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言 金立言博士
资深古陶瓷专家，留日博士，曾任职香港佳士得及中国嘉德瓷器部，现为联盟学术委员、佳趣雅集学术顾问、独立学者。
我出生在北京的回族家庭，小时候就跟着祖父去清真寺礼拜，尤其是星期五主麻的日子，按照伊斯兰教规，只有到清真寺聚礼，功课才能成立。记得有一次下了主麻拜，在北京东四清真寺的会客厅，赫然看到青花阿拉伯文砚屏就摆放在正中的桌面上，两边还陈设了其他古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赴日本留学，专攻陶瓷，注意到海内外公私收藏中多有正德官窑瓷器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越发激起自己的兴趣。2002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洋陶瓷学会上，恰逢庆应大学讲师佐藤サアラ作有关此题目的研究报告。2007年归国，入职中国嘉德瓷器工艺品部，工作之余，每当看到有阿拉伯文装饰的明清瓷器时，自己也尽力购藏，汇集清代青花，粉彩等作品十余件，颇具特色。敏求精舍诸位资深藏家近年着重收集反映宗教文化的明代瓷器，琳琅满目。其中，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大罐和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之罐尺寸纹饰相同，堪称一对，至为重要。借此机会，笔者也介绍少许资料，对正德时期的阿拉伯文官窑瓷器略作探讨。
——金立言
1.流传于东四清真寺的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砚屏
图1：北京东四清真寺大殿
上述青花阿文清真言砚屏收藏于北京东四清真寺（图1）。此寺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明代正统十二年扩建，景泰元年代宗朱祁钰御题“清真寺”，故有“官寺”之称。成化二十二年增建宣礼楼，光绪末年因地震倒塌，今仅存铸铜宝顶，内有“成化丙午年造”阳文款，年代确凿。礼拜大殿南侧立有万历七年“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石碑，用百字诗文颂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事迹，传为太祖朱元璋所作。入清以后，明代掌教马氏后人上奏清廷，得以因袭其位直至清末。东西清真寺一直是北京伊斯兰教的宗教事务中心，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2：东四清真寺藏青花砚屏
图3：东四清真寺藏青花砚屏局部
东四清真寺收藏的此件青花砚屏（图2-3）连同木框宽约80公分，高约1米，瓷板本身长约40公分，宽约35公分，厚约2公分，嵌在木制座屏内，甚为别致。木框髹漆，四周上下镂空雕刻了阿拉伯文赞词共十段，如“真主是掌握仁慈者”等，文字刷金。从木框的工艺，金漆的色泽等判断，制造年代比较新，大约是近几十年的东西。
青花砚屏内外三层纹饰，四角绘卷草纹，正中圆形开光书写阿拉伯文，周边绘缠枝莲纹环绕一周，布局紧凑，繁而不乱。阿拉伯文书写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穆德是主的使者”。文字先勾轮廓再填充饱满，书写流畅，浑厚有力。清真言是伊斯兰教核心思想的表述，至为重要，作为穆斯林，口中会念，心中诚信是必须的。环绕在清真言周边的缠枝莲花亦具特色，每朵莲花的花心填杂宝，分别有铜钱，珊瑚，方胜等藏在花心正中，别具一格。
砚屏的釉面白中闪青，青花发色淡雅，阿拉伯文彰显时代风格，对比传世和景德镇出土的类似作品，可确认为典型的正德官窑器，保存在清真古寺，流传至今，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至200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位于珠山北麓的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多件正德官窑青花阿文残器，其中就有一件清真言瓷板（图4）。
图4：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砚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2006年，出土资料汇集一堂，展览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对比之下，两砚屏纹饰布局，青花发色，包括上端边角部的倭角处理都非常相符，可确认是出自同一时期的一批工匠之手。唯出土器青花晕散，以致看不出莲花花心是否有杂宝纹饰，也许正是因此遭淘汰而弃于御窑窑址。此次发掘还发现造型硕大的青花阿文折沿大盘，长方形盖盒等物，皆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
图5：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古兰经砚屏/英国大威德基金会藏
谈到砚屏，不能不提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青花古兰经文砚屏（图5），正面菱形开光内写有《古兰经》中“精灵”章的18至20节，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的《古兰经韵译》翻译为“所有清真寺都是安拉的，你们切不可祈祷任何物跟安拉混同。当安拉的仆人肃立敬拜时，他们几乎向他群起蜂拥。你说，我只祈求我的主，我决不对他并举任何一个神灵”。这件砚屏显然是正德阿文器物中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不仅书写《古兰经》重要章节，彰显伊斯兰教义，即真主独一，不能与任何物相匹配这一思想，而且书有六字官款，堪称一系列正德官窑青花文房器中的白眉之作。对比东四清真寺藏品及景德镇出土残器，尺寸大小，造型特征皆相符合，可推知东四清真寺所藏之砚屏也在相同位置写有六字款，只不过现在镶嵌于木框之中，看不到而已。
图6：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古兰经砚屏残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无独有偶，书写《古兰经》长段内容的残器尚有出版于《景德镇出土陶瓷》的一例（图6），1987年出土于珠山，存五行文字，书法流畅。据研究者骆爱丽的研究，内容是《古兰经》中“讨白”章的最后一节，译为“如果你们离经叛道，你就说，安拉已够使我满足，除他外绝没有可崇拜的主，我只对他信赖依附，他是有伟大权利的主”。
2.流传于牛街礼拜寺的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山子
图7：北京牛街礼拜寺
牛街礼拜寺（图7）同样是北京著名的清真寺，始建于辽代统和十四年（996年），明宣德二年扩建，正统七年整修，成化十年敕赐寺名为“礼拜寺”，是为北京四大官寺之一。寺内南北碑亭内各有弘治九年的“敕赐礼拜寺记”和“敕赐礼拜寺增修碑记”两碑。此两碑之文字部分内容收录于穆斯林学者回宗正编纂的《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值得注意的是，北碑亭的“敕赐礼拜寺增修碑记”所记发愿人多为宦官，包括“尚衣监太监刘升”、“司设监太监何江”、“尚膳监太监张钺”、“都知监太监杨永”等人名（图8-9），可窥知其出身信仰，是极为珍贵有用的材料。
图8：弘治九年《敕赐礼拜寺增修碑记》
图9：《敕赐礼拜寺增修碑记》碑文
牛街礼拜寺尚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同名“敕赐礼拜寺记”石碑及清代石刻文物，其中著名的有康熙圣旨牌，道光行有恒堂大铜炉等。
2008年，牛街礼拜寺在寺内开辟了“牛街礼拜寺历史文化陈列”，公开展览寺史资料，所藏文物等，并出版了《清真古韵——北京牛街礼拜寺》。展厅中陈列了流传下来的多件陶瓷，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青花阿文七孔山子（图10）。山子现高二十三公分，造型奇特新颖，以瓷土堆塑山子状，表面阳刻唐草叶脉，凸出器面，极具立体感。顶部镂空七孔，中间一孔，周围六孔环绕。两面上下各有几何图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共四处，笔法流畅。青花发色雅致，釉光明亮，白中闪青，具典型正德官窑特征。
图10：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山子/北京牛街礼拜寺藏
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收藏一件类似山子（图11），连同瓷制台座，底款“大明正德年制”，外加双方框。此山子高于牛街藏品，可知礼拜寺之器下部台座受损遗失，现为残器，虽残犹珍。据阿姆斯特丹出版图录介绍，在KulturenMuseum博物馆还有一件同类品，可惜未能找到图录核实。
图11：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山子/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藏
若着眼于山子顶部之镂空多孔的话，同样形制的正德阿文官窑器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圆形七孔花插（图12）共三件，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七孔方瓶以及香港藏家收藏的九孔双耳圆瓶（图13），或为相同用途。其中，圆形七孔花插之阿拉伯文和此山子之内容近似，值得留意。
图12：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3：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九孔瓶/香港藏家收藏
3.《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正德宫廷的记载
探讨正德官窑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瓷器的历史背景时，常常提及明武宗正德皇帝宠信太监，不拘礼法，身边多有“回回人”等事。事实上，官窑瓷器的烧制一定有“官样”的存在，《大明会典》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文中的“定夺样制”指出官样的存在。的确，近年发现的龙泉枫洞岩窑出土品中多见与洪武永乐景德镇官窑相同的器形纹饰，可印证文献记载。再如《英宗实录》正统九年条记载烧造青花龙纹大缸有瑕疵，太监王振上奏英宗，“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齑样饶州，更造之”。这里明确提到的“齑样”即“发送官样”之意。又如研究者经常引用的万历年间《广志绎》中评论宣德成化二窑的一句话“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可知官样出自画院。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翁宇雯的统计，正德阿拉伯文官窑瓷器大概占正德官窑器的三分之一，达到七八十件，再加上历年出现于艺术品市场的同类可信器物，至少有百余件流传于世。近年以来，城市旧址及景德镇窑址又陆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正德官窑残片，其中一些也带有阿文装饰（图14），值得重视。正德官窑阿文作品不仅纹饰特殊，器形方面也新颖别致，很多立件的所谓琢器都是正德时期所仅见。比如此次展出的青花大罐，器身至底足部分呈现双重构造，视觉上整个罐被下层圈足承托起来，出乎常规，独自创新，完全不见于前后时期的官窑瓷器。那末，如此标新立异的官样由谁制定，又始自何时呢？
图14：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残片/笔者收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武宗对宗教的态度。在此，《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则记载非常重要，可知早在正德三年，皇帝本人就对伊斯兰教抱有浓厚兴趣。这是朝鲜使节在正德三年二月归国后将其见闻汇报给中宗大王的内容，原文如下：
“臣三度赴京。向者见老成人满朝，今则皆辞职引去，只有三阁老李东阳耳。此无他，幼少之君，不乐闻善言，故善类皆引去耳。谏官多有被罪者，是必因言事而贬也。然百姓忧叹之声，未之闻也。视朝不早，或至日昃，朝臣至有冻足蹴地者。六部公事，一从所奏，不加可否。宫中多作儿戏之事。闻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杀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读经等事，迎入阙内师事之。臣等常时朝会，不得见皇帝之容，只于祀天祭省牲时仰视之，则皇帝尚有儿气。崇宠宦官，宦官所言，朝臣莫不顺从。请托公行。臣等奏请之事，李珍请于刘瑾，俾传请于礼部，乃得成事。朝臣有论朝廷得失者，指以为奸臣而罪之。以此晓谕百官，谁肯有言事者乎？然时无暴虐之政矣。且于宫中开市肆，以内帑金银杂物设为交易之事，令人贸卖而观之”。
旁观者清，以上记载不仅生动描述了正德早期疏于朝政，宠信宦官，儿戏宫廷的状况，而且提到“闻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杀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读经等事，迎入阙内师事之”这一重要资讯。按照常理，若是儒家经典的话，不用专门迎请回回人讲义，参考上文提及的书写古兰经文的青花砚屏等实物资料，这里的“善心读经”，应可理解为“做善功诵读《古兰经》”之意。
有关武宗和“回回”的关系，同书还有三条有趣记载。
“帝又屡幸会同馆，与鞑子，回回等诸酋相戏，使回回具馔物，帝自尝之。或着夷服，以习其俗。出幸无常，太监小宦等轮次递宿于此”。
“戊戌，正朝使朴址先来启曰“皇帝于去年十一月自临清幸南京巡游，至今不返。（中略）城中人传播云，圣旨以“猪”字音同于皇姓，禁用猪肉，至于民间亦禁畜养。汉韵“猪”与“朱”同音故也。
“十二月戊戌，〈中略〉通事李硕以中朝闻见事启：〈中略〉皇帝凡出游时，如鞑旦，回回，佛郎机，占城，剌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扈从，或习其言语，或观其技艺焉”。
以上三条记载的是正德十四年及正德十五年的事，可知武宗对回回人相当信任，在会同馆亲自品尝清真佳肴，又对外国语言文化非常好奇，习其言语，观其技艺。所谓“会同馆”是明政府负责接待各国各族朝贡来使的机构，供居住餐饮。而禁止民间养猪一事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可知朝鲜使节所奏不虚。总之，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武宗自即位初期的正德三年就将回回人请入宫中，拜为师傅，而且自始至终热心学习外语，体验异国文化，而这些无疑都影响了反映宫廷趣味的官窑瓷器。
4.正德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迄今所知文献记载中，最能体现武宗对伊斯兰教义理解的当属传为他所作的御制诗文。明代晚期著作《正教真诠》卷首载：“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覆命归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御制诗云“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正教真诠》的作者王岱舆，又名“真回老人”，活跃于明代晚期，在明末清初的译着伊斯兰教经籍活动中，与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成为最著名的四大家，而王岱舆又是四人之首，因为他是回族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位系统论述教理教义并付之刊行的人。王岱舆留下三部著作，其中《正教真诠》最早问世，于崇祯十五年在南京刻印，以儒家笔法阐述伊斯兰教理论。
此段文字刊于《正教真诠》卷首“群书集考”部分，书中注明出自“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沔国公八世孙北京后军都督府臣陈大策述梓”，在稍晚刘智所著《至圣实录》也有引用，但省去了御制诗文。关于此段记载，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如金吉堂，傅统先等都甚为肯定，认为“当不诬也”。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日本学者田阪兴道在所著《中国における回教の伝来とその弘通》中指摘其诗文不够雅训。但是，他也详细考证了正德时期宠信回回人于永，禁民间畜猪等相关事迹，认为武宗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交往很深。另外，明人谈迁在所著《国榷》中记载“时上好异，习胡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烂”，表明武宗的确青睐伊斯兰教文化，甚至有自己的伊斯兰“经名”。更有甚者，在正德时期朝贡来到中国的中东穆斯林阿里，阿克巴尔所写的游记《中国纪行》中，武宗去清真寺礼拜，俨然就是一名伊斯兰教徒。
这样看来，正德官窑阿拉伯文瓷器的官样设计者应该是武宗本人，但是，当我们翻阅文献，会发现他对佛教也相当热衷，大大超出对伊斯兰教的热情。武宗崇佛的记载很多，抄录几条如下。
“上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宠臣诱以事佛”。（《明实录》卷六十四，正德五年）
“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明史》卷十六，正德五年）
“帝好佛法，自号大庆法王”。（《明史》卷一八四，《傅珪传》）
“帝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明史》卷一八四，《刘春传》）
“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中略）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中略）允行，以珠绯为幢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犒赏以钜万计，内库黄金为之罄尽。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禁中大喜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上〈嘉靖皇帝〉既敕廷臣议撤佛殿，复燔像，骨于通衢，毁金银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三千余斤”。（《明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
如此看来，武宗对宗教的态度是相容并蓄的，而且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其中，不仅满足于旁观，还要亲身体验，甚至参与领导。他通晓佛经梵语，自封大庆法王，造寺大内，袭其衣服，演法内厂，群聚诵经，收集法物，迎请活佛。有趣的是，反映佛教气息的纹饰在正德官窑上却很少看到，只有散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机构的数例书写八思巴文四字款的龙纹碗盘（图15-16）而已。
图15：正德青花龙纹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八思巴文四字款
究其原因，对于官窑的烧造，可能还是在他身边的回回人太监及宠臣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日本研究者佐藤サアラ所指出，带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青花瓷器一定都是六字官款，迄今没有一件例外，这表明当时有明确的写款规章，以突出此类瓷器的规格。另外，我们注意到此类器物中，文房用具占了相当比重，而且都是不见于前朝的创新品种，包括砚屏，瓷砚，两种造型的笔架，各式七孔花插，各式香炉，各式盒子等等，这些造型的官窑绝非用于外销，其用途限于宫廷之内，除了皇族，就是太监。如《中国纪行》所记载，当时供职于宫中的回回人太监颇受礼遇，这一点，从上述弘治九年的牛街礼拜寺碑文中也可得到印证。事实上，明初以来，皇帝一直委任太监督造瓷器，正德时期亦然，这一点，我们从以下文献可知其梗概。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烧造）
“又如江西瓷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明实录》弘治三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刘吉等奏言）
“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者复用中官也”。（《陶说》卷三）
“供御瓷器不足，乞差本监官一员，往饶州提督烧造”。（《明实录》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尚膳监奏言）
“命太监尹辅往饶州烧造瓷器”。（《明实录》正德十五年）
“太监刘良奉旨，督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瓷器三十余万”。（《明实录》嘉靖八年十月）
据研究，明代洪武初年，由太监掌控的内监已经设立了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尚膳监掌管宫中饮食宴飨，御用监造办紫檀螺钿等御用玩器，各有分工，人员庞大。而传世品中也确有署款“御用监”的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罐及螺钿漆器等物，可印证文献记载。宦官权力之大，一手遮天，拥有“批朱权”的司礼监提督太监甚至代替皇帝朱批百官奏章，呼风唤雨。宦官霸权的现象在正德时期尤为突出，八虎之一刘瑾被时人称为“刘皇帝”，恶名远播邻国朝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不难想见，武宗身边信奉伊斯兰教的众多太监及宠臣人等有足够动机参与了官样的设计，这样既可彰显权势，又能投武宗之所好。还有，正如《朝鲜王朝实录》所记，正德三年时已经将回回人请入阙内师事，我们可否大胆的推测，他们或许也参与了官样的设计，如阿拉伯及波斯文字内容的甄选，甚至有无可能同太监一道前往景德镇协助烧造，指导工匠书写文字？
当然，无论武宗本人是否参与了“官样”的制定，对此类标新立异的官窑瓷器的烧造，他一定表现得兴致盎然，极为满意。当我们看到珠山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阿文残件器形硕大，比如现存摺沿大盘不足三分之一的残长已经达到四十九公分这一事实就可知道，当时欲烧造的整器是极为可观的大器。要烧造这样的大器，所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巨不需多言，背后没有武宗的支持是绝对无法进行的。
5.正德阿拉伯文官器之余韵
正德之后，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装饰题材再也没有出现在官窑瓷器。笔者仔细观察过首都博物馆的嘉靖款阿拉伯文青花盖盒，发现其胎质疏松，青花色调晕散，款字纤细无力，恐为晚清民国时期仿品。而香港徐氏艺术馆旧藏的青花七孔瓶（图19），阿文书写散漫，青花发色浓艳，画意草率不工，具典型的万历时期风格。无独有偶，尚有同类彩瓷（图20）流传于世，皆无款，只是借鉴了正德官窑所创之器形而已。明末清初，福建漳州窑烧造的青花及釉上彩瓷多见阿拉伯文装饰，只用于外销东南亚市场。
图19：万历青花阿拉伯文出戟瓶/香港徐氏艺术馆藏
图20：万历斗彩阿拉伯文出戟瓶/故宫博物院藏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一件青花阿拉伯文三足筒式炉（图21），出版于《明の染付》，年代标明正德，没有刊出款识。笔者于2002年留学期间，在庆应大学绀野敏文教授的带领下赴京都，得到尾野善裕学艺员的接待，详细调查了此炉。香炉胎质缜密，釉面洁白，青花鲜艳，具清代早期康熙时期特征。器底写款“正德年制”四字，“德”字“心”上有横，完全不同于正德官窑写法。
图21：康熙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炉/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笔者也收藏多件康熙时期青花阿拉伯文香炉，一件也有“正德年制”款（图22-23），同样“心”上有横，时代特征鲜明。无独有偶，还见到加釉上彩的类似作品（图24），造型大小，阿文书写，胎釉特征完全一致，也是同样的写款方式，拿在手上观察，是开门见山的康熙五彩。另外一件乾隆青花炉（图25）装饰新颖，阿文部分不上釉，以露胎火石红呈现，别具一格。炉身青花写款“乾隆四十二年造，天津杨世杰成”，年代确凿，是穆斯林订烧瓷器的珍贵资料。
图22：康熙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炉/笔者收藏
图23：“正德年制”四字款
图24：康熙五彩阿拉伯文筒式炉/私人收藏
图25：乾隆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炉/笔者收藏
观察清代阿文瓷炉，我们发现无论大小，基本上都是筒形炉，很少见到别的式样，这一点值得关注探讨。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二年青花炉（图26）也是敞口的筒式造型，口沿写款“钦差尚膳监太监梁等发心成造，正德丁卯八月中秋吉日”，只具口沿青花铭文一周，器身洁白了无纹饰，虽无阿文，却也符合伊斯兰教崇尚清真之理，不知此炉是否也用于清真寺？梁太监身世信仰尚待研究，但是铭文中有“钦差”二字，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督陶官梁太监同一人。
图26：正德二年青花筒式炉/故宫博物院藏
佐久间重男的名著《景德镇窑业史研究》中梳理了明代官窑的匠役制度，其中多处提到梁太监，大概情况正如《浮梁县志》所记，“官匠凡三百余名，自梁太监招募，编为一籍”。说明梁太监招募民间匠人作为官匠为宫廷烧瓷，扩充了明初以来的匠役制度。研究者迄今大都把梁太监作为正德末嘉靖初的督陶官加以论述，故宫收藏的此件香炉证明，早在正德二年，梁太监已经参与了官窑的督造。
总结
上文简单介绍了流传于北京两清真寺的正德官窑阿拉伯文瓷器。东四清真寺的青花清真言砚屏彰显伊斯兰教核心教义，又有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资料相互印证，文化史价值极高，和大维德基金会的青花古兰经文砚屏堪称双璧。而牛街礼拜寺的青花七孔山子极为罕见，造型新颖，虽残尤珍。此两件作品一直流传保存在北京市内的清真古寺，意义尤为深远。
此类正德官窑的官样出自何处，何时由谁主导设计一直是学界的关心所在。关于这一点，《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值得重视，即武宗在即位之初的正德三年就已经把回回人迎入宫阙，拜为师傅。旁观者清，朝鲜使节笔下的正德皇帝疏于朝政，宠信宦官，儿戏宫廷，但是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始终未减，他学习阿拉伯语，品尝清真美食，观赏技艺表演，生活得多姿多彩。问题是，众多文献记载同样表明，相比伊斯兰教，武宗对佛教的热情有过而无不及，他通晓佛经梵语，自封大庆法王，造寺大内，群聚诵经，演法内厂，收集法物，迎请活佛。那为什么在正德官窑中反映佛教题材的器物却寥寥无几呢？我们认为这还是在他身边活跃的回回人太监和宠臣人等为了投其所好并彰显权势，积极参与了官样瓷器的设计制定。事实上，牛街礼拜寺的弘治九年碑文记载了多位元回回人太监发愿修建清真寺的事迹。而明初以来，宫廷一直委派太监督陶，正德朝亦然。在此背景之下，不难想像这些人参与了官样的设计。
总而言之，正如敏求精舍诸位资深藏家在此呈现的多件正德官窑阿拉伯文瓷器，件件器形别致，烧造讲究，青花淡雅，纹饰新颖，不仅体现了正德时期精美的制瓷水准，而且反映出十六世纪前期的时代背景，即伊斯兰气息风靡明代宫廷，外来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工艺撞出火花，烧造出标新立异的官窑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之长河中独树一帜，文化史意义至为深远。
（本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2年《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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