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位于北京牛街南横西街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大楼,长期以来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标志性建筑。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对此寄予的初心。
1955年4月,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达浦生,以周恩来总理宗教事务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万隆会议。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12个是伊斯兰教国家,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又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印度尼西亚当地的一座设施完备的现代化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很气派,当时周总理问达浦生老人:“咱们中国有没有?”达浦生说:“还没有。”周总理说:“回去我们也要建一个。”回国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设想,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而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众多的伊斯兰国家却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需要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需要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毛泽东同志宴请宗教界知名人士,与达浦生(左一)大阿訇亲切交谈。
很快,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正式在北京成立。成立后的经学院借读于当时的北京回民学院(现改为回民中学),马玉槐任院长,达浦生和马松亭任副院长(达浦生次年任院长)。学院的办学宗旨是:造就一代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有相当宗教学识、严格宗教操守、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阿訇和毛拉。同年9月,经学院首届本科班开学,学生由回民学院阿拉伯语专修班转来,入学时直接升入三年级。经学院相继聘请了曾经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著名穆斯林学者任教,并按照周总理的建议,邀请埃及专家来经学院讲学。
经学院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规模还是太小,与毛主席、周总理国际化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还专门谈到了经学院的问题,他讲道:“高级的经学院办得也还少了些。为宗教服务的人员还不够,还要扩大。我们已经请了埃及的教师来讲课,埃及是伊斯兰教研究经学的权威地方。今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别的国家愿意和我们交换教师、学生,我们也愿意考虑。”(见周恩来在1956年5月30日的讲话《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
于是,周总理指示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尽快设计,否定了中国伊协原有的规模小、伊斯兰特色不明显的设计方案,并对建筑规模、建筑样式、功能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时任北京市规划局主任的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受周总理的委托,荣幸地全程参与了此次设计。赵冬日194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在日留学期间,就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边学习、边从事革命工作。后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系主任,建国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工程师,主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及编制工作,并设计了中直礼堂(1954年)、全国政协礼堂(1955年)、北京市委大楼(1955年)等标志性建筑,后来还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规划等重大建设项目。正是有了建筑大师的鼎力相助,不久,一个新的规划蓝图和设计方案,在周总理的亲自参与和支持下出台了,并最终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中央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开始了加紧建设。
80多岁的达浦生阿訇曾在经学院的大会上激动地说:“我随周总理参加了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成立也再次昭示,我们迎来了教门发展的又一个光明时期。光明驱逐黑暗,当务之急是培养大批学贯天人、学贯中外、学贯古今的高品级人才,进而带动起全面的穆斯林教育,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并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把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建成东方的爱资哈尔”。
达浦生的“三个学贯”的思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1956年11月,毛主席亲自宴请达浦生和几位党外上层人士。当听了达浦生汇报经学院的情况和“三个学贯”的想法后,毛主席说:“伊斯兰是个大世界,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爱资哈尔,需要通晓古今中外的宗教学者。”同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百忙中还接见了出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体现了党中央对伊斯兰教工作的重视。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之初,学生们在教学楼顶的平台上做课间操
据经学院首届本科班学员、资深翻译家李华英先生回忆:“经学院是借1955年亚非会议的东风,经毛主席批准,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京回民学院阿文专修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第一所宗教院校。当年该校在校生每月的助学金为24元,比普通大学生12元5角的助学金几乎翻了一番。其教授专业课的师资力量雄厚,不仅有中国最有名的穆斯林学者,还先后聘有4位埃及专家。此外,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还拨巨资为经学院兴建了一座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教学大楼,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政治待遇更是优厚,经学院首届毕业生还于1957年6月21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令人遗憾的是,自经学院成立之日起,这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宗教院校就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污蔑。他们说:“难道经学院能培养出合格的伊斯兰教接班人吗?经学院只不过是个‘展览馆’,经学院的学生只能是欺骗世界舆论的‘展览品’而已。”而国内受“宗教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理论影响的一些人,也跟着说什么“国家创办经学院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总之,受来自“左”“右”两方面舆论的夹击,人们对经学院到底有没有前途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正如经学院师生所感受到的那样,经学院自成立以来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怀。当年,周总理还在国务院礼堂亲切接见了经学院的学生。首届毕业生同中央民族学院各民族师生一起,1957年在中南海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经学院26名首届本科班毕业生,改革开放后都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界的领军人物、知名翻译家、学者和各领域的翘楚。
1982年经学院恢复办学伊协原领导人包尔汗、马松亭阿訇、张杰、沈遐熙、安士伟阿訇与恢复后首批毕业生合影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1958年3月1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新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终于落成,师生喜迁位于南横西街的新校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由东四清真寺搬至新址办公。新的经学院是由国家拨专款,按在校学员500人的规模建造的。主楼为三层,包括教室、办公室、图书馆、阅览室、礼堂、礼拜殿和大小净室等设施,至今看来仍不过时,体现了新中国的国际视野、大国气魄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新大楼落成后,每年都要接待众多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友人和贵宾,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的民间外交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
【来源:《三秦宗教》2021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
李健彪,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回族学会副秘书长,第四届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民族学博士。荣获陕西省跨世纪优秀青年文艺家、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西安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获全国和省部级奖50多次、出版有《达浦生评传》等专著10部。在全国回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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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平台“西安回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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