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体制的试验

艾赫迈德(Ahmad)兄弟看到我对阿校的一个帖子后,要我进一步说说“体制”。

如果从临夏出现第一所雏形的“中阿学校”算起,阿校的历史已有至少二十几个年头了。重要的并不是再次强调阿校经历过的艰辛与误解,而是它最终引起的一种模式甚至革命:学子们面对黑板,像“学生”一样地“听经”,老师用“格兰”和粉笔传道、授业、解惑,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在中阿学校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请谅解,使用了这样一个颇具时代烙印的字眼),陆续出现了一些冠以“中阿”和“阿拉伯语”的学校。

其实,不论如何称呼,这是穆斯林自办的“私立”学校,虽说是主要教授阿拉伯语和中文,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传授伊斯兰的知识。道理很简单,阿校依靠穆斯林大众的血汗财富得以延续,而没有教授伊斯兰的“中阿”学校,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甚或遭遇“断奶”。人们很清楚,如果仅仅为了学习语言,那他们的子弟能去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公办学校、外语学院等等。可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一个个“中阿学校”或“阿拉伯语学校”,把孩子和善款同时送到了那里!

由于中阿学校当时面临官方和民间不同的看法与说法,所以,曾在自己的“身份”上费了太多的心思;这既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也是我们穆斯林力量单薄的必然。为此,人们至今念念不忘当年的含辛茹苦。不过,那正是参与者们的功德所在,好在一切都已被天使们记录在案,人的感觉与怀念也该隐退。

笔者曾意外地读到陈克礼烈士与当年酝酿办学的先辈间的通信。事隔近十年后,笔者越发感到,陈阿訇应是“阿校”的精神导师(百年之内的“史书”中有无记载并不重要),单凭其思想和理念对后人的影响——虽然后人们至今迟迟尚未“跨越敬爱的逝者”。

作为半个知情人,笔者觉得,今天的阿校和它们的经营者们面对的是明天,面对的是本世纪所谓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的是如何继续强化管理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升级”……

最关键的还不是资金来源,虽然有些学校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临夏中阿学校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募捐中,一次就捐到近四十万元人民币。这在别的地方怕是少见;临夏的那些穆斯林对教门的热爱出自钱袋,而不是嘴巴。其中一定存在着信仰的斤量和品级,旁人的态度在他们的钱袋面前总是苍白的。

要紧的是发展,或者有一天,穆斯林们拿不出钱财了,让阿校自己养活自己吧。难道那时阿校要关门大吉了吗?当然,那不是大家忍心看到的结局。

因此,专家们列出教育观念的“七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效益观”:公办大专院校早已“并轨”,早已掏钱念书了。这很正常: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叹的是,我们的不少阿校至今依然供应着几近免费的“午餐”——虽然经办者到处艰难地伸手“化缘”。

这就不好理解了:学习任何东西都要付出代价,可学习伊斯兰却不必交费;所谓学费等等都是很低的,低得让人替办学者捏着一把钦佩的虚汗。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必须拿钱念书,没钱者可以另当别论。这不是“出卖”伊斯兰知识,这是正常的“交换”。这也是笔者一再呼吁的“改革”举措之一:阿校背负的担子已经不轻,经费的压力理应从“羊身”上部分缓解!

更要紧的是,阿校面临体制上的种种制约;阿校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办者个人的设想,缺少甚至没有起码的制约机制。难怪人们为广河阿校的“换届”松了一口不短的气,却很少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淡化各自的心态。形式上的调整并不等于实际运作和兑现。“让权”和“夺权”均不正常,体制和约定才是常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的阿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因为经办者本身几乎没有从自己的腰包里拿钱。所以,一些学校有过“要钱不易,用钱手大”的故事。于是,笔者在失眠的时候瞎想:假若校长们自己投钱办学,情况又会怎样?比如像南方的大款们作为产业办起的“私立学校”:他们为了吸引应届初中毕业生进入自己的中学,给第一名开出了“倒奖”50万元票子的价码。

还有,生源总是制约阿校的另一个障碍,常常为招不来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而担忧。一天,我在一个地方发现意外的一幕:坐在面前的大部分是些带着稚气的娃娃脸,一些阿校的学生在走向低龄化。据说是“老学生”们不好管理。果真如此吗?

笔者感到,如果更多从阿校走出的学生能够成为“中阿兼备”的阿訇,面对数以千计的群众,在每周一次的聚礼上说出明白、现实的声音,其意义将是深远的!——尽管阿校已经培养了不少老师和翻译。(笔者不敢苟同某些阿校所谓“阿訇饱和”的观点。)

最要紧的是,阿校必须逐渐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体制:阿校不是“私人”的,阿校是“公产”。董事会及其成员不只是供钱的“银行”,而是关注学校健康发展的一个个“校监”。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出钱的人懂得教育的规律?董事会的主要职责首先是善于发现并任命合理、高效地“花钱”的校长,并非跑来捐捐钱,听听学生的汇报演出。

想请教各位:谁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从阿校圈之外找到人选,然后向阿校“送去”也许条件更为优越、更加称职、更好运作的校长?尤其在原前的校长们感到力不从心、旁观者发现学校出现明显失误或者校长“他行他素”的时候。这映射出另一种现象:“董校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容内不容外”和“终身制”。阿校管理圈内的人还需要管理方面的认真自修或离职培训;马来西亚国际伊大的现任校长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当校长之前去美国学了两年教育管理。

有时,真替《水浒》中的那位“王首领”难受:他不可能容纳像林冲那样“有两手”的人物,连“第四把交椅”都不给,最后逼他下山提个人头献礼,以此“考验”他;晁盖们上山后,王首领也是好肉好酒地款待,可就是因“寨子小、恐委屈好汉”等理由不肯留用。最后,林冲在那位“知识份子”吴用的“启发”下,以杀人的方式完成了——“换届”。这是多么寒心的往事呀!

顺便说说阿校之间的协作。以前的“西安穆大”发起过“全国阿拉伯语学校校际协作会”,并开了两次会议,商议了一些合作项目,诸如编写教材等,可惜没到第三次会议就“夭折”了。其原因之一就是谁做“盟主”?也有民间事业的“头人”们在合作方面的素养和诚意因素:合作是需要互相监管的,而不少人已经习惯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那样好像办学和发展的自由空间更大一些。阿校间有过联合办学的例子,但很快“离异”了,并被人称为“盲目”。

协作的反面是“拆台”:阿校间有时为了一个各自看好的老师而不惜大挖墙角,虽然办学是一种集体工作,并不取决于某些“星级老师”。

阿校早已进入一个需要更多关切,更加深化的阶段;阿校收到的鲜花和掌声已经不少。如果说阿校的出台针对清真寺“多讲经、少育人”的缺憾,那么,今天的阿校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缺憾呢?

关注阿校的基本立意在于:怎样以非常有限的资源和力量,更加有效地发展和提升阿校,将尽可能多的学生派上举意和投资中的用场。

请原谅,这都是旁观者的“饶舌”了。画蛇添足的是,并非只有阿校才存在体制“问题”;我们还需要体制上的另一类推敲,比如,伊赫瓦尼一开始就没有确立“总罕亿、总伊玛目”的体制。这自然是另一个题目,但愿真正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力的人们关注这个群体及其体制。

祈求至尊的真主护佑我们和我们的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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