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相对化

 “恐怖主义”一词在使用中始终具有争议性,近日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风波则凸显了这种争议。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下,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与卡达断交。

卡达由美国铁杆“反恐”盟友,一夜间沦落到“恐怖主义”阵营,这种角色的反转,是因为卡达在与美国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联盟中,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

卡达一直以来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推进阿拉伯社会变革,并对伊朗奉行宽容的外交政策。美国与伊斯兰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对手,而与伊朗自伊斯兰革命后(1979年)便关系紧张。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如以色列所愿,一改奥巴马时期的和平政策,视伊朗为“激进主义国家”,在他接下来的任期中,双方可能会走向激烈对抗的道路。

沙特等实施专制政体的阿拉伯国家,抱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与主张变革的伊斯兰主义针锋相对。埃及的伊斯兰主义社团“穆斯林兄弟会”,随着莫尔西民选政府被军方推翻,从执政党地位跌落至“地下党”,被塞西军人政府扣上“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强行取缔。

伊朗则是沙特的传统政敌,双方历史因素复杂,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特朗普政府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就这样利益重叠,并对立场不坚定的卡达以大欺小,祭出了“恐怖主义”这张牌。

 “恐怖主义”是在后九一一时代,各国在内政外交中打的最得心应手的一张牌,但如今这张牌正在被打烂。在国际社会中,不同意识形态和阵营的个人、组织和国家政权,为了打击对立面,总是试图给对手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

在一个国家内部,国家当局也会将“恐怖主义”运用于反对派、异议人士、抵抗运动身上,使对方非法化,然后名正言顺地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来打击对方。

纳尔逊·曼德拉曾武装对抗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当时英美因为在南非有经济利益,不顾这种对抗的正当性,给曼德拉标签为“恐怖分子”。直到他被监禁了27年后,与白人压迫者和解,在2008年被从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他改变了南非的历史,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曼德拉去世后那些为他歌功颂德的西方媒体,正是当年把他标签为“恐怖分子”进行鞭挞的人。曼德拉至死都坚持认为,被压迫者有武力抵抗的权力。一个“恐怖分子”,同时也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同样是对抗种族隔离政权,同样是争取民族解放,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至今仍被西方媒体描绘为恐怖组织头目。他之所以没有被摘去“恐怖分子”的头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革命没有成功。

但“恐怖分子”的标签并不妨碍人们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曼德拉在得知阿拉法特去世时说:“阿拉法特是这个时代中一个最出色的自由斗士,终身为巴勒斯坦而战。我为他和其人民的愿望尚未实现而感到伤感。”

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抵抗苏联入侵时,美国总统雷根把他们称为“自由斗士”。后来当他们反对由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权时,被美国总统小布希称为“恐怖主义”。在西方世界内部,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对“恐怖主义”也有相左的评判。美国与英国是传统盟友,英国视爱尔兰共和军为恐怖分子,美国却不以为然。

 “恐怖主义”在使用中,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和个人的道德观。被打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人,往往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以“革命者”、“自由斗士”自居,并指责对方是“恐怖分子”。

而被国家当局标签为“恐怖主义”遭到国家武装力量打击的反对派,会指责对方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个人和国际社会对此的评判,取决于他们的同情心,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定义。

国际社会至今未能对“恐怖主义”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被普遍接纳的定义。联合国拟定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至今未能通过。

 “恐怖主义”被各方广泛认同的特征是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但不同组织和国家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各自的价值判断和对利益的考量,给出了各种定义。这使得“恐怖主义”在含义上不可避免地相对化,在使用中越来越带有负面含义。今后媒体要想维持自己客观公正的声誉,在措辞中就必须慎用“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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