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和执着 ——《伊斯兰的精神》读后感

　　虽然从坊上到网路，不少人都在痛惜信仰的淡薄，鞭笞道德的衰落，但对于众多正在学习和实践的信士来讲，身边令人欣慰的事并不见得少。能够看到《伊斯兰的精神》这部精品译作，便是其中之一。
      
　　《伊斯兰的精神》原文系阿拉伯语，是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费夫·阿卜杜勒·法塔哈·塔巴莱的名著，1955年初版于贝鲁特，当时是经过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学者委员会审订的。由于著者参考了近百种伊斯兰典籍著述，用现代观点和通俗语言，深入简出地介绍了伊斯兰的教义和法律、道德、经济和政治思想主张，被认为是现代阿拉伯学者介绍伊斯兰教教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后在穆斯林社会获得很大反响和赞誉，被一些阿拉伯国家中等和高等院校定为讲授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教材。到1992年，该书已28次再版，而且被译为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传流很广。
      
　　远在1982年，马贤阿訇就根据该书第2版原文，选译了其中的《〈古兰经〉的伦理道德思想》一章，并在1982年至1983年的五期《中国穆斯林》以怒马署名连载发表。此译文后来曾被许多介绍《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引用。20年后，伊斯哈格·马林云先生以《伊斯兰精义》的书名，先后推出了上下两册内部流通本。虽然这个译本有显见的不足，但毕竟是国内首部完整的汉译本，在穆斯林读者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2005年9月问世的《伊斯兰的精神》，由欧麦尔·王秋平先生翻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这个新译本，从优质的印刷装帧和十六分之一的开本，首先给读者以焕然一新的感觉。但我们称此书为阿拉伯文译为中文的伊斯兰类著作中的精品，并非由于精美的形式，主要的原因在于其译文的精湛。
      
　　精品译作，自然是较好地体现了“信达雅”原则的作品。从信即忠实于原着这个角度，可以说这些年问世的从阿拉伯文伊斯兰类图书，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内部流通本，普遍都比较注意。因为国内穆斯林看重阿拉伯文的伊斯兰著述，主要就是因为总体上此类著述相对地能够遵循经训精神，如果译文脱离原文，那怕是部分偏离，整部译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王秋平先生“早年受业于”著名经师，后有留学麦迪那伊斯兰大学，归国后从事伊斯兰教学，信仰虔诚，自然不敢在信守原文意旨方面有任何出格。实际上，别说正文，就是在翻译阿文版前言、简介、作者自序，甚至页末的注释，哪是作者所有文字，哪时译者新添词语，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译者也没有丝毫疏忽。用在翻译界享有声誉的张维真先生的话说，这是一部“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可信译本”。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可信”这个层次，那么依然难以称之为“精品”。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许多伊斯兰类译作，之所以在穆斯林大众眼里显得有限粗糙，并非因为其内容不忠实于原着，而是翻译出来的汉语，实在让人难以阅读，更难以从中品位伊斯兰的真精神。由于不少作品的译者原本缺乏阿拉伯语和汉语的基本功，又没有精雕细刻的工作，因此出手的译作逻辑错误、语法错误比比皆是，甚至错别字连篇。当然，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译者身上，但基础的和主要的原因，毕竟在于译者。而我们毫不犹豫地将《伊斯兰的精神》归入精品之列，正是由于这部译作防止和克服了这些弊端。
      
　　这里将该书“作者自序”（马林云先生译为“导言”）的第一段文字的翻译作一比较，以便说明后者的特色:
      
　　让我们通过科学心悦诚服地选择宗教吧！现代文明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各种信仰学说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传播；当今许多文化人士具备一种独特的性质，就是自由选择他们所诚服的与他们的利益相一致的法制和路线。
      
　　 这种独立的思想，不久的将来会使有志之士选择他所诚服的宗教吗？
      
　　——马林云《伊斯兰精义》上册
      
　　我们应当出于真知而信服地选择伊斯兰。区别现代文明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各种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理念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特立独行的知识份子，在选择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和体制，以及与自己的原则相协调的组织方面，已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是，这种独立性的思考，将来能把这些知识份子导向正确选择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吗？
      
　　——王秋平《伊斯兰的精神》
      
　　无须再作分析，我相信多数读者不会反对我的看法，相较而言，后段译文在文字流畅和意义明确方面更胜一筹。
      
　　《伊斯兰的精神》之所以流畅明白，一方面是因为译者有一种对所有读者高度负责的可贵品德。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认真锤炼词语，而且在译稿脱手后，又虚心征求一些“高手”的意见，甚至同有的“高手”一起“相研互习，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据《译后记》介绍，《伊斯兰的精神》从开始翻译到正式出版，“前后拖了将近十年时间”。十年磨一剑，焉能不锋利？我们是强调办事要“只争朝夕”，但假如没有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仓促而就，势必出现“粗制滥造”，与其快而成劣作，不如慢而出精品。尤其是在对于一部在穆斯林世界影响如此重大的力作，更应该宁慢勿劣。另一方面，译者对原着内容的准确把握和译文的通达，同其“执着的探求精神和追索意识”也不无关系。据张维真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译者虽然经汉两文基础扎实，归国后又一直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工作，但并“不满足于即得学问及所任科目，随时捕捉人文科学方面的最新资讯，不断‘充电’，好学不倦”，故而译文“闪烁着智慧与汗水的露珠”，令读者能够通过译文可以比较充分地领略原着蕴含的精神和宗旨，从伊斯兰世界知名学者的名著中汲取营养。
      
　　我比较赞同译者王秋平欣赏的一句话：“二十年前的译作或著作应尽快出版发行，二十年后的今天，则应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切忌不负责任，仓促付梓。”因为，今天的中国，能够拿起笔的着译者绝非凤毛麟角，应当也可以满足惯用汉语的穆斯林大众日益提高的阅读需求。

　　（载《清真书话》总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