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穆斯林也是法国公民--伊斯兰之光

见到杜妮亚（Dounia）时，巴黎恐袭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

这座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痊愈着：街上行人匆匆，商店全开，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

伤痕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当我问老板能不能去更安静的二楼拍摄时，老板皱着眉头拒绝了。

“我看不到你们在上面干什么。我得为安全考虑。”

杜妮亚上身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头上裹着头巾，黝黑的眼睛笑盈盈的。

杜妮亚在法国南部出生长大，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的双重国籍，但她从未去过自己名义上的故乡摩洛哥。对杜妮亚来说，法国就是她当之无愧的祖国。

杜妮亚出生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但她对穆斯林的理解最初局限于文化习俗层面。

比如她会遵从宗教习俗，像其他穆斯林一样过斋月（斋月是伊斯兰历中的第九个月；被许多穆斯林视为一年当中最圣洁的一月。）但她微笑着说：“不过我从没想过背后的宗教意义是什么。”

就像在中国，虽然那里有源远流长的佛教传统，但许多人对佛教的接触也仅止于大年初一到庙里上香。

高中毕业后，杜妮亚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念书。在独自生活的过程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开始问自己许多哲学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会死？”“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吗？”“如果有，那个世界会是啥样的？””

她开始认真阅读古兰经。遇到难解的问题，她会向伊玛目（伊斯兰学者、宗教领袖）请教。杜妮亚强调道：“我不会随便去街上拉一个人来问，我会请教那些真正懂得古兰经的人。”

在她19岁这一年，杜妮亚选择了戴上头巾。

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不少麻烦。杜妮亚的梦想是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她在大学主修了政治科学，还在联合国实习了六个月。但根据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职人员不能佩戴带有明显宗教意义的装饰，而头巾正是其中一种。

这个“二选一”的抉择让杜妮亚非常为难，甚至考虑是否要放弃在法国担任公职，转而去公职人员可以佩戴头巾的摩洛哥工作。和她一样，她的一个律师朋友也面临这个难题：“她每天上班前把头巾摘下来，下班后再带回去。她说这感觉很不好—她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如果你不带头巾，你的家人会反对吗？”我问。

“刚好相反！”杜妮亚忍不住笑了。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戴头巾的，家人有时还会嘲笑我太“极端”，他们常常劝我把头巾拿掉，不要因为这个耽误前程。” 杜妮亚的爸爸、妈妈在孩童时期便随父母来到法国，并在这里落地生根。

家庭成员在遵守宗教习俗上存在分歧的现象并不少见。我在爱尔兰时就认识一对穆斯林姐妹：姐姐戴头巾，穿长及小腿的特制外套，决不在摆着酒精饮料的桌子旁坐下。妹妹不仅不带头巾；在参演话剧《夏洛特的网》时，还穿着紧身芭蕾舞服扮演剧中的“蜘蛛”。”

杜妮亚在咖啡馆接受采访

戴头巾给杜妮亚带来的压力还有显而易见的人身威胁。

根据法国“反对‘仇恨伊斯兰教’国家观察站”的结论，自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袭击案发生以来，全法境内反穆斯林暴行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仅在1月份，该组织便收到了147起举报，超过了去年举报数的总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黎恐袭案让法国反穆斯林情绪再次高涨，仅袭击案发生后的一周内就发生了至少32起反穆斯林暴行，有人在清真寺上喷涂“红十字”或其他侮辱性话语，甚至当面对穆斯林进行口头或者肢体攻击。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暴行80%以上针对的是穆斯林妇女。

杜妮亚是幸运的，因为她还从未遭受过任何语言或肢体上的直接攻击。困扰她的更多的是人们一样的目光。

“自从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地铁上便经常有人盯着我看。我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微笑，试着和他们聊天。”

相比之下，杜妮亚的两个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走在街上时，有人对她们大喊“这不是你们的国家，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

“可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杜妮亚难以置信地补充道，浅啜了一口杯里的咖啡，略带疲色。

杜妮亚服务于一个学生组织“法国穆斯林学生会”（EMF）。这个组织于26年前成立，在法国各地拥有21个分支机构，定期举行多种活动为穆斯林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提供帮助。巴黎恐袭案发生以来，杜妮亚和她的同事们便一直在紧张地筹备着一个和平宣传活动。活动的名字叫“团结一致”（Nous Sommes Unis）——杜妮亚反复强调，她发动这次和平宣传活动只是因为她是法国公民，而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温和派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