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

——武汉三镇上的清真寺及信仰历程

走进武汉，登上黄鹤楼，但见长江浩渺，雾气茫茫，船帆点点，大桥横跨，江岸翠绿，高楼林立。因长江、汉江交汇形成的武汉三镇在尘雾里若隐若现，这就是有着六百万人口的大武汉。在茫茫人海和数不尽的楼宇中，仍有三万余回族散居在三座清真寺周围，高耸的新月和悠扬的邦克声在长江、汉江交汇的大都市以特有的形式荡漾着，彰显著回族伊斯兰文化及其信仰。

一

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权路清真寺掌教阿訇魏尚举引领着我，在武汉三镇穿大街过小巷，在高楼林立的街区行走着，所见所闻，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武汉回民对信仰的执着以及清真寺在围聚团结引导穆斯林中的重要作用和自身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从东湖宾馆坐公交电车，经黄鹤楼，过长江大桥，便到终点站汉阳，在一条店铺林立的低矮旧楼构成的街道上，我找到了民权路146号清真寺。   

门柱旁镶嵌的黑大理石上，是武汉市人民政府1993年7月28日撰写的文字：

优秀历史建筑——广益桥清真寺，伊斯兰教建筑，1929年建成。清康熙年间，来自各地的回民先后到汉口广益桥一带定居；1723年始建清真寺，后不断修缮，1726年建成清真寺后，因面临广益桥，故名广益桥清真寺。1900年被毁，后集资重建，1911年又遭焚毁，再于1916年捐款修复，1929年因拓宽马路，拆除旧寺，募集将清真寺修建至此。

进入寺门，过道墙壁上，张贴着宣传教义的图文，眼前是一座五层楼房，一楼是水房等；二楼设有寺管会及阿訇办公室、讲经堂、会议室；三楼的礼拜殿能容纳500余人，四方白柱子支撑楼顶，领拜处侧旁的经桌古气考就，凹壁处是一扇能打开的门，明媚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大殿，铺着一排排织着“民权路清真寺”大字的蓝色礼拜毯，使大殿气氛庄重，干净整洁；四楼是武汉市伊协办公处；五楼为大礼拜殿兼会议室。底格勒拜的钟声响了，十多位头戴白帽，内清外洁的穆斯林在魏尚举阿訇的引领下，虔诚的礼完拜功，我为他们在大殿留下了一张颇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站立大殿，透过明亮的窗户，远处的楼群高耸，颇显壮观，与清真寺周围低矮陈旧的楼群对比明显。清真寺近前的一片已拆迁，散落着残砖碎瓦，过不了多久，这座建于民国5年的清真寺将在人们视线里消失。政府投资，多方集资，原地会耸立起一座更有时代特色的清真寺。

在寺管会办公室里，精神闪烁，已年近八旬的寺管会主任马孝顺老人思路清晰地为我讲述着武汉回民和民权路清真寺的历史。

与任何地方一样，回族走到哪里，信仰会带到那里，清真寺也会建在那里。历史悠久，人口稠密，商贸繁华，水陆交通顺畅的武汉三镇吸引着为生计而在大地人奔波的回回们。清康熙年间，陕西、甘肃、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回商们、手工业者们以及少量为官做学问的回民先后来到武汉广益桥一带定居。他们立足后，拿出并不多的钱款，于清雍正元年（1623年）买一间磨坊改为礼拜堂，在经营今世生活时，虔敬的朝拜着安拉。顿时，滚滚长江、汉江的交汇地响起了“安拉至大”的邦克声和诵念《古兰经》的悠扬声，繁华的武汉街头有了头戴白帽，搭着盖头的穆斯林走动的身影。

这注定是一座屡毁屡建的清真寺。1930年，民国政府拓宽马路，开通民权路，将原清真寺拆除，移到现今位置。从此，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的殿宇式清真寺大殿连同整座寺院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孙中山先生宣导的民权、民主、民生三民主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得到了很好回应，陆续开通了民生、民主、民权路，几条路开通了，一座诠释信仰的老式建筑却永远消失在武汉民众的视线里，这不免使怀旧的人有些遗憾。

还好，当时民国政府当局在扩修街道时，同时决定对清真寺进行移建，时任阿訇马宜亭与众乡老赴各地筹募建寺资金，武汉回族纷纷捐助，仿上海桃园清真寺格局重建，因靠近广益桥而取名广益桥清真寺，又名民权路清真寺。这座流溢着民国风格的清真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750平方米，有着阿拉伯式的圆顶。与中国任何地方的清真寺命运一样，  “文革”时，寺院关闭，阿訇迁散，民权路竟也在武汉造反派林立，武斗、夺权风盛行的潮流中成立起所谓民族战斗队，占据清真寺。那时，谁要占领清真寺，谁就得先打垮民族战斗队。谁能料到，派系的林立、争斗竞使清真寺虽被占据，却得以幸存，乃不幸中的万幸。在武汉三镇响彻了三百多年的邦克声、诵经声被迫中断了，一片迷雾笼罩在武汉回回的头顶。好在明媚的阳光终于驱散了阴霾迷雾，1986年，政府出资对已近危楼的大殿进行加层维修，主体楼改为5层，楼顶高耸着三个绿色圆包，在拥挤不堪，千篇一律的楼群里格外引人注目。

二   

乘着底格勒拜的间隙，我与魏尚举阿訇赶到江岸清真寺。车子在高楼大厦构成的街巷里拐来拐去，拐进一弯形胡同，便看见熟悉的与周围建筑对比明显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清真寺。绿色大理石贴面的拱形大门顶端书写着“江岸清真寺”几个烫金大字和一副寓意深刻楹联语：天经如皓日岂独照我，圣教似大道不禁行人。进得寺院，一幢白墙绿边坐北向南的三层楼宇出现在眼前，便是江岸清真寺的主体建筑。一楼及二楼走廊处，白色圆柱支撑组成连体式拱尖形檐洞，极富阿拉伯风格。三楼窗户被装饰成拱尖形状，楼顶端，耸立着一大两小，对称的绿色圆包，上悬新月，格外引人注目，使整座楼流溢着阿拉伯建筑装饰风格，与四周雷同的建筑物形成视觉上的明显对比。

与民权路清真寺的冷清相比，也许因为有着不大的院落，也许周围围聚着较多的回族，沙目拜前的江岸清真寺院里人来人往，戴着白帽，搭着盖头，穿着长袍的男女穆斯林为即将到来的开斋忙碌着，只可惜少了青年人。

看着焕然一新的清真寺大楼，谁又能想到江岸清真寺辛酸而艰辛的过去呢？清光绪32年(1906)，河南周口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回族商贩沿铁路逃荒到汉口，在昔日荒凉的刘家庙搭窝棚，开始了在汉口谋生的艰难历程。时隔12年后，他们稍有宽裕，做的第一件事便捐钱出力，建起简易清真寺，使逃难武汉的河南周口回族有了礼拜、议事、婚丧服务的去处。让他们无比气愤的是，不久军阀吴佩孚部驻扎武汉，清真寺成了喂马处，回族的宗教生活被蛮横的中断了。1920年，执着信仰的回族又集资买一栋小楼作清真寺，不幸的是毁于1937年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就连地皮也因铁路扩修被占去，回回们只好再次筹款购买旧房一栋作为清真寺。逃难到武汉的河南回族，被当地人称作“穷回回”，住在低矮潮湿破烂的棚子里，但信仰却是那样的执着虔敬，清真寺一次次被毁被占，人们一次次集资重建，清真寺成了维系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成了人们的精神家园。

 这座抗战时期购置的老房子作清真寺后，一直使用到1959年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期间经多次维修，1986年对大殿进行了较大的加固维修。时过境迁，只有几十平米的大殿已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礼拜者之需，只好相继在一楼大殿和北屋接待室之上加层以增加面积，致使原建筑地基下陷，墙体裂缝，成为危房。

江岸区回族迫切希望重建一座清真寺。2002年由市、区政府共同投资，历经四年，建起了一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主体三层清真寺建筑；2007年又建起了300余平方米的清真女学一座。2006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彩旗挥舞，锣鼓喧天，白帽涌动，人们互致色兰，聚集在一起，为新落成的江岸清真寺举行揭牌庆典仪式、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观赏着漂亮、美观、实用的清真寺，或站立大门，或跪坐大殿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去。如今的江岸清真寺成为武汉三座清真寺围聚回族最多，设施最齐全，建筑最新颖的清真寺。   

三

告别建筑一新的江岸清真寺，正值下班高峰，街上车水马龙，机敏的小魏开车在车流中穿梭，终于在开斋前赶到了起义街清真寺。

魏尚举阿訇在夕阳映照下，指着在绿树映掩和高楼大厦衬托下已显低矮陈旧的城楼说，那就是当年武昌南城门。1911年10月10日，震撼全国，打响清王朝灭亡的第一枪就在这座城楼响起，故称起义门。昔日高大雄伟气势的武昌南城门，用浸润着历史风雨的沧桑诉说着曾经发生在武昌的一切，自然包括那场敲响清王朝灭亡丧钟的起义。如今在高楼大厦和高大树木的映衬下已显示不出气派之势了。城楼外百米处的起义街，在高楼围聚下显得简陋狭小，一座座陈旧的二、三层楼房高低错落，参差不齐，临街还翘出了摆摊位的帐篷，街上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人头涌动。在大武汉，这是一条富有革命传统而仍破旧的百姓生活的小街。

起义街口清真寺大门，黑碣色半圆形门顶上的“起义街清真寺”几个金色大字已显陈旧。进铁栏大门，是一座瓷砖贴面二层楼，楼顶端耸立着绿色圆包，上悬新月，醒目庄重。在一楼会客室里，10多位男女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等待着开斋时间的到来，两位搭着头巾的中年妇女忙着张罗开斋饭。年轻阿訇与魏尚举是同乡，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与搭着盖头的妻子忙着招呼。没想到，在杜阿宜之后的第一口开斋饭竟是来自我的家乡宁夏的西瓜，封了一天斋的人们，品尝一块沙甜的西瓜，顿感沁人心脾，格外香甜，这种感觉也许只有坚守了一天斋功的人才会体验得到。

做罢沙目拜，喝着茶，两位阿訇共同为我讲述起义街清真寺的历史。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当陕西回民起义爆发之时，居住在起义街附近的回族在武昌南城门外建起了一座有着阿拉伯风格的中国传统殿宇式清真寺，设有大殿厅堂、客房走廊、经文牌匾、邦克宣礼塔，以古典庄重气派之势伫立在繁华的武昌，诠释者伊斯兰文化及其信仰，印证着武汉人数不多的回族对教门的虔敬，出进于武昌城门的南来北往者莫不驻足观看。令武汉回族无比痛心的是1938年，耸立了76年的清真寺被日本侵略者无情炸毁了。抗战胜利后，人们在原地重新修建，但规模已非昔比；文革爆发，清真寺面目全非，被外单位占去挪作他用，回族的宗教生活一度中断十余年。直到1980年，破损的清真寺房屋终于收回，并进行了维修，人们又来到阔别已久的清真寺。1984年，政府拨款在院内修建二层楼房一栋，设礼拜大殿、会议室、阿訇房、水房等。使原本窄小的清真寺变得宽敞实用、方便着中外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乘着夕阳的余晖，我在起义街清真寺院子里辨识着几块残存的石碑上时隐时显断断续续的文字，读着字迹苍劲浸润着岁月风雨的文字，我似乎看到武汉几座清真寺的历史变迁，我似乎看到了武汉回族穆斯林所经历的兴衰沉浮。

四

武汉回族人口虽只有3万余人，却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民权路清真寺寺管会办公室里，马孝顺老人和曾留学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的魏尚举阿訇为我讲述着武汉回民悠久的历史和艰辛的发展之路。

武汉最初的回族与朝廷的派驻有关，可追溯到元朝至元10年。那时回族在各地任地方官者较多，一些回族被朝廷派往武汉任地方官，随员及家属自然前往定居，元末明初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便是当时武昌出生的回族。

明代是回族较受重用的时期，这与回族将领铺佐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有关，著名回族将领竞有10多位，时有“十大回回保明朝”之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各地清真寺幸存下来的《百字赞》石碑，是当时朱元璋对回族功绩及其信仰的高度肯定。在此大背景下，早在明初，军队中的一些回回将领们先后调驻武昌，这在幸存的武汉回族马、定、王三大姓族谱里得以印证。  《马姓族谱》称，明初马姓三世祖马俊随征有功于“宣德六年调任湖广都司勋封怀远侯而籍武昌”；《锭姓族谱》称，定姓祖先随元太祖的回回军进入内地，定氏二世祖宝录公，  “以武功佐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分藩来楚，授武昌指挥，晋爵将军”；《王姓族谱》称，  “洪武十四年任武昌王府中营保驾指挥兼理兵马使司”而落籍武昌。很快，武昌长虹桥、辕门口、起义街等地形成了早期回民聚居点，武汉最早的清真寺辕门清真寺也就顺应而建。明中叶，随着汉口镇的崛起，江浙一带少量回商溯长江而上，陕西一带回商顺汉水而下，居住在汉口广益桥、汉阳顿甲岭一带，形成新的回族聚居点。

清代，随着武汉三镇的逐渐繁华、富足和便利的水运条件，东南沿海、西北、中原的回族商贩、手工业者们陆续通过长江、汉江便利的水运通道来到武汉经商定居，随着人口的渐增，数十年间，陆续修建了万寿官、广益桥、青龙港和城外清真寺。清同治五年（1866年），陕西回民起义遭到左宗棠的残酷震压，部分回族南下来到武汉避难，定居于武昌马家庄一带，使马家庄回民增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河南遭连年干旱，黄河泛滥，周口一带的回民逃荒来到汉口，聚居在刘家庙一带，建起刘家庙清真寺。至此，武汉清真寺达到9座，悠扬的邦克和诵经声响彻在长江、汉江交汇的武汉三镇，深眼窝高鼻梁戴白帽搭盖头的回族穆斯林男女走动在市井喧嚣的闹市，那是怎样一种令人激动地情景。   

近代以来，各地回族因工作流动来武汉定居，形成新的回族群体。为我提供情况的马孝顺老人便是1955年由河南来武汉当工人至今，退休后因对教门的虔诚与对公益的热心而被推选为寺管会主任，已79岁的他仍为清真寺的事而操劳奔波，难得这样虔诚而执着的回族老人。武汉回民昔日以经商为主，有大经商小经商之分，前者开皮衣、民族用品店铺，后者经营清真小吃。如今回族大都在企业做工，也有少数仍做小生意。这些年，西北诸省来武汉开设清真牛肉拉面馆多达500余家，方便了武汉回族和旅游出差穆斯林的生活。

滚滚长江东逝水，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围聚在清真寺周围的武汉回族坚定地走着信仰之路，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犹如武汉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一样，曾经涌现出了不少值得铭记的回族人物及其感人事迹。

最著名者莫过于湖北经堂教育的开创者马铨。他生于明末，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9年），字明龙，教内尊称马四巴巴。自幼随父学习经汉两文，聪明过人，对信仰尤为虔诚，曾长途跋涉远到宁夏，前后跟随胡登洲二传弟子冯伯庵、冯少川学习伊斯兰经典6年有余。后在家闭门钻研，拜一位来自西域的缠头高人为师。虚心好学，勤于钻研，广学名家之长的他，成为“渊源实学，道脉真传，东土之不多得”的经学大师。他顺应明末清初以儒诠经的潮流，在辕门清真寺掌教期间，提出了“率性而修”的宗教功修主张，认为“率性乃克去已私，复还天理而成宁定之性是也。凡人率此，则道可达也”。  “率性而修，即修齐治平之道”以伊斯兰教义结合儒家“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传统思想，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增进了封建官吏和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赢来了汉族官绅学者对他的尊重。  “旬日之间，旌奖匾额，森列其庐，绘掌教碟并冠带焉。”他曾在家中讲经授业，各地穆斯林有志青年纷纷来到武汉，跟随他学习经典。他一生清廉济教，乐善好施，周济贫民，至今，湖北各地仍流传着他周济穷苦回汉民的事迹。典籍记载他“性善施予，不惜罄橐囊以为周赈。计薄宵之义气，教中人咸成服之”。他着有《认已醒悟》一书，有人评价该书是“读罢识认已之学，不堕旁门。”他归真后，葬于武昌城东马家庄。  “各省同教旅鄂者，均往莹亭朝拜，讫今数百年，犹络绎不绝。”清康熙二十二年，曾镇守四川的地方总兵官都督马子云为其撰写了莹亭碑记，概括了他执着信仰，知识渊博，清廉济教，兴办经堂教育，传经授业的一生。

科学习的马祖全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学生组成的“留东清真教育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街清真寺附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时任湖北教练公所教官、讲武堂监督的马祖全被推举为前敌临时指挥兼炮兵司令官，指挥了炮轰胡广总督署，掩护革命党人攻占督署衙门的战斗。随着马祖全指挥的辛亥革命第一炮的鸣响，一夜之间，武昌城被起义军占领。随后，他又参加进攻汉阳、汉口的战斗。马祖全等人被列为辛亥革命起义有功人员名    单，成为武汉回族的骄傲。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授予陆军少将，先后出任湖北将校补充团团长，湖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陆军部参议等职。后回故里为回族同胞效力，致力于回族教育，带头捐款在起义街清真寺创办武昌私立崇真小学，亲任校长，践行其早年“学习先进国家，发展教育为先”的理想，直到1930年病逝。以他为首的参加武昌起义的回族将士的事迹成为辛亥革命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在武汉三镇传颂着。

武汉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了许多回族优秀人物，为武汉的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武汉的回族不会忘记他们。我短暂的武汉之行所接触的宗教界两位人物，同样值得一记。民权路清真寺开学阿訇、武汉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魏尚举曾留学埃及艾资哈尔大学，阿汉两通，有着渊博的宗教学知识，更有着良好的素养与操守，在主持教务之余，常在报刊上撰写发表阐述信仰、功修、品行、教义、教法的文章，有着很强的社会交往和协调能力，在他和同仁的协调奔走下，民权路清真寺重建工程即将启动。对于素不相识的我，他像一个老朋友似的，陪着我走访清真寺并不厌其烦为我讲述情况，使我大为感动。武汉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权路清真寺管委会主任马孝顺老人已年近八旬，这位早年来自河南的穆斯林，视武汉为第二故乡，伴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数十年为清真寺服务，参与阿訇聘请，满拉培养，清真寺管理以及扩建维修、设施改善、回族间纠纷的调处，为教民提供婚丧服务，举办学习班等活动。在拆寺焚经盛行的“文革”时期，他坚守在民权路清真寺，从而使清真寺躲过了被拆除的厄运，正如他所言“50年风雨沧桑与清真寺相生相伴”。他与老伴虽租住着小房子，却有两次朝觐的经历。虔诚信仰，履行五功的他，斋月里与腿脚不便的老伴住在清真寺，履行斋功和拜功，对我的造访，表现出了回族穆斯林应有的热情，向我讲述着武汉清真寺及回民的情况。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把世俗看得极为清淡，用毕生的精力和行动在完美着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