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女性的头巾

在现代社会，“戴头巾”似乎成了穆斯林女性的标签，这与媒体报导和研究穆斯林女性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很少有像穆斯林女性的头巾那样引起全球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关于头巾的书籍、文章、新闻报导和电视节目可谓汗牛充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东方和西方的媒体、学者都参与其中。

从伊斯兰教兴起开始，头巾就一直伴随着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历代穆斯林学者根据头巾制定了一系列的女性法律法规，由头巾延伸出的各种规定规范着穆斯林女性的生活方式，甚至规范着整个穆斯林社会。当全球进入现代化时期，在西方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下，旧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受到了挑战。很多伊斯兰国家都选择了头巾禁令。事实上，这种通过摘掉头巾来解放女性的方式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结出与西方社会同样的果实。头巾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在大众视线中消失，西方化、民族化、世俗化等理念并没有给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带来真正的利益。传统文化的失落、家庭与民族危机以及道德涣散等问题一一浮现，这时，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认为，西方化不能给国家带来希望，只有回到真正的伊斯兰才是希望。头巾再次成了关注物件，它被认为具有维护道德和信仰、整合穆斯林群体的功能。对穆斯林女性来说，它缓解了现代女性与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她们随和的抗议。头巾不仅仅是穆斯林女性服饰的一部分，而且具有了各种各样的象征功能。小小的头巾背后承载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因而也呈现出这些差异带来的诸多矛盾。

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由来

从伊斯兰教兴起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戴头巾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出于环境的需要还是出于宗教禁忌的规定。同时，作为伊斯兰教立法两大基本原则的《古兰经》和“圣训”里，也具体规定了穆斯林女性要戴头巾。后来的教法学家在注解经训的基础上，又对戴头巾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规定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也是现代社会批判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理由之一。因此，至少可以从社会背景、经训基础和教法解释3个方面来探析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由来。

社会背景

（1）其他宗教戴头巾的传统

在人类历史上，把神圣与世俗隔开一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头巾最早也起着这样的作用。一方面，头巾使人与神圣世界相分离，保持神圣世界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在头巾的遮掩下，人得以与神圣世界相互沟通。头巾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古地中海等时期。西元前6世纪，希腊瓶饰画上的女性、闺房里的新娘、壁炉旁的女神像和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美女王后海伦都穿着古希腊大长袍，头上罩着外罩。在巴比伦的犹太法典里，结婚的女性出门不戴头巾是有罪的。亚述、埃及、希腊、犹太、波斯、罗马和印度，这些文明都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规定女人必须戴头巾。此后的各个宗教文明也有着类似的规定，而且在一些宗教中，男性也戴类似的头饰。女性天主教徒在节日时戴头巾，并且用面纱把脸全部遮住，只露出眼睛，象征着基督受难时的寂静。除了修女之外，在今天，戴头巾仅仅成了一个象征。保罗致哥林多前书中写到基督教的传统：“男人不需要遮住头部，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因此，女性基督徒戴头巾这一历史一直延续到12世纪，时至今日，仍然可以在个别教堂里看到。犹太教男性要戴圆帽，犹太教女性除了进会堂，平时也要戴头巾，这提醒着她们是与上帝同在的。索罗亚斯德教徒的头巾常被称为帕丹、派提达纳或帕农，用来消除污秽。神父（男性）常戴双层的白色方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口水弄脏圣火或其他圣器。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信仰的是索罗亚斯德教，萨珊王室的男女在公共场合都戴头巾和面纱。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禁欲派重视生命，僧侣和修女有时也会穿上穆斯林服饰——“玛哈帕提”，遮住鼻子和嘴，以免他们呼出的热气杀死飞行的昆虫，同时也防止口水掉到圣书或圣像上。

此外，头饰在古代是男女衣服的一部分，表示民族身份和社会地位。古代帝王的王冠、凤冠是皇权的象征物，不同品级、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通常必须穿戴或禁止穿戴一定的服饰。不同的民族也有自己特定的头饰。头巾属于头饰之一，在古代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它代表着人们所在的家族属于上层社会的高贵身份。家族的荣誉和社会地位都可以通过头巾分辨出来。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戴头巾的。由此可见，头巾在古代社会起着维护神圣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积极功能，而且在最早期并不仅仅限于女性。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头巾越来越多地被女性使用，但也有特例，图雷格民族的男人需要戴面纱而女人不需要。

（2）前伊斯兰时期的社会现状

首先，阿拉伯地区地处沙漠地带，天气炎热并且风沙较大，外出行走用头巾把头和脸裹起来是环境所需。即使在今天，在沙漠里行走时仍然需要头巾，所以头巾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地区早已存在，而且男女都戴，主要目的是遮挡风沙和烈日。也是因为环境所需，阿拉伯人男女都喜欢穿宽松的袍子，它可以缓解炎热。其次，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处于游牧部落社会时期，没有男女隔离的社会规范，也没有对女性服饰进行具体规定。所以，在炎热的天气下，女性着装多比较暴露。男女混杂的社会现象也导致男女关系比较混乱。而且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女人不具有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溺死女婴事件频繁发生，甚至女奴不被称为人。再加上没有具体的道德规范，男人随意侵犯女人是司空见惯之事。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兴起的伊斯兰教，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套社会道德规范，从家庭到社会对男女的行为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在男女相处时要降低视线，即不要盯着异性看。在服装上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男性不能穿丝绸。伊斯兰教还从敬畏真主的角度规定了男女如何着装，要求女性戴头巾，穿宽松不透明的衣服，最好外出时穿罩袍。可以发现，伊斯兰教对女性服装的规定一方面与整个人类文明保持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对头巾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剔除了其他文化里所蕴含的一些消极意义，例如男尊女卑、女性的神秘性或女性头发的邪恶性等。同时赋予其两点最重要的意义，一是朴素大方、端庄得体，二是虔诚的信仰。穆斯林女性的头巾不是根据与男性有关的女性的精神地位来假设的，而是以女性自己为主体来规定的。

经训基础

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规定源于伊斯兰教的“羞体”观，认为人类需要穿衣服不仅用来遮羞，还用来敬畏真主。伊斯兰教认为敬畏的衣服是最优美的，礼拜的时候必须要穿衣服，同时成年女性礼拜时必须要戴头巾，这样才能得到真主的喜悦。因此，穿得体的衣服成为了穆斯林的一项宗教义务。

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古兰经》要求男性遮盖下身，而女性不仅要遮盖下身，还需要在亲戚之外的男性面前“用‘乎木尔’遮住胸膛”，最好遮盖到不露出首饰。“乎木尔”是“黑麻尔”一词的复数，意思是“披肩”、“围巾”、“头巾”，泛指用来遮住头发、耳朵、脖子的东西，有时候还包括肩膀和胸部。据“圣训”记载，当先知穆罕默德传达了这节启示经文后，在场的穆斯林女性都立即撕下衣襟（裙裾），罩在了头上。当穆斯林女性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都戴上头巾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艾布伯克尔的女儿艾斯玛依穿着细薄而显露肤色的衣服去见先知穆罕默德，他看到这样的着装后就背过脸去，并说女人到了行经之年，除了脸和手，全身不宜外露。由以上的经训内容可知，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女性戴头巾并且穿宽松不透明的衣服。

教法解释

随着历史的发展，伊斯兰世界在中世纪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新事物，穆斯林无法在《古兰经》和“圣训”里直接找到解决办法，因此亟须对经训内容加以注解来应对新的社会环境。从伊本·阿巴斯（618-687年）开始，经注学家们就拉开了《古兰经》漫长而无止境的经注史。但普遍应用于所有穆斯林妇女的注解开始于著名穆斯林历史学家泰伯里（838-923年）。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出了3种模糊的观点：在家里，妇女应该和先知妻子一样隔着幕帘和外男子交流；妇女的着装可以露出脸和手；妇女出门要遮盖全身（或只露出一双眼睛）。这种矛盾而模糊的解释导致了四大教法学派的分歧。马立克和哈乃斐学派认为女性可以露出脸和手，沙菲仪和罕百里学派则认为女性的脸也要遮住。

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影响，后来的经注学家进一步把头巾和性别隔离制度结合了起来。伊本·召兹认为，如果一个女性出门后会造成诱惑，她最好不要出门。他还认为对女性来说，最好的清真寺就是她的闺房。在类似的解释下，妇女的活动范围逐渐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实际上剥夺了女性去清真寺和参与社会的权利，虽然当时各大文明社会的女性都没有这些权利，但伊斯兰教曾赋予了女性这样的权利。在穆斯林女性权利逐渐被剥夺的过程中，伊斯兰文明越来越与其他文明趋同。罩袍和深闺制就是这样的历史产物。尽管有这样的规定，但在农村的穆斯林妇女那里根本无法遵守。她们要参与劳动，待在家里或出门全身遮盖对她们来说都不现实。因此，这些规定多半在城镇里流行。

随着穆斯林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尤其是从上世纪20到80年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强制性要求女性摘掉头巾，以达到解放女性的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西方服饰充斥着伊斯兰世界，传统的伊斯兰服饰在大城市消失了。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了头巾。对头巾的注解再次拉开了序幕。世俗主义学者大都从学术角度来重新注解经训，由此得出头巾是父权社会的产物，违背了伊斯兰精神，应该被去除。经院学派仍在旧话重提，艾布沙卡认为女性出门应该遮住全身，包括脸和手；筛海沙拉威认为长的非常漂亮的女性出门应该遮脸，但并没有说明漂亮的界限；穆罕默德·安萨里和优素福·格尔达威认为女性出门不必遮脸。伊斯兰主义者站在西方文化学术圈的立场上讨论女性参与社会的必要性，认为面纱不利于妇女融入社会，所以反对戴面纱参与社会活动，但支持戴头巾。

头巾的功能

虔诚信仰

在现代社会，即使平时不戴头巾，穆斯林女性在礼拜时仍然要戴，所以头巾是无法完全从穆斯林的生活中消失的。

首先，头巾与社会道德有关。在伊斯兰社会里，一个戴头巾的女性被认为是虔诚的、与人为善的、端庄的、明事的、守约的、耿直的，是纯洁的、贤淑的、聪慧的、持家的，是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和好榜样。可以看出，穆斯林赋予头巾很高的道德诉求，它几乎成了“善”的代名词。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是善的化身，她只会做与人为善的事，杜绝与人为恶的事。作恶在她们看来不仅不利于他人和社会，而且也不利于她们的宗教功修，会减少她们在真主那儿的品级。在一个女性戴头巾的社会，社会道德是纯良的，社会秩序是良性运转的。正是有这样的观念，伊斯兰世界直接把社会的道德涣散归因于不戴头巾，要制止年轻人的不良习惯，先从母亲的头巾做起。

其次，头巾与完美信仰有关。在虔诚的穆斯林女性看来，盖头与真主的关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变得牢不可破，她们把头巾上升到对真主的敬畏层面，以及对先知妻子圣品的向往。这种敬畏感表现在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表达了她们对天堂生活的追求和对火狱生活的畏惧。女性做礼拜要戴头巾，不能穿显体形的衣服，不能露一丝头发，否则她们会担忧做的礼拜不完美，可能会得不到真主的接受，进而影响到她们在后世的归宿；见亲戚之外的男性时要戴头巾，哪怕是在盲人面前，因为头巾可以阻止男女双方产生非分之想并可以维护双方心灵的纯洁，进而增加双方的功修，以便接近天堂之门。这种通过头巾来表达对纯粹信仰的追求从先知时期起一直亘古不变。

社会规范

在伊斯兰历史上，头巾与性别规范有着密切关系。性别规范起源于区分男女两性并在道德上约束异性相吸的人类天性，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道德规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男女有别。所有的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让男女两性表现出不同的外在特征。例如，男性不能留长发，女性要戴头饰等。所以，在伊斯兰教里，戴头巾表明了她是一位女性。此外，头巾还与通过仪式有关。一是与成年礼有关，伊斯兰教认为女孩子到了行经期就需要戴头巾，而教法规定女孩从9岁就需要戴了。女孩一旦进入行经年龄段，就代表她成年了，她将会与男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越来越不同，她具备了结婚生子的条件，戴头巾可以防止因女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而可能带来的混乱。因此，戴头巾是女孩子一项成年礼。同时，在中国西北地方，戴头巾还与结婚礼有关，女孩子一般会在结婚当天或第二天开始戴头巾，意味着她是已婚女性。

另一方面，要求两性不得随意接触，各自有不同的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为性别隔离制，也可称为建筑物隔离制。在先知时期，男人见先知妻子时要隔着“帷幕”进行，后来这一行为在经注学家的解释下演变为伊斯兰社会的一种制度。中世纪穆斯林的家庭住宅模式遵循的是“珀达”深闺制，专门为女性提供的内宅不允许男性进入；家里的女性也不允许随意接待男客人。到了现代社会，虽然这种模式被打破了，但伊斯兰社会处处都体现着这种制度，有专门为女性服务的银行、公交、地铁、医院、商场及其他各种服务设施，保证了女性在充分参与社会的同时又与男性隔开。

身份认同

头巾不仅仅是穆斯林女性服饰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各种各样的象征功能。无论过去与现在，头巾都是穆斯林自己或他者用来解决社会矛盾和文化张力以及表达个人诉求的有力突破口。

就文化认同而言，头巾在整个殖民时期代表了一种愚昧、落后和一个僵化的父权制社会，需要加以改造和变革；头巾在后殖民时期又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值得传承和发扬；进入21世纪，头巾又代表了诸多文化模式中的一种和另一种现代性，足以与西方文化模式相抗衡。

就政治认同而言，头巾更是与人权、信仰自由、公民权、身体支配权、文化多元等基本诉求联系起来。中国的一些穆斯林女大学生通过戴头巾来表达这样一种心声：她爱国、爱教、爱族，她喜欢学习、热爱生活、勇于担当。此外，从西方打开殖民大门之时起，头巾一直是批判的焦点，通过批判头巾来凸显文明的冲突和社会的不稳定。

各地的头巾

伊斯兰世界的头巾

综观整个伊斯兰教历史，穆斯林女性在着装上一方面严格遵守经训原则，戴头巾，着装得体，另一方面又呈现出纷繁多样性。伊斯兰教遍及五大洲，在与各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地方性的伊斯兰文化，每个亚文化群体对头巾的理解和诠释都不一样。因此，头巾在样式、质地、花色和戴法上都呈现出了差异性，这也正是穆斯林头巾的魅力所在。

（1）土耳其方巾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女性外出时都要戴头巾、穿罩袍。上世纪初，在国父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追随法国走世俗主义道路，实行了彻底的政教分离政策，禁止土耳其女性在公共场所、中小学和大学戴头巾，因此许多女性不得不在校门口摘掉头巾读书、工作。随着伊斯兰主义的上台，新的土耳其议会在2008年2月以高票支持率通过了修宪案，允许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戴头巾，以此来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老精英阶层反对这一立法，认为这威胁到了土耳其的世俗特征，但我们从中能看到土耳其试图走一条积极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道路，以此来拉近与欧洲国家的距离并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

随着新宪法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女性开始戴上头巾进入学校和职场。她们女性喜欢戴一块小小的方巾，材质主要是土耳其纱，质地柔软、悬垂挺括、滑爽舒适。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材质的方巾，诸如纯棉、模拟丝、真丝、乔其纱、巴厘纱、佳丽纱、雪纺等等。头巾以各种土耳其民族风情的印花为主，也有几何图案和花卉图案。最小的方巾宽和长为50厘米，勉强能把脖子护住，与这种方巾配套的衣服一般是高领的。为了显得更加漂亮，她们还会戴80厘米见方的大方巾，除了把脖子护住外，多余的部分还可以在脖颈处挽各种结，蝴蝶结和玫瑰花结是最常见的。各种漂亮的方巾再配上时尚的服装，真正实现了方巾之美和人之美的完美结合。老年女性一般戴比较宽大的方巾，也很少挽各种结，主要追求的是朴素大方。

（2）埃及头巾

埃及是世俗化国家，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头巾禁令，在许多岗位特别是新闻媒体业，禁止女性戴头巾。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新政府开始允许女性在公共场合戴头巾，以此来体现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因此，近些年戴头巾的女孩越来越多。埃及头巾可谓是五颜六色、材质多样、样式迥异，棉麻、丝质头巾最受青睐。这样的头巾与头发更加贴合，不容易走形，也比较透气。埃及女孩一般戴长巾，最普通的戴法是在脖颈处用别针固定住，较短部分垂在胸前，较长部分在头上绕一圈或两圈，再用别针进行最后的固定，这样的戴法既简洁又优美。埃及女孩注重头巾和衣服的搭配，如果头巾是玫红的，那么至少有一件衣服属于这个色系。为了使头巾显得更加有层次感，埃及女孩还会选择两条到三条颜色不同的薄头巾叠加相戴，呈现出阶梯状，一般打底是一块纯白色的小方巾。这样的戴法使脸部轮廓更加清晰，人也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3）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头巾

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伊斯兰国家，马来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齐聚一堂，使这两个国家呈现出开放和包容的特色。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这里的女性戴头巾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但大部分穆斯林女性喜欢戴各式各样的头巾。最普通的头巾是大方巾，在脖颈下用别针扣住就可以了。近些年也出现了流行戴法，一种是在长巾上刺上各种图案的绣花或用亮片、珠子、碎钻等缝成各种图案，戴在头上后，这些图案会在头顶部分和发髻部分凸显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另一种是先戴一个轻薄舒适的棉质打底帽，把头发、脖子和耳朵都遮起来，然后在上面戴上帽子、方巾或长巾，随自己的喜欢挽各种样式的结，这样的戴法显得时尚又美丽。年长的女性一般会选择戴套头式头巾，在头顶部分缝有亮片、珠子和碎钻等，戴上后显得既稳重大方，又优雅得体。

（4）罩袍

还有很多伊斯兰国家依然延续着历史上的传统着装方式，女性外出时在衣服外面都要穿上罩袍。沙特在瓦哈比教义和政府政策的要求下，女性穿黑色的仅露眼睛和手的“阿巴雅”。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也通过禁止女性戴头巾、穿罩袍来改革社会，但在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朗宪法规定女性外出时必须要穿可以露脸的黑色“卡道尔”，认为这有助于道德净化。近些年，伊朗女性的头巾禁令也趋于宽松，很多女性可以戴头巾外出，甚至可以露出小部分额发。走在伊朗的大街上，会随时看到把露出的额发染成各种时尚颜色的女性。阿富汗在塔利班执政、严格要求女性外出时，穿把眼睛也用纱网遮住的“波卡”。但随着塔利班的倒台和新政府的上台，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鼓励女性脱掉“波卡”进入社会，改穿其他符合宗教规定的服装。阿曼女性喜欢穿精美明亮、靛蓝色的“巴图拉斯”，除了颜色有差异外，其他与沙特罩袍一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都是罩袍，但因文化和地域的不同，罩袍也有颜色、款式上的区别。近些年，罩袍的颜色和样式也开始与时尚接轨，虽然主流颜色仍然是黑色，但也有深蓝、咖啡、浅紫等暗色系列。罩袍的质地有普通的黑布、棉麻、人造丝和纯丝质，价格也因布料的不同而迥异。除了单层面料的罩袍外，还有双层布料的，外层以黑色薄纱为主，里层是五颜六色、质地各异的布料，使罩袍不再显得沉闷。此外，参加盛宴时，她们还会穿金色、银色和大红色罩袍。这些罩袍在裁剪上也略有差异，一种是两件套，头巾和衣服分开，另一种是一件式套头。传统罩袍一般比较宽大，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修身的罩袍，穿上后显得婀娜多姿，魅力尽显。为了让罩袍显得更加漂亮时尚，罩袍上还会加上各种花型的刺绣或缝上亮片、珠子、水晶和碎钻等。

这些国家的女性之所以能接受罩袍，与她们国家的社会隔离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些国家里，男女有各自的活动领域，有专门为女性设置的银行、商场、娱乐场所等。大多数聚会都是男女分开的。她们出门时，在罩袍下穿上时尚漂亮的衣服，到聚会场所后脱掉罩袍，美丽的身材、彩妆发型、精美的衣服、奢华的珠宝首饰尽显眼前。

西方的头巾

在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学者深深折服于穆斯林女性罩袍下的神秘魅力。他们尽各种可能追寻罩袍下的真相，甚至有些旅行者扒在栅栏边，希望通过窗户偶尔窥探到穆斯林女性的真容。这种密不透风、无处窥探的现状，赋予了东方主义者更多的想像，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的是神秘妩媚的穆斯林女性形象。伴随着殖民而来的是移民浪潮，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以劳动力或技术人才身份移民到西方各国，同时也把伊斯兰文化带入西方社会，头巾也随之进入西方人的视线。当然，头巾一开始与落后、压迫、歧视等名词相联系，很多穆斯林女性在进入西方社会后要么摘掉了头巾，要么不参加工作。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来的头巾复苏现象在西方也蔓延开来，戴头巾者主要是年轻一代的穆斯林移民后裔。她们身穿流行的西方服饰，打扮时髦，身材苗条，唯一与其她女孩不同的是戴着头巾。信仰不再与朴素、单调相连，而是体现一种个性美和外在美，也体现了穆斯林女性的从容和自信。因西方穆斯林女性是移民后裔，因此她们所选择的头巾样式一方面与母国保持一致，一方面又与时尚潮流趋同，总之呈现出纷繁多样的特性。

“ 9.11”之后，穆斯林在西方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更是不敢出门。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下，西方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试图发现和了解伊斯兰教，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更多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也更加坚定了信仰，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性开始戴上头巾来彰显一种正面的穆斯林形象。

中国的头巾

中国穆斯林女性新式头巾

中国甘肃1980年代穆斯林女性的头巾

在中国，人们习惯用“盖头”指称各种遮头物，“盖头”在中国有着与伊斯兰教无关的悠久历史。盖头在周代已出现，最早是遮面，人称面衣。约至魏晋南北朝时，变为遮盖整个头部，这种形式一直影响到后世。“盖头”这一名称到唐代才开始出现。五代之后盖头普及，至宋代尤其流行。宋代的盖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一块帛巾在覆盖头部的部分缝制成风兜，戴时套在头顶，露出脸面，帽裙在臂部分开，形成两个披肩，下端为尖角形，下搭在胸前，这种形式大概就是中国穆斯林女性所戴盖头的原型。另一种仅为一块覆在头面上的帛巾，这种盖头常见于婚礼场合，新娘盖头多以红色的纱或丝绸制成。此种风俗一直沿袭到中华民国时期，在近现代的中国农村还可见到。中国穆斯林也沿用这一习俗至今，穆斯林女性结婚时会在盖头上再罩一层红布。

如果追溯穆斯林女性最早所戴的“盖头”样式，可与“幕离”联系起来。幕离，面衣和帽子合为一体的遮头物，源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流行于隋唐时期，形制较大，除遮住脸面外，还可障蔽身体。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唐代穆斯林女性所戴的盖头样式。中国穆斯林女性的传统盖头样式是：以一块帛巾在覆盖头部的部分缝制成遮头物，戴时套在头顶，露出脸面，帽裙后长前短，可遮至肩膀，脖帘有时仅遮盖脖子，有时可遮至胸部。可见中国穆斯林女性的盖头样式是在宋代盖头样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穆斯林女性戴的盖头有棉、麻、丝、纤等各种质地。过去西北地方女性常戴3种颜色：未婚和已婚未育女性戴绿色盖头，显得生动活泼；已生育的少妇和中年女性戴黑色盖头，显得庄重大方；老年女性戴白色盖头，显得持重有涵养。至今还能看到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撒拉族和东乡族的女性仍然戴着这种盖头。

“文革”对中国穆斯林女性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开始摘掉头巾，参加工作。头巾在大城市几乎消失了，但在民族聚居区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不过在样式和戴的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宁夏的大部分女性戴帽子，类似于护士帽，仅把头发遮住，脖子和耳朵都是露出来的。早期的帽子是纯白色，但这种颜色不耐脏，需要穆斯林女性勤换勤洗，而且时间久了颜色会变暗。所以，到了上世纪末，一种蓝色的帽子逐渐被当地穆斯林女性所采用。这种帽子颜色耐脏，也不容易变色，深受宁夏女性的喜爱。有些地方还戴粉色的帽子，例如宁夏泾源的女性，至今仍喜欢戴粉色帽子。近几年，一种用纱制成的绣有各色图案的花帽也开始流行，这种帽子戴上不仅显得漂亮，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颜色的衣服来搭配同色系的帽子。甘肃和青海地区部分女性仍戴传统盖头，但大部分女性开始戴新式头巾。在1989年左右，随着甘肃、青海两省派遣学生到马来西亚学习和访问，马来西亚的大方巾也传入了西北地方和云南，女子阿语学校的学生率先戴上了这种头巾，相比传统的盖头，显得更加活泼动人。近些年，中国西部地区和云南的穆斯林女性一直紧跟马来西亚的头巾潮流，布满亮片、亮珠、碎钻和绣花的长巾、套头式头巾等随处可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女性戴的头巾类似于土耳其方巾。年轻女孩用一块小方巾把头发和耳朵遮住，并在脑后系结。近些年也流行西班牙式戴法，先将头发盘成较大的发髻，如果头发不多，还可以用头花或发卡增大发髻，然后将头巾在脑后系结，将头巾的两端在发髻上缠绕，盘到头巾尾部用别针固定住。这种戴法显得身材修长，气质优雅。

总之，头巾不仅代表了传统与过去，也代表着现在与未来。穆斯林女性通过头巾完美地结合了现代和传统，表达了新时代的信仰诉求。她们与真主的关系表现出的不再是灰色、单调和拘谨，而是鲜艳、多样和奔放；她们与社会关系表现出的不再是冷漠和隔绝，而是热情和参与。

【作者：黑志燕（中共固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