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真 
中国政府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共识，互设文化年。基于此，中国政府把2013年定为土耳其文化年。为促进中土学术界的互动与交流，借鉴土耳其在实现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默契的成功经验，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定于2013年6月29日举行“中土学者论坛”，主要议题为《当代伊斯兰教：土耳其的模式与经验》。我觉得这一论坛意义重大，值得我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关注。
埃尔多安为代表的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成功，宣告了世俗极端主义时代的终结，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资讯：伊斯兰与世俗主义可以共存，但这个世俗主义应该是温和、中立的世俗主义，而不是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的阴影下推行了八十多年的世俗极端主义。
人们总是关注宗教极端主义，以及由它滋生的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却很少有人关注、或起码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另一种不亚于前者的极端主义，这就是世俗极端主义。正是世俗极端主义，给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赖以存在乃至猖獗的温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政府不仅无情镇压伊斯兰主义反对派，而且对戴头巾的女士、蓄胡须的男士肆意逮捕、封杀的做法，使得矛盾演变为内战后，一些热血青年专门袭击那些西装革履的男士和袒胸露背的女士。极端制造极端，是人类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决策者们很少有人前瞻性地去关注这一问题，而避免事态的扩大和激化。
2011年年底到2012年，席卷中东、北非的革命，为什么率先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透过经济问题、失业问题等，被许多人忽视了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身份认同被人为地强行遮罩，而代之以与他们的信仰和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而更为忍无可忍、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危机的是，统治者们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成分，而把属于西方文化精华的科学、民主、秩序等一并拒之门外。既没有兑现强国富民的承诺，又强制人民失去他们恪守了千年的身份认同，是包括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在内的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共同特点。关注经济的同时，关注并尊重人民所钟爱的身份认同、信仰价值，是中东、北非革命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中东、北非爆发动荡或革命的同时，土耳其为什么稳扎稳打、不断走向繁荣？除了埃尔多安为首的新的伊斯兰主义者，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样，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审时度势，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义无反顾地去走强国富民之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了之前的土耳其政府乃至中东国家没能做到的一件大事，那就是还原“世俗主义”的本来性质，像欧美国家所奉行的世俗主义那样，政治不去干涉宗教，宗教也不去干涉政治。这样，虽然出于战略考量，他们必须高举“世俗主义”的大旗，但这个世俗主义，已经不是凯末尔及其继承者时代的土耳其、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穆巴拉克及其前辈时代的埃及那种无情镇压宗教的世俗极端主义，而是接近欧美国家的奉行中立的世俗主义。至此，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独霸土耳其八十多年的核心理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有人说，在当代土耳其，埃尔多安及其正义发展党，其实是发动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这个革命，虽然没有历史上一些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刻而持久的。它改变了实现复兴就必须放弃宗教的近代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世俗主义理念，改变了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水火不容的近代民族主义、政教分离主义的核心思想，改变了伊斯兰主义的执政必将失败的中东世俗极端主义一贯标榜的世俗思想，宣布了伊斯兰复兴就意味着复古的近代殖民主义发明并由其文化、政治代理人在中东广泛兜售的传统理念的破产。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实现共存、共赢的范例。”
土耳其模式对地区、特别是中东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不去抵触本国人民的身份认同和信仰价值；它对全球的启示是，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各占一定比例的国度，无论是伊斯兰主义执政，还是世俗主义执政，都可以实现和谐与共存，但前提是伊斯兰主义者必须温和、包容，广泛吸纳包括世俗主义在内的广大爱国公民，世俗主义者也必须对宗教不抱成见、保持最基本的中立态度，不是像凯末尔时代及其后继者时代那样对宗教大张挞伐。换言之，决定一个政府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它是否具有宗教背景或世俗背景，而在于它是否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地去实现这个国家人民的根本权益和利益。十三世纪的伊斯兰思想家伊本·泰米叶说：“只要实现公正，即使是一个非穆斯林政权，真主也会让其存在；只要践踏公正，即使是一个穆斯林政权，真主也会让它灭亡。”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一切旧有的观念无不处于变化之中，唯有不变的，是人的信仰、尊严、自由和价值。土耳其模式，无论对于变化中的中东还是世界，都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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