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作者为巴勒斯坦女学者阿比尔•艾尔玛斯里（Abier Almasri），系“人权观察”组织助理研究员。今年31岁的她，终于冲破以色列政府重重阻碍首次走出国门，短暂地体验了所谓自由。】
加沙是我的家乡，我生于此，长于此，我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
我父亲是一名足球教练，他曾有幸与球队一起造访过其他国家与地区，从他所讲述的故事中，我第一次产生了走出去看看世界的想法。
然而，在我终于有能力去认识世界时，以色列却关闭了我们通往世界的大门。2007年，以色列政府封锁了加沙地区的海陆空领域。
多年以后，31岁的我，终于有机会短暂地离开这个监狱。
我就职于一家全球著名的国际人权组织，但我每次因公出行都要费劲周折得到以色列政府许可，有时候，等候期甚至长达数月，譬如参加安保及培训课程或讲座会谈，甚至去拜访我那些位于拉马拉或者耶路撒冷地区的同事，都要取得以色列政府的许可，至于出国，更是痴心妄想。
当我得知我有机会前往纽约参与一项研究活动时，我很激动。可是，仅仅为了取得加沙地区的出入许可，我就遭遇了重重困难，直到1月28日，我才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来电者自称巴勒斯坦当局民政部门职员，他告诉我，我的出行申请已经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我必须在两天之内出发。
震惊之余，更多的是紧张。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加沙，出发前那一晚，我彻夜难眠。根据以色列政府规定，巴勒斯坦人在离开加沙前不允许携带电脑、食物 、牙刷等日用品。
令我如此紧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政府的不守规矩。我认识的不少优秀学子在取得国外奖学金之后却因为以色列政府的阻挠而无法继续深造，以色列甚至会阻止病患者前往其他地区求医，因此，我很清楚，不到最后一刻，我的行程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好，我不知道以色列是否会对我加以阻挠。
相关部门通知我，司机会在早上6点来接我。无眠的我摸黑在门口等待，当我看到车时，我微微一笑，然后情不自禁地落泪，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在那一刻，我仿似尝到了短暂的自由。
我们穿过埃雷兹哨岗、穿越以色列、穿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通过阿伦比桥口岸进入了约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巨大的绿地和高高的大树。经过耶路撒冷旧城时，我看到了圆顶清真寺，可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取得去清真寺礼拜的许可，我只好在车里远远拍了几张照。
我的加沙与约旦首都距离不足160公里，可是我们却走了整整12个小时。当天下午6点，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了安曼，筋疲力尽，却按捺不住地快乐。
我打了辆车，开着窗前往酒店，那种感觉就好象假释出狱的囚犯一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傍晚的街头闪耀着各种霓虹灯，而此时的家乡，已是一片漆黑。我漫步在安曼街头，不停地拍照，对着手机镜头喃喃自语，倾诉着自由的感觉，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与我共用这短暂的欢乐。
一周以后，我拿到了美国签证，登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离开加沙的前几天，我都会在半夜爬起来给我的手机充电，因为在加沙，每过几个小时，我们都会经历一次断电。在前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不得不厚着脸皮问空乘人员怎么用小桌板、怎么找厕所。
上周，纽约下了一场雪，我当时的欣喜若狂或许无人能敌。那可是我第一次看到雪，我在雪地纵情奔跑、玩耍。当然，慢慢我也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每一天，我都骄傲地乘地铁往返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会议快结束时，我的同事们先离我而去，我感到一丝丝悲伤，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与他们再见面。他们对我说明年见，我只能希望后会有期。
家乡的亲朋好友们总在问我加沙外面的生活怎么样，我没办法回答他们。
纽约的高楼大厦24小时都会灯光闪烁，而我的家乡每天的电力供应只有4-6小时，我该如何告诉他们加沙以外是什么样子？
离开加沙后，我再也听不到发电机以与以色列无人机的轰鸣声，我再也不用担心以色列军队发起突袭，我该如何告诉他们加沙以外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坐公车、坐火车甚至坐飞机，不用提前申请旅行许可，我该如何告诉他们，加沙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相比我的同胞，我是幸运的。70%的巴勒斯坦人纯粹依靠人道主义救援过活，其中绝大部分源自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
然而，为了胁迫巴勒斯坦当局加入美国主导的巴以和谈，特朗普政权此前已经决定暂缓发放这一专案相关经费。
我有幸完成了大学学业，在这样一个男子失业率40%、女子失业率高达70%的地区，我有幸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我的姐姐也有工作，我们全家人几乎没有遭受过以色列军方的暴力打击或恶意骚扰，我们的房子也没有遭到以色列炮弹的轰击，的确，我很幸运。
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人权观察”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说明，我不可能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个月底，我又要穿过以色列政府一道道关卡返回加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走出去。
或许，若我从未见证过普通人的自由生活，我也不会如此向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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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哈雅译自《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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