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

原生地是中亚的突厥民族，勇猛好战，公元十三世纪从中亚草原西迁进入安纳托利亚，信奉伊斯兰，全盘接受了新文明。 嗣后，以伊斯兰解放的名义东征西伐，先后控制了小亚细亚、南部欧洲、北部非洲、阿拉伯半岛，以及地中海和黑海的许多岛屿，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苏丹王遵奉伊斯兰经典精神，以严明法制管理帝国领地。 在这一片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数百种不同的民族和各种宗教文化，在一个伊斯兰政府统治之下，受到承认和礼遇，各得其所。 今日的学者们看到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大开杀戒，种族灭绝大屠杀，层出不穷，比之古代未开化的野蛮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联想到在二十世界初才结束的奥斯曼古老帝国，对土耳其人统治的老成大帝国的民族宽容政策感到浓厚兴趣。

　　学者们在查阅古代文献和历史记载时发现，在这个帝国之内，有历史悠久的犹太人，各地都保存了基督教传统，在奥斯曼统治的数百年间，他们对帝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受到尊重，长久维持在和平的状态中。 今天，世界上有几个文化中心在重点整理和研究古代奥斯曼的民族政策，如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因为那里保存的古代文献最多。 学者们也经常访问多数人口是非穆斯林的奥斯曼领土，如巴勒斯坦、黎巴嫩、希腊和巴尔干国家，查阅那里的历史档案，他们在学术刊物上经常发表惊人的新发现，并且分析当时的背景和原因。 研究奥斯曼成为现代世界史学的新亮点，吸引许多欧洲和中东的学者关注，例如布鲁斯'马思特斯教授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在奥斯曼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和犹太人》(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by Bruce Masters)。

　　马思特斯教授对奥斯曼帝国之前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人口分布和生活状态作了详尽的描述，逐渐过渡到他们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形态。 当然，这部著作的重点内容是探讨这些民族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社会处境，因为那二百年是土耳其帝国最鼎盛时期。 教授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个地区的调查报告，因为那里非穆斯林的异族传统历史最悠久，公元七世纪阿拉伯穆斯林驱逐罗马占领之后就开始了伊斯兰，一千四百年来，当地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文化遗产和生活习惯保存至今。

　　中东地中海沿岸的居民曾经在十字军入侵和战争的数百年期间，受尽战乱的浩劫，强大的土耳其军队统一了中东，给那里的居民创造了数百年太平和安定。 奥斯曼帝国对当地的居民，只求他们稳定和通商，选派当地人担任地方官员，对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从不干涉，从来没有发生过集体被迫归信伊斯兰的事件。 那个地区，以及帝国全境内，犹太人、基督徒、拜火教、佛教，以及信仰伊斯兰的各种派别和教团同时共存，帝国政府没有命令统一一种信仰或教派。 许多地方，居民们一年参加许多种宗教的节日活动，社会和谐，文化和习惯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和融入，政府管理超然于民间生活之外。

　　马思特斯教授在书中费了许多笔墨，告诫今天的读者不要把奥斯曼帝国想象为一个唯尊伊斯兰的单一信仰国家，帝国之内各族居民自由旅行、迁移和经商，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迫害，是一个成功的伊斯兰社会实践。 伊斯兰是帝国的“国教”精神支柱，法制根据，教育和文化的主流，因此，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和选拔官员的标准，确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不失总体的公允性。 在众多的信仰和民族中也存在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帝国政府比较重视团结希腊东正教的民族，因为首都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东正教徒最多，南欧斯拉夫民族和希腊人中多为东正教信徒，所以在帝国“中央区”和欧洲，东正教信徒是社会治安的盟友。 其他宗教和种族也都享有礼貌的平等待遇，帝国民族政策只求多民族平静和社会稳定，各族人民的信仰、文化和习俗均任其自由。

　　马思特斯教授从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发现两个重要的政治因素，驱使这个帝国政府对各民族宽容：第一，奥斯曼帝国王宫中的智囊团“高门”(The Porte)是苏丹王的政治顾问，幕僚们坚持对以宽容政策善待各地臣民维护帝国稳定；第二，欧洲国家强烈愿望同“东方”开展贸易，当欧洲的商人们来到帝国各地看到基督教依然兴盛，信仰政策宽松，增强了他们的贸易信心和安全感。 在奥斯曼帝国鼎盛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地区的天主教教徒逐渐恢复活力，人口增多。 历史的事实表明，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梵蒂冈对帝国内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在中东地区的天主教信徒们生活在以教会为政治核心的自治区域内，地方教会有权向奥斯曼政府提出各种申诉，维护教徒的权益。 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高门幕僚们发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心怀叵测，殖民主义野心日盛，开始威胁国土安全，才转变对天主教加以监视和限制的措施。

　　叙利亚的天主教教会同欧洲的关系密切，特别是法国，因此，欧洲的商人们往来频繁，国际市场生意兴旺。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对中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发殖民主义的兴趣引起奥斯曼帝国对天主教教会的提防和反感，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当地穆斯林对天主教徒的仇恨事件。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当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相继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当地的天主教社会同穆斯林加深隔阂，依仗外国势力仇恨穆斯林，制造社会事端。 他们虽然使用阿拉伯语，但不支持穆斯林以伊斯兰的名义对抗殖民主义，而联合各国非穆斯林社会模仿西方世俗化政治提倡民主改革，成为中东亲西方的民众基础。 许多阿拉伯组织，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也提出了“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新口号，这样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欧洲人发明和倡导的地方“民族主义”。

　　读马思特斯的这部历史新作，不仅是了解历史，而是对照今天的世界，更为有实际意义，因为今天许多国家一筹莫展或者表现不佳的社会问题，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解决得十分完美，设想占有世界三大洲，包容数百个民族和文化的国家，能延续六百年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原则和能力，那便是不可思议的神话。 例如，在今日土耳其的伊兹密地区，当年希腊正教的信徒是主题民族，他们对基督新教排斥和压迫，是土耳其官员协调他们双方平衡；在今天的希腊领土塞萨洛尼基，当年犹太人拥有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对基督教徒百般歧视，是土耳其官员引导他们和平共处。 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自古就善于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扮演文明桥梁的角色，他们有六百年管理不同宗教和文化和平相处的丰富经验，今天怎能忽视世界文化的这笔财富?

　　奥斯曼帝国在二十世纪初1922年被迫逊位，与其说是统治无能，不如说是西方强国对它的武力逼迫，这个帝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是人类的损失，因为淹没了珍贵的文明经验。 今天欧洲的资产阶级虚荣心，把他们的胜利描绘成工业革命的成功，民主和自由社会的优越性，对被征服的民族一律视为卑贱、无能、保守和落后。 这是不公正的历史评价！ 能说一个穷汉必然是无知和愚昧吗? 用强悍的武力征服世界，或靠投机倒把一夜暴富，都不是高尚人性和聪明才智的证明。 欧洲人写过许多历史巨著，到处能看到堆积史料的厚本大书，多数是胜利者的自我标榜，无益于现代文明建设。 马思特斯教授以回顾历史为鉴识，是向现代人敲响警钟：看看历史教训，应当感到自惭形秽，远远不如前人明智。 今天欧美人自由世界的许多行为不是光辉的文明，而是比古人更加野蛮。

　　欧洲强国以船坚炮利征服了世界大部份领土和民族，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曾尝到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至今还有许多国家受到西方强国的严密控制和奴役。 西方在近代历史的胜利只是浮华，表面轰轰烈烈，而实际是文明的倒退，人心腐败，他们把高度发达的奥斯曼帝国文明经验践踏在铁蹄之下，受到野蛮的蹂躏，是现代人类的悲哀。 马思特斯教授在人民读腻了历史书的现代，又在写历史，必有高见，为当代历史学家的使命开辟了新途径，新方向，学习古人的文明和道德，缓解今天世界的困窘。

　　英文版"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by Bruce Master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35页，定价$55。 本文作者Resat Kasab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阿里译自www.journals.uchicago.edu/HR/journal/issues/43n1/431010/431010.web pdf，2006/06/28，伊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