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道路”的论争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知识界参与的广泛程度、话语尺度的开放程度、观点交锋的激烈程度皆可称得上三十年来前所未有。不能说此番论争没有价值,至少它清楚地表明:自从引入民族国家意识以来,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数轮论争与选择之后,这个东方大国再一次面临道路探索的历史节点。但是,这次爆发式的论争依然算不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探索。无论对于人类道路探索进程、还是对于思想解放史的贡献,它都不具有大的意义。
一般地,开放式的探索,往往会有多种选项出现,特别是应当有新的方案被提出来,交给社会讨论。刚刚发生的这场关于“中国该向何处去”的论争,看似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众说纷纭,但撇开话语表面的术语翻新和概念泡沫,本质呈露的,仍是“资”、“社”之争的底子。论争中居于权威地位、拥有全面优势的“主流”声音,在政治上力主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力推新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力倡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主义),却回避不了三句诘问:民主制度以谁为范本?新自由主义的前身是什么?谁在决定某种价值的普世与否?答案除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与之相争的另一方被归类为“左派”观点,明确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中最突出的一点,却是把上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彻底解决的民族主义问题正面化并且放大,以此增强话语的合理性、赢取民众的普遍同情(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我们且不评论双方主张孰优孰劣,仅就这场论争被局限于二元对立单项选择的现象本身而言,与其说由于中国知识份子缺乏政治想像力,不如说它是一种被动的必然:被“民族国家”意识绑架了的知识份子,所能面对的也许只有“非左即右”式的选择。
以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际(国际)相处问题为根本出发点,人类不断探索,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探索既已背离了初衷,被一个人类自己所发明的、叫做“民族国家”的怪物所劫持,人与体制谁为谁服务的关系颠倒,抛弃了道德的原则,扭曲了人本的核心——那么在这种“道路的论争与选择”中,伊斯兰的缺席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
以上,仅为伊斯兰在当今世界缺席的一例。本文所要讨论的,乃是伊斯兰的全面缺席: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在世界潮流的主题之中——无论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一种规范人类的道德体系,还是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秩序体系,伊斯兰皆被排除在选项之外。——作出如此结论,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认可宗教学者对伊斯兰的种种扭曲性解释;第二,我们不承认现实中以“伊斯兰”自命的政治体制。
讨论以上结论,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伊斯兰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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