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教小史》（1）

中国大食间的交通

　　回教原名叫作伊斯兰（Islam），是一个阿拉伯字，意思是"顺从"。"顺从"，应该是"顺从造物主"的意思。

　　隋大业六年（西元610年），回教创兴于阿拉伯。不久以后，回教就由阿拉伯传到中国来。但中国和阿拉伯间的交通，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的，并不是回教兴起以后的新鲜事情。

　　当汉武帝时，张赛凿空，就听说西方有一个条支国。后汉和帝永元九年（西元97年），甘英奉使西域，他亲自到了条支。条支，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是ndiochia（ntiochia的讹音）的省译，乃是以一个地方的名字而泛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lllla）全部的。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是可以算在阿拉伯半岛以内的。这样，我们很可以说，在回教创兴五百年前，中国阿拉伯间已经有交通了。

　　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南海的航运已经相当地发达。据阿拉伯史家的记载，这时候已有中国和印度的船只，经由波斯湾，航人阿拉伯内河。

　　隋及唐初，波斯人到中国来的很多。这所谓波斯人，可以解释为波斯国的人，也可以说是从波斯湾来的人。如果后一个解释是对的，当时所谓波斯人中，就一定包含不少的阿拉伯人在内。即使这个解释不对，恐怕事实上也有些阿拉伯人从波斯湾到中国来的。因为波斯湾，在这个时期，已可能成为对印度和中国的重要贸易港口所在了。

　　这都是回教兴起前，中国与阿拉伯间交通的情形。回教兴起后，中国阿拉伯间的交通已经大大地进步。这时，中国人习惯用大食这两个字，称呼阿拉伯。大食是TaZi的译音，原是一个波斯宇。中国人大概是从波斯人那里学到了这个名词。大约，至晚从唐永徽二年（西元651年）起，一直到蒙古人人中原止，中国人都使用着这个名宇。现在我们也可照着唐宋人的习惯，用这两个字表示唐宋时期的阿拉伯。

　　唐时，中国大食间的通路，正常的有两条。一条是走海路，一条是走陆路。贞元间（西元785－805年）宰相贾耽著录中国人四夷路程，就详细地说到这两条路。他说：

　　安西西出朽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人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在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洲，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拨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又北西，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戌。傍碎卜戌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玉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夫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木兑）建城。又五十里，至但逻斯城。

　　安西是现在的库车。俱毗罗碛是现在的赫色勒（Hosel）沙碛。阿悉言城是现在的拜城。拨换城是现在的阿克苏城。思浑河是现在的塔里木河。于祝是现在的乌什。拔达岭是Badel岭。热海是＊。军突弄是PUau Ku dur即 Paulo Conde。海峡是满刺加海峡。佛逝在巴林冯（palembang）。河陵是爪哇。师子国是锡兰岛。天竺是印度。弥兰大河是印度河。提罗卢和是Den：7llajrl。乌刺国是Obollah。末罗国是Basra。缚达城是baghdad。提罗卢和、乌刺。末罗，都是波斯湾上的港口。缚达是大食的都城。这是中国大食问，经由南海、满刺加海峡、孟加拉湾、马拉巴海岸、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以相往还的海上航道。

　　在这两条路线外，还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安南，再由安南从陆路到云南。又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天竺，再自天竺从陆路到云南。在贾耽书中，记着一条安南通天竺道，云南正是这条道的中心。如果以云南为行程的起点，他这一条道的记录正好可分为两条道的记录，即云南通天竺道和云南通安南道。贾耽既有这样的记载，想来当时，这两条道上必定是常有行旅往来的。不过仅就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而论，这两条道毕竟比上述的两条路线要迂远得多。即使有大食人经由这两条路到中国，或中国人经由这两条路到大食，人数也一定是很有限的。

　　自唐时起，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路线，除了因受军事影响而需另觅途径者外，似乎都不出这四条路线的范围。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回教教义的概要，可看刘智着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有成都。广州、镇江、昆明等处刊本），纳忠译的《伊斯兰教》（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马坚译的《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条支之考证及中国大食间在回教兴起前之交通，可看王古鲁辑译的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星（火良）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大学出版）。

　　关于安西至但逻斯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沙畹《酉突厥史料》第一篇第二章。

　　关于广州至缚达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军突弄是PUau Ku dur即 Paulo Conde。海峡是满刺加海峡。佛逝在巴林冯（palembang）。河陵是爪哇。师子国是锡兰岛。天竺是印度。弥兰大河是印度河。提罗卢和是Den：7llajrl。乌刺国是Obollah。末罗国是Basra。缚达城是baghdad。提罗卢和、乌刺。末罗，都是波斯湾上的港口。缚达是大食的都城。这是中国大食问，经由南海、满刺加海峡、孟加拉湾、马拉巴海岸、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以相往还的海上航道。

　　在这两条路线外，还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安南，再由安南从陆路到云南。又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天竺，再自天竺从陆路到云南。在贾耽书中，记着一条安南通天竺道，云南正是这条道的中心。如果以云南为行程的起点，他这一条道的记录正好可分为两条道的记录，即云南通天竺道和云南通安南道。贾耽既有这样的记载，想来当时，这两条道上必定是常有行旅往来的。不过仅就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而论，这两条道毕竟比上述的两条路线要迂远得多。即使有大食人经由这两条路到中国，或中国人经由这两条路到大食，人数也一定是很有限的。

　　自唐时起，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路线，除了因受军事影响而需另觅途径者外，似乎都不出这四条路线的范围。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回教教义的概要，可看刘智着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有成都。广州、镇江、昆明等处刊本），纳忠译的《伊斯兰教》（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马坚译的《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条支之考证及中国大食间在回教兴起前之交通，可看王古鲁辑译的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星（火良）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大学出版）。

　　关于安西至但逻斯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沙畹《酉突厥史料》第一篇第二章。

　　关于广州至缚达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下卷，杨链译的桑原骘藏《唐宋东洋贸易港研究》（以上三书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安南至天竺道，也可看《交广印度两道考》。

　　关于宋代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赵汝适《诸蕃志》（有《函海》本，《学津讨原》本，《国学文库》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承钧《校注》本）。

　　关于元明时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汪大渊《岛夷志略》（有藤田车八校注本），邱处机《长春西游记》（有李文田校注本）和冯承钧译的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清代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马德新《朝觐途记》（有昆明刊本）。 大食商人的东来

　　回教传人中国，大概是信奉回教的大食商人带来的。

　　唐宋时，大食商人到中国来的很多。他们在得到政府允许的时候，可以在某几个指定的都市间往返贸易。但通常，他们都聚居在几个滨海的口岸上。唐时，是广州、扬州。宋时，是广州，泉州，杭州。《旧唐书"邓景山传》记上元元年（西元760年）田神功之乱，杨州的波斯大食商人遇害的，有数千人之多。大食人在唐末所作游记，说黄巢之乱，广州的回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被杀的，共有十二万人之多。这都可见，唐时广、扬二州居留的大食人是很多的。宋时的海外贸易，是承继唐时已有的规模而发展的。大食商人这时在南洋贸易上的领导地位，更比唐时显著。这里，官私文书之记载海外各国的，差不多都把大食列在第一位。这时著名的外国商人，也差不多都是大食商人。《岭外代答》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这已说明大食商人地位的重要。《萍洲可谈》说："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尝事翟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不食猪肉，自是信回教的大食人。《可谈》以不食猪肉为蕃人的特有习惯，更可见宋时聚居广州的大食人之多了。

　　大食商人在中国者，大致都很阔绰，为唐宋人所艳称。唐人小说记载波斯大食商人豪富的故事甚多。他们所说的波斯人，有时实在也是大食人。他们所说的波斯邸，有时实在也是大食人开办的商店。例如裴铡的《崔伟传》说，崔伟到波斯邸，打算用所得的明珠换钱。有一老胡人用十万缗来换这个珠子。"崔洁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此大食国宝阳隧珠也。昔汉初赵伦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禹。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禹面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这是在唐人小说中，"波斯"可解为"大食"的一个例子，也是唐时大食商人阔绰之一个例子。小说中所说的某一件事情固不可完全相信，但小说中所表示的某一类事情总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宋时虽没有这一类的小说，但有不少实事的记载。例如北宋的辛押陀罗，居广州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南宋时的蒲亚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进奉大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罗辛，一个人在同一时期贩来的香料，仅乳香一项达三十万绢。番禹蒲氏在居留地的住宅，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宋末的佛莲，富厚的程度，可以己力发海舶八十艘。这都可见宋时大食商人阔绰的一斑。

　　大食商人在中国似无传教的事，但他们之来华对于教义的传布，似也不无关系。第一，因为他们是异邦人，并且举止阔绰，他们的行动很易受一般人注意，他们的宗教生活也就可能成为人们所注意的一种目标。第二，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事实上恐怕不能不雇用中国人来帮忙。这些中国人同他们相处日久，也许有信仰回教的人。不过，这两种可能的事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没有法子来估定的。

　　大食的商人，有时常代表大食或大食的某一地方到中国来作朝贡使。新旧《唐书"大食传》和《宋史"大食传》所记的朝贡使，从各方面来看，似乎都是大食商人充任的，他们朝贡的任务大概也不出于商务联络的意义。大食朝贡使之最早的记录是永徽二年，就是普通所认为回教传人中国的一年。其实，大食朝贡使到中国来，是一件事；回教传人中国，是又一件事。我们说，回教传入中国，与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贡使有相当关系，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说回教

　　传入中国，与某次朝贡使有关，是不可以的。并且，大食朝贡使虽于永徽二年始来，但在这一年，谁也不敢说，没有回教人到中国来过啊。

　　唐天宝十年（西元75年），中国大食间因石国（现在的塔什干）问题发生战事。中国军队大败，死伤数目在二三万人至十万人之间。大食对唐在西域的势力作了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恶化。天宝年间，安禄山之乱，大食还应中国的请求，派兵来中国定乱。由海道到中国来的大食商人，更完全和这次战事没有关系，照旧地源源而来。另外，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是由这次战事产生的。这次战事使大食在俘获的中国人中，发现许多造纸工人。于是大食得大规模地设立造纸厂，并在若干年后将中国造纸术辗转介绍到欧洲去，给欧洲中世纪文明以很大的刺激。有人说，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中国造纸术的西行，有很大的关系。这话并不夸大。这是当初两国军事当局所梦想不到的结果，也是当时东来的大食商人想像不到的奇迹。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大食商人居留的情形，可看陈裕菁译的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二章，刘复刘小蕙合译的《苏来曼东游记》（以上二书均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大食商人的唐人小说，可看《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中所集《太平广记》各篇。

　　关于大食商人之香料贸易，可看白寿彝的《宋代伊斯兰教徒之香料贸易》（《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

　　关于大合朝贡使的记载，可看新旧《唐书"大食传》、《宋史"大食传》、《册府元龟》九七零，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等卷，《宋会要稿》"蕃夷"门。

　　关于天宝十年，唐与大食间的战事，可看白寿彝的《从但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

　　关于中国造纸术之西行，可看姚从吾《中国造纸术之西行》（《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刘麟生译的卡德《中国印刷术源流考》。

　　大食法之记载

　　回教，唐时叫作大食法。中国人记述大食法最早的，是杜环的《经行记》。杜环在天宝十年作随军书记。中国军败时，为大食所虏。后来在大食十二年，经行西域各国。宝应初年，环始附商船，从海道归国。《经行记》大概是他回国后，根据以前的临时笔记而写成的一部书。现在原书失佚，只能从《通典》一九三、一九四两卷的附注中，见到它的片段。《通典》卷一九三引《经行记》：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

　　又有礼堂，客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生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漫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士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 俭。

　　同卷又引：

　　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唯饮酒谚浪终日。

　　又卷一九四引：

　　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上。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

　　在这几段话里，杜环说到了回教的基本信仰、礼拜、作斋和日常生活上应该遵守的一些条件。

　　回教的基本信仰是一神的，认造物主是最高的存在，无形象，无比拟，超时间性，超空间性，单一，无偶。回教所崇拜的物件，只有他。他以外，回教人无所拜，也不得有所拜。杜环说："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就是说的这种基本信仰。杜环用一个"天"宇，大概是要表示最高存在的意思。不过天还是有形象的，还是造物主所造的一种物，并不足以表示造物主的本然。在这一点上，杜环的记载不免有点毛病。

　　 回教的礼拜，通常有三种。一种是日常的礼拜，每日五次。第一次在东方发白，太阳还未出来以前，叫作晨礼。第二次在过了正午的时候，叫作响礼。第三次在日落前的相当时期，叫作哺礼。第四次在黄昏的时候，叫作夕礼。第五次在天已夜的时候，叫作宵礼。又一种是七日一次的礼拜，叫作聚礼，在耶稣教的礼拜五举行。按规矩，这一次的礼拜，全城的人必须集中到一个礼拜寺里，由当地行政领袖领导礼拜。如果是在一个普通城市，应该是由市长领导。如在国都，应该由国王领导。并且在正式礼拜以前，领导人照例要报告七日来的大事，并对群众有所训诲。杜环把这两种礼拜都说明了。"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是说第一种礼拜。"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是说的第二种礼拜在国都举行时的情形。"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唯饮酒，谑浪终日，"这也是说的聚礼日的情形。不过这句话有错字，末了的十个字应该是"不买卖饮酒，唯谑浪终日"。意思是说，这一天是放假日，做买卖的也不做买卖了，不过他们虽在放假日，也不喝酒，只玩一天罢了。

　　 回教的第三种礼拜是会礼，每年仅举行二次，一次在回历十月初，一次是在回历十二月十日。这二次礼拜，也是大会全城的人的礼拜，比聚礼更隆重，更受重视。十月初的会礼，是结束九月间作斋的一个大典。回教人在九月间，要作一个整月的斋。在这一个月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都不许进饮食。但在夜间可以饮食一切合宜的东西，肉类也是照常可以食用的。一个月的斋期完了之后，大家共同举行一次会礼。至于十二月间的会礼，则除了礼拜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大典，就是宰牲。每一个回教的人，凡是有余财的，都要亲自宰一只羊，或七个人合起来宰一只牛或一只驼。此后就把宰得的肉分作三份，一份留着自用，一份送给亲友，一份送给贫人。这种办法的意思，是要叫人牺牲，牺牲私欲，履行正道。杜环没有把这两次会礼正式地说出来，但把作斋和宰牲都说出来了。"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就说的是这两件事情。杜环对于这两件事情，似乎还不理解，所以在这两句话里，很表示着诧异的神气。

　　回教对于日常生活的处理，在饮食方面，禁止吃猪肉，自死肉，禁止喝酒。在行为方面，禁止斗殴，禁止奸淫窃盗，禁止仗势凌人，禁止损人利己。对于敌人，可以自正道的立场上和他对抗。遭遇侵略，可以反攻，可以对敌人施行杀戮。如果回教人为正道战死，回教的经典是保证他可以人天国的。诸如此类的教条，杜环都说到了，并且都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回教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

　　杜环以后，旁人具体地记述回教教义的，似乎还没有人。北宋时，欧阳修作《新唐书"大食传》，就是摘取杜环的文章，收进传里去的，也别无新说。

　　南宋宝庆元年（西元1225年），赵汝适着诸善志，称回教为大食教度。他在"大食国"条下，述大食教度说：

　　王与官民皆事天。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

月。每日五次拜天。

　　第一句是说回教的信仰。第二句是说聚礼日，回教人所通行的风习。第三句是说作斋。第四句是说平常的礼拜。这一段话说的不如《经行记》详细，又不如它的正确。在《诸蕃志》以外，宋代著作，如朱或《萍洲可谈》，如岳刚程史》，都记着一点回教教义或风习，但更是捕风捉影，不堪一读了。

　　就唐宋两代关于回教教义的汉文记录来看，《经行记》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这一方面可以使《经行记》在中国回教史上占一个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回教在当时简直是得不到中国学人之认识的。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回教礼拜、作斋等典礼的，可以看清刘智的《天方典礼》和余浩洲刊行的《真功发微》（都有术刊本、马福祥影印本）。

　　 关于回教之处理日常生活的，可以看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马注的《清真指南》（都有木刻本）。

　　关于回教根本信仰的，可看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有北平石印本、马福祥排印本），《希真正答》（有马福样排印本），今人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礼堂和公共墓地的创建

　　回教人宗教活动的中心，是在礼拜寺。礼拜寺，唐人叫作"礼堂"。杜环《经行记》说大食的礼堂容数万人，就是指麻嘉（Makka）的大礼拜寺说的。这是"礼堂"之名所自始。

　　北宋欧阳修撰《唐书"大食传》，也因袭《经行记》，采用"礼堂"的名宇。

　　南宋岳珂记其在绍熙三年（西元 1192年）所见回教礼堂，说"有堂焉，以祀名"。这似是又有"祀堂"的名字。开禧二年（西元1206年）前，方信孺着《南海百咏》，则采用"礼拜堂"三个字作名称。

　　唐时，在中国的礼堂，相传有两个。一个在长安，即现在大学习巷的礼拜寺。一个在广州，即怀圣寺。

　　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里有一块碑，题作"创建清真寺碑"，碑尾题"天宝元年"。如果这碑可靠，它就算是一块最古的回教碑，这寺也就是一座最早的礼堂。但近年经专家考证，这块碑实在靠不住，它最早也不过是明代的东西。因而，这座寺是什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

　　怀圣寺湘传是隋开皇年间创建的。据说这时，穆罕默德命赛一德斡歌士带着三十册《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遂在广州首建这个寺。但这传说显然不可信。开皇年间，穆罕默德尚未传布回教，如何能派人到中国传教?《古兰经》成书，是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斡歌士如何能于穆氏在世时携带全经到中国去?这都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寺虽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是在唐时创建，但唐时长安之有回教礼堂是可能的，广州有回教礼堂之可能性更大。怀圣寺虽不见得创建于唐，但至晚要创建于宋，比长安大学习巷的寺要早得多。

　　唐大中五年（西元851年），有一个大食商人叫作苏莱曼（Su－la。）的，到广州来。据他说："广府是商人汇集的地方。中国皇帝派一个回教人，处理在这里经商的回教人间的诉讼。在每一个节期，就由他领导大家礼拜，宣读天启，并为回教国的苏檀（Sultan）祈福。伊拉克（lrak）的商人对于他的判断，总是服从的。他按照真理做事，他的判断总是合于真经和教规的。"这个裁判诉讼的人，似乎就是宋时所说的蕃长。他是一个执法者，同时也就是一个教长。他所住的地方，似乎就是宋时所说的蕃长司。这是一个凡人法庭的所在地，也是一个宗教活动中心的所在地。如以现在回教社会中，司法和教务不分的情形来看，这个蕃长司在实际上也应该就是一个礼堂。如果这话不错，则我们根据苏莱曼的报告，说唐时广州有回教礼堂的存在，总应该和事实相去不远吧?

　　岳珂记绍照三年所见闻云：

　　番禹有海徐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

　　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竞不知其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箍，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中堂有四柱，皆沈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

　　后有卒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园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fi，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园转焉，如旋螺。外不复具梯蹬。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人于塔，出于窦，啁啾号噱，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其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

　　他日，郡以岁时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 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日如例。

　　依这所记把堂与塔之关系及形式来说，它们显然就是怀圣寺和怀圣塔。考之于明清两代的记录。如《殊域周咨录》、《羊城古钞》、《广东通志》等书，也可证明这是不错的。这可见，怀圣寺虽不必是唐建，然它至晚是宋建，是可以相信的。又，以蒲姓所表现的身份，和"群潦"之出人于塔以祈南风的情形来看，蒲姓之为蕃长，及其祀堂之为公共建筑，似也很可相信。这一点，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唐宋时回教礼堂之性质，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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