魅力，当它们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互相交流、互为借鉴、相互交融之后，便赋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带给人们异样的审美冲击。

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陶瓷工艺能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与明代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荣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更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