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 美国三藩市湾区华人穆斯林移民研究--伊斯兰之光

于嘉明[①][②]

（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台北台湾）

摘要:1980年代以降,以移居美国的中国大陆回族、台湾穆斯林、归信穆斯林所组成的华人穆斯林移民社群,在加州三藩市湾区逐渐形成特殊的发展态势。华人穆斯林虽然背景各异,但在美国的大环境中,却共同面临文化与宗教传承的问题与挑战,同时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出我群意识的各种面向。

关键字:华人穆斯林；迁徙；延续；我群意识

一、美国三藩市湾区华人穆斯林的组成

人群迁移是人类历史推演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到如今全球化所带动的人口迁徙,均可说明人类因日常所需或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离开家乡前往另一片新天地。对于移民的研究,传统多以“推拉理论”作为解释与理解移民现象的途径,该理论认为迁徙发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成，并假设人的迁移行为是经过理性的选择,而迁移者对原住地及目的地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由于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加上主观的感受与判断,最后才决定是否迁移〔1〕（94~95）。

1847年,第一位中国人踏上美国土地后,即揭开华人赴美侨居移民的序幕。由于清季末叶民生凋敝、政治动荡,加上淘金潮的吸引与劳动需求,华人开始赴美追求财富与就业机会；随后，美国展开铁路铺筑工程,亦有大量华工投入,然而这些人赴美的目的多为暂时性打工,身边亦无家眷,因此尚未形成移民群体〔2〕（95~97）。20世纪以降,美国政府移民法规经过数度变革,曾一度推行排华政策,直至二战后对华人赴美的限制才完全解除,自此，愈来愈多的华人移往美国。1984年起,更同时开放台湾与中国大陆每年两万人赴美名额,在加州、纽约地区、德州这些华人较多的区域,乃至其他城市,都看得到华人的足迹与事业〔3〕（15~18）。20世纪下半叶起,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学术等方面,均在国际社会取得领先地位；而在移民政策逐步宽松的同时,各高等学府以奖学金吸引大量优秀留学生赴美深造,亦开启此等人才续留当地发展贡献之机会。此外，美国自建国起即是多元文化汇集之民族“大熔炉”,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因此，即使原乡的条件不至于将人往外推,但在美国深具吸引力的“拉力”牵引下,也会有更多的人以前往求学、工作之目的,甚至举家移民等方式启程追寻“美国梦”。

加州于1850年正式成为美国一州,当地族群包含美洲原住民、白人、墨西哥人等。由于淘金潮的吸引，以及地处太平洋沿岸之便,包括华人等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群开始在加州落户。而随着1970年代以降资讯科技时代的来临,矽谷科技园区在三藩市湾区兴起,各类电脑软硬体产业与科技人才纷纷进驻,除了带动了当地发展,亦因生活品质的提升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移入,其中当然也包括华人穆斯林移民。1980年代,有些年轻的台湾穆斯林（回民）开始来到美国,当时赴美的目的多半是为了求学,希望获取更广博精深的学识。虽然一开始没有更长远的计划,但却在求学生涯结束后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生活,甚至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亦因为资讯电脑相关科系与职业逐渐兴起,拥有该背景的穆斯林即选择三藩市湾区为工作与定居之所。

至于自中国大陆赴美的回族穆斯林,则几乎是改革开放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开始形成。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表现渐入佳境，老百姓有经济能力出国留学；另一方面，在整体教育程度上有所提升,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在社会中崭露头角，矽谷所提供的机会同样成为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佼佼者选择的环境，部分在中国大陆完成学业，或是在美取得高学历的中国穆斯林,即在湾区成家立业。

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的穆斯林落户美国后,至今已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繁衍,因此，所谓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在华人穆斯林社群中自然地出现。虽然他们受美国教育长大,但在家中长辈的刻意培养下,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大陆和台湾穆斯林后裔对于伊斯兰信仰与中华文化仍然重视并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湾区华人穆斯林群体中的皈依穆斯林,他们的族群背景横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其中，部分因为婚姻而改信伊斯兰教，但亦出现经由认识伊斯兰后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期待,进而接受并归信的例子。而无论因何种原因归信,该群体不乏对信仰相当虔诚之人，在个人实践宗教功修与对外宣扬伊斯兰文化上多有付出。

综上所述,今日在三藩市湾区生活的华人穆斯林大致可区分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台湾移民；2000年前后自中国大陆迁徙至美国的回族穆斯林,以及因为不同原因归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无论是早期赴美求学后于当地继续发展,或是希望前往美国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穆斯林,华人穆斯林在美国虽然不是穆斯林社群中的主流,但依然遍布全美,在不同的领域为世俗及宗教生活而努力。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中,他们同时拥有“华人”与“穆斯林”两种身份,如何应对环境的挑战与适应,个人族群与宗教认同的形塑,乃至对于伊斯兰文化与教育的传承,均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

二、中华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延续

在文化与信仰传承上,即使在美国出生的已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新生代,接受美国当地教育,华人穆斯林依然强调中华文化的延续,最明显的例子即为中文能力的传承。家长在家中从小与子女以国语沟通,或是将孩子送往中文学校学习,培育听说读写的能力，亦在生活习惯与道德伦理方面,灌输中华文化优良的价值观,希望下一代即使身处西方世界,也能具备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特质。

中华文化重视群体与家庭,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伦理及情谊,与西方重视个人价值与竞争,强调科学与逻辑的文化相距甚远,因此，对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适应这样的文化是困难的〔4〕。然而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华人,无论是从小接受当地教育、适应当地生活,或是长辈刻意鼓励孩子完全投入美国文化,均导致他们在心理意识与外显行为上逐渐抛弃华人传统特质。相反的,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容性与相似性,穆斯林不仅着重于力行伊斯兰教的信德,亦将中华传统美德吸纳进我群意识与文化脉络中。因此，华人穆斯林持续秉持这种传承,相较于一般华侨更重视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从年轻一辈的身上也可看对中华文化更深的保留与实践。

伊斯兰教的传承与延续是穆斯林自古至今的重要使命,无论是家庭中的潜移默化,还是将下一代送去清真寺接受经学教育。在湾区的华人穆斯林,由于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当地世俗化程度相当高,为求子女延续信仰、遵守宗教规范,并建立正确的判断力与价值观,家长们无不重视宗教教育的落实,其中最普遍的方式即属清真寺的经学班（Sunday School）。大约在孩童四五岁时,穆斯林家长便开始将他们送往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宗教知识，背诵《古兰经》。由于一周一次的课程时间有限,家长便在课余陪同孩子复习所学知识,并利用童书、影片，或在车上播放《古兰经》等方式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与习惯,而更重要的则是以身言教，将伊斯兰的教导灌输给下一代,让下一代从家庭生活中自然习得宗教知识并实践宗教规范。

此外，让孩童接受更全面的伊斯兰教育也是另外一种途径。举例来说,在湾区的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MCA中心（Muslim CommunityAssociation）设有自小学至高中的全日制私立学校Granada Islamic School,使学生得以在伊斯兰环境中接受正规教育,并同时学习宗教知识及阿拉伯语。根据已将孩子送往该校学习,以及计划让孩子接受类似教育的华人穆斯林所言,孩子就读伊斯兰学校是为了全面学习伊斯兰知识,从小避免世俗影响，此外，亦希望借此机会,让下一代从小融入穆斯林主流群体,结交穆斯林朋友,更重要的是正面认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建立自我肯定[③]。而且即使念伊斯兰学校,家长相信孩子将来还是可以很优秀,因为伊斯兰文化可以与任何文化交融,从小学习宗教的孩子,势必可以在今后适应其他文化与环境[④]。基于上述原因,加上此类教育形态确实带给下一代良好的学习效果,湾区的华人穆斯林家长中已开始出现舍弃美国普通教育,而让子女接受伊斯兰学校教育的趋势。家长不仅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更期盼他们拥有更多的教门知识,以及在大环境中坚守自身信仰的能力。

许多在美国的穆斯林父母担心,如果将孩子隔离到伊斯兰学校或在家教育,他们便无法获得参与多文化、多宗教和竞争性世俗社会的必要知识与经验,而他们成年后若要在美国生存,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与经验。故此,许多穆斯林家长也选择将子女送往公立学校读书,但此举又常常使父母担心子女的伊斯兰信仰教育出现问题〔5〕（141）。如同前述,在一般的受教育环境中,容易受到世俗文化与同侪的影响,甚至导致思想与行为出现偏差,所以，华人穆斯林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烦恼自不待言,需要考虑的面向相当复杂,包括一般学科与宗教知识如何兼顾，评估学校的地理环境与教育氛围，筛选子女们接触的文化与人、事、物,以及从小的品格养成等面向。

然而除了宗教传承的根本问题,孩子们在学习宗教中延伸出的问题以及来自外界的挑战更需要克服。例如在清真寺学习班中,某些当地占多数的印巴与中东穆斯林小朋友便会对华人产生排挤,对中国人的身份投以嘲笑或歧视的态度,由此导致孩子心中出现困惑,不知道自己的定位[⑤]。这表明华人穆斯林在融入当地主流穆斯林社群中遭遇困境,尽管只是尚未涉世的孩童间的往来,但仍显现出我群他群间的差异。这样的问题等到年轻一代逐渐成长,当地穆斯林社群对华人穆斯林更加理解,华人本身也以更开放的胸襟结交了不同民族的朋友后,穆斯林间在宗教教育环境因为族群差异而产生的不相容即逐渐化解[⑥]。年轻穆斯林也因为在学习环境结识更多朋友,并对宗教学习产生兴趣,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即促使他们对伊斯兰建立更强的认同感以及对社群更高的向心力。

华人穆斯林在对下一代的教育工作上,面临着与美国大环境三种向度的“拔河”,这三种向度分别是代表当地文化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华文化的延续,以及伊斯兰信仰的传承。家长所持的立场无非是希望子女在美国安居乐业、无缝接轨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家庭中承续先辈的中华文化、伦理道德,将宗教信仰与实践延续下去,因此竭尽所能的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从小接触并学习教门知识和文化。然而这样的努力拉扯不见得能达到平衡的结果,甚至家长所盼望的结果本来就不只是三种向度形式上的平衡,而是偏向某一向度,其中，对宗教信仰特别强调的家长当然期望和要求下一代必须重视宗教意识与实践，但是周围环境的推波助澜,以及形塑于新生代身上的自我实践与价值判断,却往往让他们的发展方向不若长辈所希望或掌握。在充满挑战与传承危机的环境更突显教育与文化的延续不仅是长辈对小辈的灌输与教化,亦需要由下而上形成认同意识,并将所承接的知识与文化加以实践,如此，其功效才能彻底落实。

三、华人穆斯林我群意识的建构

清真寺虽然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但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各色人群汇集湾区,多元的面貌同样体现在当地穆斯林社群中,包括南亚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地区、欧亚各国,以及美国当地的非裔与白人等背景各异的穆斯林。华人穆斯林对此现象多半抱持正面态度,认为多元文化共融代表伊斯兰讲求平等精神,也是“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实践；同时让人见识到伊斯兰尊重、包容与融合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即使伊斯兰号召穆斯林不以族群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但物以类聚的天性使然,穆斯林结交朋友与社交圈物件还是倾向于相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其他族群即产生不同程度的疏离感。基于此,华人穆斯林的我群意识与凝聚便在湾区的穆斯林社群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于以下几种面向。

宗教信仰是穆斯林挑选婚姻物件的重要条件,伊斯兰的婚姻规范中,民族,甚至种族的差异并不构成双方结合的阻碍,重点是教内婚姻制度，仅允许同为穆斯林的男女双方婚配,若穆斯林欲与非穆斯林结婚,非穆斯林一方须先行改信伊斯兰教。虽然这是经典上明定的规矩,信仰一致的人才能结为夫妻,但这在家庭生活与宗教文化传承上,确有其道理存在。在家庭生活或是亲属间的相处中,相同的宗教信仰会使彼此间的感情与凝聚力更加紧密。因此，若父母亲,乃至双方家族都是相同宗教的信仰者,以伊斯兰教在生活中各个层面实践的特点,食衣住行都离不开宗教的依归,宗教的延续与传承将更容易获得落实〔6〕。

移居美国的华人穆斯林,在婚姻物件的选择上,除了宗教的因素,还有文化背景的考虑。笔者访查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往以及下一代的婚配对象,均把是否为“中国人”作为优先考虑,不愿意找他族,毕竟人对于未知的人、事、物往往心生恐惧,对婚姻更是不能冒险[⑦]。当然，以信仰来评判婚姻物件是重要的,但如果夫妻间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差异过大,却可能导致生活上严重的摩擦。一位三十多岁尚未结婚的大陆穆斯林直言,他将来的婚姻物件在宗教上不一定需要彻底实践,但必须从中国人之中找寻,因为一个人的民族是与生俱来的,但宗教却可以后天再建立与学习[⑧]。

由此可见华人穆斯林即使生长在美国,仍对中华文化作为我群意识的一环相当重视,反映在婚姻物件选择上有时甚至超过对宗教的要求。这样的现象其实并非属华人穆斯林特有,某些归信伊斯兰的美国白人,在试图与穆斯林移民女子通婚上是受挫的,原因是女方的家庭不允许。基本上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均倾向于与自己属同一群体的人结婚〔7〕（112）。笔者认为,湾区的华人穆斯林是当地整体穆斯林社群中的少数,身处美国主流社会以及以南亚、阿拉伯人为主的穆斯林社群的双重框架中,他们更需要寻找与其文化和习惯相近的婚配物件,减少彼此适应与融合上的困难,以此推动族群文化的持续发展。换言之,穆斯林族群的内部联姻,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宗教信仰的延续与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6〕。

再者，由于伊斯兰传统对于未婚男女认识物件的教导有别于时下西方的自由恋爱模式,穆斯林结亲的过程经常通过介绍的方式,基于华人穆斯林彼此的熟识,以及通过原乡亲友的人脉网路,较容易促成同一族群背景的人成婚。举例来说,台湾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与赴美发展的中国大陆回族通婚，或是与在台湾生长的回族穆斯林第三代联姻,即使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等方面不完全一致,但广义上依旧是相同族群背景的结合,双方在宗教实践与传统文化并无明显的差异及隔阂。总之,除了宗教信仰一致,夫妻亦因为族群文化的共通性而融合,华人穆斯林借由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凝聚力投射在婚姻物件的选择条件上，相对地,由于婚姻所建构的纽带关系更为我群意识提供了稳固的发展平台。

华人穆斯林除了婚姻物件选择外,我群意识与凝聚亦体现于生活的不同层面。他们会不定期组织聚会,约二十年前即有台湾穆斯林移民于清真寺租用场地,举办每月一次的聚会活动,活动中针对宗教议题相互分享讨论,也提供某些在信仰边缘或是重新回归教门的人接近宗教的机会[⑨]。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穆斯林移居湾区的人数渐增,至今已约有150至200人的规模,他们在开斋节、忠孝节固定举办聚会,平时也有家庭聚会以联络感情。虽然大陆穆斯林移民仍抱持深刻的回族意识,热衷参与聚会活动,但这样较吸引人的聚会以家庭聚会的形式居多,较之于此，大部分人对学习性质的活动不感兴趣。

办理活动的确兼具有形与无形双重凝聚的功效,借由亲身参与活动,华人穆斯林与群体间的交往互动得以增加,巩固了情谊，而活动亦会为参与者的心灵带来慰藉与向心力,尽管只是轻松的家庭和教亲聚会,却能够让穆斯林在社会中感受到归属感。另外，网际网路的社群平台是近年来普遍的联系方式,微信成为穆斯林交流讯息的方式,并于该平台建立伊斯兰知识资料库,报导人Othman夫妇即利用他们成立的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推动北美穆斯林与中国穆斯林的相互认识,并将美国穆斯林学者宣讲教义的影片翻译成中文分享给各地华人穆斯林[⑩]。

就笔者观察,在今天这个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充斥的年代,利用网路平台发布分享讯息、互通有无的功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虚拟网路中的人群在联络网穿梭,甚至逐渐取代与亲友面对面的聚首寒暄,当然这种现象对于族群凝聚与发展的影响仍需要持续探讨，而网路上各种言论、意识形态的自由传布,是否也会影响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与文化的认知,甚至因为对不同观点的立场不一,导致族群内部出现对立冲突,则是另一项不可轻忽的观察点。

至于因为我群他群的差异所形成的族群边界,不仅是我群意识的建立与巩固使然,更是由自身或他者释放的自我优越与排拒感造成与“非我族类”无法共融的因素之一。部分阿拉伯人与印巴人有时即自恃宗教知识优越或具有正统性,而指责与怀疑华人穆斯林；再者，如同孩童在清真寺经学班被人嘲笑排挤的处境,同样是穆斯林,却因为语言、文化,乃至对于东方面孔的不熟悉,而被投以猎奇的眼光,甚至做出轻蔑与无礼的言行,这是令人感到不平与心寒的[11]。相反地,华人穆斯林也会对其他群体产生排拒的负面态度,例如对拥有中东、南亚的穆斯林教育水准、职业类别的负面想像，以及固守传统地方习俗等刻板印象。这些例子只是个案,华人穆斯林在湾区当地清真寺与穆斯林社群中普遍仍获得尊重与友善的对待,且与不同族裔的教亲结交朋友。但无可讳言,多位华人穆斯林仍希望将来当地能有愈来愈多同为华人的教亲移入,形成更大且更有向心力的社群。报导人Nooh先生甚至希望有朝一日建立一座属于中国穆斯林的清真寺,这样一来，宗教即能更融入生活,所有华人背景的教亲就如同一个大家族[12]。

以笔者对台湾的云南籍穆斯林研究作为对照,云南籍穆斯林与台湾其他本地穆斯林这样同一族群架构下的两个次群体确实存有隔阂,而这隔阂源自背景、生活习惯,乃至与人相处模式的差异,以及云南籍穆斯林对于台湾本地穆斯林忽略宗教的无法认同等因素,而这样的差异与隔阂,再度形塑出云南籍穆斯林更窄化的族群认同,所谓的祖源、历史记忆与对我群的归属感,即会在此时被凸显出来,形成与其他穆斯林有所区分之界线,对于所谓台湾穆斯林的整体性便失去认同〔6〕。

当然，华人穆斯林在湾区的环境与台湾的穆斯林社群是大相径庭的,平常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互动其实并不频繁,亦不会因为意识形态与宗教文化及其实践与他者产生对立。况且如同前述,当地穆斯林是大环境中的少数,其组成背景又相当多元,因此，即使华人穆斯林的我群意识浓厚到与其他族群有明显隔阂,只要拥有些许美国认同,便同样拥有自己是“美国穆斯林”一员的身份认同。

四、结论

华人穆斯林一如其他移民群体,必须在美国社会中面对社会融合、传统文化的变迁与延续等挑战,而因为同时拥有“华人”与“穆斯林”的身份,使他们在生活实践、文化传承,乃至认同形塑中,更须维系、凸显,甚至隐藏这两种身份。然而在三藩市湾区这样多元文化荟萃的环境中生活,华人穆斯林不仅拥有开创人生的宽广空间,也被赋予自由发展心灵的环境。换言之,当地穆斯林拥有良好的实践与学习宗教的环境,也尽最大努力坚持信仰与传承宗教文化。

当华人穆斯林家长希望通过宗教教育使孩子在拥有穆斯林认同的同时承继传统文化,然而，民族背景有时却超过宗教信仰成为挑选婚姻对象的首要标准,这看来或许有些矛盾。其实这深切反映出在不同情境下,少数族群在大环境中重视的不同面向，亦代表了认同意识的多样性,举凡宗教认同、族群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均是华人穆斯林我群认同的内涵。湾区的华人穆斯林在今日已逐渐适应美国社会,也在与当地融合的过程中建立了自身的我群意识与族群认同,并通过不同方式试图将伊斯兰信仰与华人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本研究仅就三藩市湾区华人穆斯林社群的迁徙过程、文化与宗教延续,以及我群意识建构等加以探讨,相关未竟之处尚待继续深入剖析。然针对美国华人穆斯林的研究,在穆斯林少数族群研究中仍是较少被触及的领域,无论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社会科学视角,均值得加以切入观察该族群于美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现况。

参考文献:

[1] 廖正宏.人口迁移[M]. 台北: 三民书局,1985.

[2] 李光华.美国华侨问题与我国侨政措施─美国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比较研究[M].台北: 侨务委员会华侨通讯社,1991.

[3] 司徒政.美国华侨社会现况研究[M].台北: 侨务委员会华侨通讯社,1988.

[4] 徐大卫.谈谈当代华人移民的适应性问题[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5).

[5] 马莉.美国穆斯林移民─文化传统与社会适应[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6] 于嘉明.在台泰缅云南籍穆斯林的族群认同[D].台北: 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2009.

[7] Smith,Jane I.Islam inAmerica[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99.

注释：

[1] 作者简介：于嘉明（1982-），男，山东泰安人，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大陆与台湾穆斯林、海外华人穆斯林族群研究。

[2]本研究立基于笔者于2016年2月在美国加州三藩市湾区所执行之田野调查结果，报导人姓名经过变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