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一事件五周年。所有媒体应该都会用大量的篇幅去回顾这事件,以及五年来的世界。但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事件呢?其实我们并没有比五年前懂得更多。
社会史学大师梯利(Charles Tilly)今年出了一本叫做《为什么》(Why)的小书,一开始就用“九一一”做例子,说明不同背景的人会出于不同的理由和利益取向去诠释同一件事。结果我们拥有了很多的解释,却不见得更能掌握这件事的本质。
在阿盖达组织看来,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斗争史的里程碑。在布殊政府眼中,这是对“民主价值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仇恨。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大阴谋。有这么纷纭的理解,就会导出不同的回应方式和行动方案。我们只能说“九一一事件”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它如此中性又如此空洞,既非“屠杀”也非“胜利”,反而包容了所有的解释可能。
已故的法国大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为文怀疑“九一一事件”的重要,他甚至不敢确定它是不是一桩“事件”。为什么?因为整件事之所以被呈现为“重大事件”,全因为媒体不断反覆地重现其影像与故事,全因为那两座地标般的大楼壮观地倒塌。“九一一”的重要离不开美国在文化和媒体工业上的优势地位,世贸大楼早就不只是一座无名城市的普通大厦,而是世界首都的中心;美国总统的反应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元首的反应,而是世界警察首长的宣言。同样地,美国人受到的伤痛比起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民也要严重得多,即便那是精神压力与断肢残废的对比。
从死伤人数来讲,“九一一”不只不比在土耳其被屠杀的库尔德族人多,也不比还在苏丹发生的种族仇杀严重,甚至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造成的平民罹难数字也要比“九一一”多出三倍以上。我不是说“九一一”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更无意贬低它对美国人的伤害,只是想说“重要事件”并不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概念。
英国大导演肯.洛区(Ken Loach)在一条关于“九一一”的短片里就为我们诉说了另一个“九一一事件”的故事。那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选总统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的社会主义路线激怒了向来视拉美为后院的美国,他的国有化计划更是惹毛了许多利益相干的美国企业,于是在这一天,智利军方在美国中情局和国务卿基辛格的策动下发起兵变。军队不只包围了总统府,甚至还出动战机轰炸。阿言德向国民发表最后一次电台演说之后,吞枪自杀。之后就是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将军上台,实行了长年的独裁统治。其间除了有大量政治活跃分子和知识分子被拘捕杀害,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失踪者”。
这就是另一桩“九一一”了,今天仍让很多智利家庭神伤心碎。我们纪念美国的“九一一”,但我们可记得智利的“九一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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