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老上海的一座自建、自养、自管的清真寺
人之将亡其言亦善,鸟之将亡其鸣亦哀。 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我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行将归真之人,言善不敢,说真话还行吧。
今天我要讲一讲解放后被合并的清真小寺,即上海的鸿寿坊回教堂——解放前上海的清真寺都叫回教堂。 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 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人,让人们能够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乡老们,那些平凡的、 普通的但是确实是高尚的人们, 他们的确是一些值得纪念的人们,尤其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向他们学习的。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我们这里并没有可查找的记录,我也没有那个精力再做有关的考证。 那还是我十几岁时的记忆,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如果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那当然好。
当初我回民初来上海大多是无田无地的贫苦教胞,在家乡遇了灾、遇了难,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人在沪西开了建了纱厂, 城市规模在扩大,产生了不少就业机会, 他们到上海来投亲靠友,能找亲戚的找亲戚,能找朋友找朋友,亲帮亲邻邦邻的,做一点小生意维持生计;而且文盲多,很少有文化人,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我这是指沪西一带的教胞。
伊斯兰不只是我们的信仰,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的需要,没有清真寺是不行的,清真寺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是当时教胞建寺的热忱是现在的教胞们无法想像的。按现在的人们的思维来讲,连一日三餐的温饱都成问题还要建清真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首先以各教亲的同乡为依据——就是河南人找河南人,安徽人找安徽人……,而逐步建立了各个清真寺。所以药水弄回教堂叫河南寺、江宁路回教堂叫山东寺、鸿寿坊回教堂叫安徽寺、景星路回教堂则称之为苏北寺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分帮分派,实际上每个寺内哪里的人都有,哪个寺里都有河北的、安徽的、河南的、山东的、江南江北的都有, 从不分彼此, 只是以某一个地方的人牵线带头集资建寺而已。 每个寺虽小, 但是都具有大小净的水房、礼拜大殿、阿訇证婚和给亡人站“着那则”的大厅和亡人处理房。
以上的四个寺的经济来源全靠乡老众人点点滴滴的捐助,聚沙成塔。 沪西清真寺的都是穷苦人,不像上海的西寺和北寺,即小桃园清真寺和福佑路清真寺,那里是有不少的古玩商和珠宝商可以依靠。我这里只说上海的那些穷苦人的清真寺。
由于我家以鸿寿坊清真寺为邻,所以我对该寺最了解。以下的主要就是叙述鸿寿坊清真寺的解放前的情况了。
租赁建寺:艰苦简陋 一应齐全
鸿寿坊回教堂建于何时我没有考证(注1),是在药水弄回教堂之后建成的。该寺是承租了两栋石库门房子,这两座石库门房子均为两层楼,实用面积约为200平方米,我是去年用脚步估算了一下的。由于该寺为里弄的最后两栋房子,所以靠弄堂的山墙还多占了弄堂到底的一片地,多了20多平米:一边为亡人房,一边为厕所, 厕所的上边还加了一层为寺司务的住房;二楼全部打通为礼拜大殿,挂了四个吊扇;下层,明间为大厅,旁边还有一个内厅,前面还留了一个七八平米的医务室,后面全部是水房,屋里当中的小天井下层为锅炉房,上层为海利法的学习房,就只有4个平方,铺张床;灶坯间的上面是是阿訇的住房,再上边又盖了一个小房间为帐房间。这些房间都很小。楼下大厅为礼拜后休息的客堂间,一圈都是古式古相的有扶手有靠背的椅子,两椅子之间还有茶几,有七八套。清真寺里的桌椅板凳都有人捐助,上面还刻有名字。具体的捐助者的名字现在是记不得了。电扇,大殿里的四个吊扇,下面客房里有一个吊扇;当时阿訇房间里都没有,是以后才添置的。
经济来源:同心协力 聚沙成塔
建寺之初连收捐的人都很难找到,都在忙各自的生活,文盲又多, 连个开收据的人都难找到,有文化的人又要忙着上班,当初只能收“筒子捐”。 所谓的筒子捐就是一个人背着一个铁皮筒子:长宽一尺许,约两三寸厚,上开一条缝,箱子上加一把锁。当初是一个瘸子,三十来岁,背着“筒子”挨家挨户的跑,教胞便放一点铜板入箱内,不记名,也不开票。
是的,那个时候清真寺里是不放乜贴箱的。清真寺门口放个乜贴箱,有时候会把人吓跑的。
收筒子捐的人是一个残疾人,清真寺照顾他为大家收捐。他背着筒子,因为里面放着铜板,走路的时候叮叮哐、叮叮哐地作响。大家都叫他“筒子”,一直到老了大家都还是叫他“筒子”,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了,可能是个安徽人。
当时的清真寺就是靠这些铜板维持着,一个铜板就相当于一毛两毛钱。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像的。 后来才逐步请到人开收据来收捐款,称之为“收据捐”。历任收捐的人有:陈少亭、张兰生、穆增禄、穆芳田等人。穆增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英文是呱呱叫的,但是脑子受刺激了,是天津买赛来的八大家人,是躲避婚姻问题逃出来的,像一个乞丐一样,只有礼拜寺照顾他。穆芳田就是解放后普陀区宗教局刘局长的老丈人。这些人就开始提着一个包,走着挨家挨户地上门开票收捐,清真寺的经济情况也才有所好转。
因为我们回民没有文化,贫穷,十之八九是做小贩,做大饼油条、包子馒头等等摊点生意,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当然也有做的大一点的,如做古玩、棉花、饭店、食品店等等,但这些人不在我寺的范围内。
就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创建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开销成了每一个乡老的责任,他们尽一切力量向寺内捐助。 但是靠平时的捐款还是不够清真寺的开支, 所以每年夏冬两季发起捐款。夏季捐电费:要开电风扇,电用得多了;冬季捐煤费:要烧煤取暖。组织五六个人一组,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才五十来岁就算老人了,杵着拐棍“文明棍”,穿着长袍马挂的,连收旧货也长袍大褂穿起来,五六个人一组到乡老家去劝捐。当时人穿起长袍来就显得庄重、正规和体面;对于捐款人来讲,也觉得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了。年轻的跑远一点的;年纪大的跑近一点的。这些老人都是教门好,在清真寺做礼拜的老人。大家见到这些老人不辞辛苦上门来,每家每户都是会高高兴兴地捐助清真寺,碍于面子不捐的也要捐了。上午没有收完,下午下了拜后再去劝捐。多少不论,每年两次,每个乡老都是热情地参加。这些老人去募捐,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甚至吃饭都是自己掏钱或是回家吃饭,反正住得也比较近。他们也只是希望得到主的喜悦。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把礼拜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不像现在。不存在为你干还是为他干的问题,不存在图什么报酬的问题。为清真寺也就是为自己在干。
鸿寿坊清真寺里也有几个做棉花生意的湖北人,他们虽然不太常来清真寺,但是只要是清真寺捐款,他们都会乐于付出,慷慨解囊。
经济管理:都是主人 帐目详明
每个在寺内礼拜的乡老都是管寺乡老,他们都是清真寺的主人;没有什么董事会,理事会。公推一人管理帐目。遇事召集众人,大事小事聚众商讨,决定后由召集人执行。
我的老父亲在乡下时上过几年私塾, 所以到上海后考取在邮局工作, 考官一看, 说:“这个字是你写的?”我的老父亲的小字是出了名的,主考官看了都有点不相信,叫他再当场写给他看。大家看我父亲有文化有知识又会算,就委托他来管账。当时的清真寺有这么个规矩,管账的人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这不是不相信穷苦人。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比较容易抵制金钱的诱惑。 我的父亲是没有拿清真寺一分钱的, 他认为大家这样信任我就是很大的荣誉了,就非常高兴了。那个时候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贪污之类的词语。
收支的款项,每月公布。 收款项目每一笔都写明;支出帐目,有这么简单的几项:阿訇工资,寺师傅工资——就一个寺师傅;水费、电费、煤费、房租;那怕是买两张纸多少钱都会公布出来。 脚布手巾经常有人捐,水壶也有人捐。另外琐碎小事, 如修水壶等等的小事情,笔笔帐目清楚,绝对没有什么笼统的一笔, 什么“计划内支出”、“计划外支出”,更没有什么“招待费”、“车旅费”等等。
接送亡人的工作人员都不拿固定工资,有了亡人了,由丧家开支你的费用,没有亡人时,你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当时送亡人的叫王国昌,是一个做收旧货的人,那时候亡人要推到江湾(现在看来是有那么远的)。
就是这样,也还是会有人提出异议。那个时候,每个乡老都是清真寺的主人,都会主动地监管清真寺的事务。只要有人对帐目有所异议,我父亲人就会召集大家晚上留下来一起查帐。
清真寺里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由我父亲列一张约二十人的名单,写明几日几时到清真寺里开会。由寺师傅挨家挨户地去通知,接到通知的人在名字后面签上一个“知”字。事情由大家民主讨论决定。
阿訇聘用:尊经革俗 任人唯贤
阿訇是聘请的。一般的三年为期,连任者一般不超过两任。阿訇能不能连任就看乡老对他的评价了, 实际上当阿訇在大殿上通知大家他的任期要到的时候, 大家早已商量好了,如果大家希望他连任,就会说:“阿訇不能走”、“要留,要留啊!”;如果不想他连任的话,大家就不吱声了。
当时的清真寺是很穷,但是再穷也不会让阿訇穷,一来是尊重阿訇,二来阿訇是我们教门的形象,所以清真寺很注意阿訇的日常费用的需求。但是阿訇就是管教务,而不管行政事务。行政事务全部有乡老管理。
鸿寿坊清真寺曾请过的阿訇有:王笃生、马孝廉、马忠孝、刘志三、马儆吾、定子彦各位阿訇。王笃生、马忠孝两个阿訇就像是外国人,马忠孝阿訇是甘肃的,他容易激动,讲着讲着就会流眼泪,很感人。
定子彦来的时候就呆在阿龙,在阿龙当阿訇,我父亲特意到阿龙那里把他请来的。我们请的阿訇都是伊赫瓦尼的,就是吃了不念,念了不吃的。当初王笃生来的时候鸿寿坊还是老派,什么都来的(指老派的礼仪)。我们中国的穆斯林从明朝起,因为长期的封闭,很多地方都汉化了。 后来就是因为马儆吾老人家到了西寺之后, 他老人家是马果园老人家的学生,所以就在西寺讲解伊赫瓦尼的教理。马果园老人家本来也是老派, 后来朝了汉志, 在那里一看,啊呀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我们中国的穆斯林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以后把沙特的伊赫瓦尼的教派带了进来。但是受到老派的打击,所以马果园老人家的处境也的确是艰难的。以后伊赫瓦尼在中国兴起来了。你们不要看鸿寿坊那些人,他们不识字,但是不等于不识“事”。你看他们讲起话来人品都很高的。马儆吾老人家在西寺的时候,鸿寿坊清真寺的许多乡老,每当主麻的时候,就一伙一伙地到西寺小桃园清真寺听他讲“沃尔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鸿寿坊就转变了,他们接受了伊赫瓦尼的教理。当第二次请王笃生来当阿訇的时候,就跟他讲好了,我们现在是伊赫瓦尼了,你能不能改革以前的陈规陋习,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伊赫瓦尼的要求)办,要不然,我们另请他人。 这叫做阿訇听从乡老的。 阿訇必定要有乡老的监督,没有乡老的监督是不行的,因为阿訇也是人。后来王笃生就改了,以后请的马孝廉、马忠孝、刘志三、马儆吾、定子彦都是按伊赫瓦尼的行事。
刘志三是马儆吾老人家的学生, 是被回民收养的汉民,三十岁才开始学经,据说他还是前清的秀才。马儆吾老人家到鸿寿坊来的时候,鸿寿坊那个热闹啊!只要下了拜有空,大家就会聚集到他的房间里,他坐在床上,大家用凳子围坐在他的周围, 提问题,问教法(侯坤)。有个人的外号叫“买赛来篓子”,此人名字教李成义。这说明这些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记得许多教法,都成了“篓子”了。马儆吾他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大家争相抬着他的遗体,步行着送到日晖港(回民公墓),以表达大家对他老人家的爱慕敬仰之情。那个场面是相当壮观的。
鸿寿坊清真寺还建立过中国回教宣传所。 聘任过:汪乐天、刘复初、李叔度、刘志三等阿訇为宣传主任。中国回教宣传所都是挂了牌子的。每天晚上召集附近老少居民到寺里听讲。有一个讲台,讲台的正面中间是新月图,两边分别写着“敬主”和“爱人”。“敬主爱人”这四个字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沪西清真寺。
一般的情况都在二楼大殿上礼拜。 上面挤不下了,就到楼下客厅里礼拜。到了尔代节,像开斋节和宰牲节的时候,还会挤到弄堂里做礼拜。
开斋节的麦子钱,是聚礼以前就开箱点清,当场就发放给穷苦人的。 穷苦人排好队当场领取。绝对没有什么分给什么管事的和帮忙的人的事情。
服务穆民:宣教义诊 办学帮困
清真寺除了礼拜之外,过去一般婚礼也都到清真寺请阿訇念“依扎布”(证婚)。有亡故者也由清真寺洗、穿,站“者那孜”(殡礼),然后送到墓地下葬。对贫穷教亲,施布——送亡人的裹尸布;施椁——椁是用粗毛竹编成的,这些椁往往是富有的清真寺捐给那些穷困的清真寺的贫苦人的(注2);施地——地是不要钱的,是由上海有钱的乡老早已买好了的(注3)。那时候会有许多坟地,员警地则是葬员警的,那时候叫巡捕地,专门埋葬巡捕的。也有不少义地,供穷苦人无偿埋葬(注4)。记得在宜川路一带有一块义地,埋葬了我们不少回民。当时日本人修铁路要征用这块土地,还要与我们回民谈判。后来是迁了坟,但是立了一块“慰灵碑”,就在宜川路这一带
清真寺内曾聘用过多位老中医给回民义诊、开方子。 前后有四个人,前两任医生的名字不记得了,第三个姓张的河北人,但是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最后一个叫马席珍,大胡子,后来还到街道医院工作过。这些人都是义务行医,是中医:打金针、开个方子由自己到中药房抓药。方便了清真寺的劳苦大众。
由于我们回民做饮食行业的比较多,清真寺便请人直接从面粉厂以出厂价购来面粉,不加一分钱,全由寺内热心人以原价卖给摊点,使得摊点的回民得益不少。
清真寺底层总共就是五六十平方的场所,还办了一个小学,专收回民贫困儿童,取名为“圣功小学”。 每个星期五清真寺主麻要做礼拜,学校就放假。聘请白从龙、李叔度等几位老师,为贫苦儿童扫盲。 也招了七八十个孩子,外厅坐满了, 内厅还挤了不少孩子。现在看来好像算不了什么, 但是当时是解决了回民贫困子女的识字问题。 这也说明了老一辈深知了自己的文盲之苦,更体现了穆斯林对文化的重视。 当时的回民子弟都进不起正规学校的, 那时候又没有什么义务教育制度, 只有家庭条件好的才能进正规学校。 所以清真寺里办学解决了回民子弟受教育的大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新会路33号还是31号,记不清楚了,靠近女寺。 赵广生老人,他家的条件要好一点。在自己的整个房子的底层办了一个小学,收了五六十个回民子女,自己请了老师,教儿童识字。取名“圣德小学校”,全部由他个人负担。而赵广生老人自己却是文盲。当时大伙戏称他是“不识字的校长”。赵广生老人办学,一时传为美谈。就是赵仁元的家,现在还在。
办以上的这些事情,都要人力财力,有那么多的热心人义务地为大伙办事,以现在的人的思维来看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他们只讲奉献,绝不讲索取!他们的的精神的寄托只有一点:取悦安拉,求主赐予他们今后两世的吉庆!
我讲到这里,鸿寿坊清真寺一共有这么三块牌子:清真寺一块,圣功小学一块,还有中国回教宣传所一块。三块牌子一个地方,清真寺的面积不大,但是充分地利用了起来,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多功能厅”。当年的回民是很穷,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清真寺给我们回民带来了多少的福利啊!
精神永存:缅怀前辈 传承发扬
这些老人啊!从来没有想得到报酬、荣誉。这些老人说走就走了。 当年我只有十几岁,现在八十多了,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几个人能记得这些老人的?!
现在以我的记忆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希望他们的后辈如果有机会还认出他们谁是他们的祖辈。他们应该以这些老人对伊斯兰的忠诚、热爱、清廉、无私的精神为荣,并继承发扬和光大他们的精神!
他们是:
许玉斋 徐鼎臣 安秀林 陶华亭 张广义 穆海瑞 王启之 马志荣 赵广生 李成义 洪东亮 李余庆 马西文 李玉书 李四阿訇 马仁域 马仁寿 王保君 王保君老父 赵龙泉 杨善桐 赵永善 李功让 李功俭 王庆洲 白友松 马忠仁 马义芳 苏万钟 宗明义 赵金树 马学良 穆世友 吕长春 许传玺 张长庚 张长清 马席珍 李全德 穆芳田 沙秉文(盲人) 杨占英 穆鼎臣 陶广德 李子王(盲人) 陶功祥 石精华 潘学智 李道成 李道荣 李道刚 王治平 答容川 金汇之 李鹄成 白从龙 马仁元 杨尚礼 赵仁元 吕瑞麟 吕瑞祥 马文斗 倪云清 兰荣贵 张永泉 郑继昌。
这些老人乐于把清真寺的一切都作为自己的责任、应尽的义务。每到清真寺相互道“赛莱姆”、相互之间的祝福、彼此的敬重、高贵人格的展现,更增加了对安拉的敬畏,对圣人的崇敬和对清真寺的关怀,增加了对主道贡献的幸福感!
这些老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伊斯兰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在清真寺里人与人亲如兄弟,甚至超过亲兄弟。越是有“尔林”的阿訇越是尊重乡老,你去找他,他会站起来请你入座,给你沏茶;所以, 乡老对阿訇的情感有时超过了自己的父母。 乡老对清真寺的感情有时是超过了自己的家。清真寺就是乡老的家!
老人们走了,给我们留下的精神上的财富是无限的,世俗上的一切能给我们多少幸福感呢?!
求主赐福他们吧!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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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以上的老人名字都是解放前的,有关解放后的人员不在本文叙述内。如有遗忘在所难免,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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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1:鸿寿坊清真寺建于1932年,地址:西康路274弄71号。现在还在,且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一栋现在是居民住着,一栋是居委会所在地,还可以参观一下,但是据说就会动迁。
注解2:上海的土质比较松软,回民的遗体是直接放入墓穴之中的,但是在墓穴上一般用木板料——“椁”,盖在墓穴上,以防泥土掉落入墓穴。这里的“椁”就更简陋一些,使用粗的毛竹编成的。现在一般已经用水泥板块代替。
注解3:上海的清真寺虽然说有比较富裕的和比较贫穷的清真寺。因为“天下穆民是一家”,所以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椁”和现在提到的“义地”,都是由有钱的穆斯林捐给大家的,尤其是穷苦的穆斯林大众的。因为我父亲是社头,所以会与当年的穆斯林的上层人物接触,我也看到过例如尊彝斋古玩店的哈实君老人家,申报编辑的伍特公等人。但是这些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内。
注解4:当年的义地有:江湾地、老坟地(在一个棉花仓库后面)、保安公墓、江湾第一回民公墓(在高境庙)、顾家宅墓地、中山北路甘泉三村回民墓地(又叫牌坊地)、巡捕地、朱家湾牛业地、日晖港坟地、狮子地和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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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寿坊清真寺的史料
选自《上海宗教史》中的《上海伊斯兰教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475
标题:15.鸿寿坊清真寺
在西康路274弄71号,约建于西元1932年,由湖北、安徽、河南籍穆斯林集资租赁民宅而建。……该寺社头先后为湖北籍李鹄成、王治平,河南籍许玉斋、李道仁等。……该寺院的掌教均为河南籍的大阿訇任教,先后有马儆吾、买俊三、刘志三等著名阿訇在该寺主持教务,传播尊经革俗的伊赫瓦尼教派寺坊。该寺院曾举办过穆斯林子弟小学——圣功小学。1959年9月并到药水弄清真寺。
P511
标题 四、中国回教宣传所
该所为伊斯兰文化宣传团体。原名上海回教宣传所,1933年11月9日成立于今长寿路梅芳里100号。后迁至城里万竹街107号。1935年又迁回原址。该所在成立时称:“我们伊斯兰教,处在当今各教争鸣的时代,尤其危险极了!如今年以来,屡被教外人的侮辱,报纸上,迭次登出许多谰言,前后教案发生,想我们回教前途能不受其影响吗?所以敝处同人,方有发起宣传之举。”[1]宣传所初创时聘四川籍阿訇望乐天为该寺主任,1934年望乐天应山东军界穆斯林知名人士赵明远之聘而赴鲁宣教,复聘刘复初阿訇任之,不久又聘请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生张怀德(澄衷)任该所主任。编辑发行《晨镜报》,“八·一三”事变后,该所聘完捷三阿訇为主任,并编辑发行《回教报》。1939年夏“完捷三阿訇,因意见不洽”,辞去宣传所主任之职,联合同志另组中国回教宣道所。故中国回教宣传所活动停止。1941年初“该所教胞鉴于宣传重要,特聘请前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学生李叔度为该所主任,积极筹备恢复,同时恢复《回教报》出版”。[2]同年斋月,中国回教宣传所委托沪西鸿寿坊清真寺附设圣功学校(鸿寿坊79号)暂编该所发行的《回教报》特刊一期。
该所成立以后,进行多方面的传教和宣传活动。成立初期,沪西已有10名汉民加入了伊斯兰教。宣教则是面向各清真寺,逢主麻日,宣传所阿訇到各清真寺宣教;二是面向社会传教,正常情况下,每日两次在所内宣教。
[1]:见《人道》1934年6月1日第1卷第1期。
[2]:杨玉书:“沦陷区各地回民的动态”,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41年第3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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