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 一个文明，既能安内，又能攘外，自然能够高枕无忧地长存于历史的时空之中。如果把亚欧大陆视作一个巨大的蓄水池，那么，混乱黑暗的中东地区原本就像是一个缺口；由于伊斯兰教文明的崛起，这个缺口被堵住了，蓄水池终于能够装满水了。
作为亚欧非大陆上最后形成的超级文明有机体，伊斯兰教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此，印度教文明、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四大成熟文明体各据一方，亚欧非大陆上的人类族群真正开始了在文明机制下相互交流的新时代。
这些成熟形态的文明有机体，最基本的标志在于，她们在特定地域的人们中间形成了一整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识作为处理人类社会事务的准则——系统化的制度性逻辑范式——上层建筑作为稳定社会的基石，从而能够在一个广大的地理空间维持着人们特定的生存模式。所谓系统化的制度性逻辑范式或上层建筑，其核心功能包括：能够在族群间建立稳定的对话与交往机制；能够抑制族群间无休止的冲突；能够修复由于冲突或战争而被破坏的社会秩序。
从根本上来说，文明中的制度性逻辑范式是对于人类自西元前2000年进入金属时代以来被破坏的人间秩序的重建，或者说，它使亚欧非大陆上的人们适应了金属战争时代以来的新秩序。它体现为内部和外部两种维持稳定的基本能力，对内来说，能够消化文明体内部族群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失序性震荡；对外来说，能够抵抗来自其他文明体的冲击，特别是必须具有对于那些处于文明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抗打击能力，从而将冲击文明社会的游牧民族“绳之以法”，并加以同化。
伊斯兰教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其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文明传播的桥梁。伊斯兰教文明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亦是文明的传播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其传播者的角色远比创造者的角色更为重要。
欧亚大陆陆路上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在汉唐时期，不少波斯人就来到中国经商。11世纪金、宋时代，历史上有记载的到达中国的半商业半外交性质的阿拉伯使团就有20个以上。这些交流活动在伊斯兰教成为主流文明之前，总是时断时续的，受到交通安全和地理屏障等因素的制约。造纸术的传播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在西元105年，东汉时的蔡伦就改进了造纸术，低成本的纸在中国广为应用，但这种生产工艺却一直没有西传。直到西元751年塔拉斯河战役后，中国唐朝军队战败，不少能工巧匠被俘，他们将中国的许多先进技术传授给了阿拉伯人。8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在撒玛律汗所建立的中东地区的第一座造纸作坊，就是由中国工匠负责的，而此时是在造纸术发明以后至少过了600年才发生的历史事实。此后，造纸术渐次西传，西元793年造纸术传到巴格达，西元900年传到开罗，西元1100年前后传到伊比利亚半岛。造纸术对于传播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据说制作一本《圣经》至少要用300张羊皮，而与羊皮相比，纸的原料几乎是无成本的。因为有了几无多少成本的纸，那些原本只能藏在神圣场所或个别人家的文化宝典于是可以存在于大庭广众之下了。
如此重要的技术文明成果，只是在一场战争中才被传播到了中东，这显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若没有伊斯兰教文明的崛起，或许这种偶然性也不复存在——动荡不安中的尚武的游牧民族也许并不需要这些中国式的“笔墨纸砚”来修饰他们的生活，或许他们主观上并不愿意成为这些技术性成果的可靠传播者。中国丰富的技术文明成果需要一个强大的文明作为消化、吸收并加以传播的载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系统性地移植到中东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世界。
回望历史，人类最终能够走出中世纪，多半依靠了伊斯兰教文明担当了这一稳定的传播者的角色。除此之外，还要归功于蒙古人对于亚欧大陆的伟大征服。
中国在元代比在以前和以后（直到二十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著称于欧洲，这是因为蒙古人统治下的疆土一直扩大到欧洲。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全部地区，从山海关到布达佩斯，从广州到巴斯加，全都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通过中亚细亚的交通线在当时比在以前和以后任何时候都频繁和安全。在皇帝的朝廷中充满了许多有各种技能的欧洲人和穆斯林，以及西藏、俄罗斯或亚美尼亚来的使者。我们知道，虽然蒙古人招请了大批汉族学者参加他们的官僚政治，可是最高的职位一般是让外族人来担任；假使蒙古人不能胜任，那末，皇帝宁愿指派一位非中国籍的人来担任。这正是马可•波罗在西元1271－1297年间能顺利完成他的事业的一个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英]李约瑟着，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300页）
《全球通史》中转述了中国人汪力（1314—1389）所撰写的描述各国使者来朝的情景——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35页）
蒙古帝国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频道，原先各自发展的族群式洞穴文明，在几个超级大帝国之间，实现了广场式完全充分的交流。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主要是将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成果——核心是中国先进的经验性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东及欧洲。人们无法弄清每一项中国发明传播到中东及欧洲的具体时间，但从总体上来说，只要是中国先进一点的东西，由于有了伊斯兰教文明体这样一个稳定的桥梁——当然还应包括从海上而来的中东和欧洲传播者，迟早会成为全人类共用的文明成果，因为先进的技术是无国界的。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李约瑟对于从西元1世纪至18世纪从中国传播到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发明总结如下：
（1）龙骨车；（2）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3）水排；（4）风扇车和簸扬机；（5）活塞风箱；（6）平放织机（它可能也是印度的发明）和提花机；（7）缫丝、纺丝和调丝机；（8）独轮车；（9）加帆手推车；（10）磨车；（11）拖重牲口用的两种高效马具，即胸带和套包子；（12）弓驽；（13）风筝；（14）竹蜻蜓和走马灯；（15）深钻技术；（16）铸铁的使用；（17）游动常平悬吊器；（18）弧形拱桥；(19)铁索吊桥；(20)河渠闸门；(21)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和前后索具；(22)船尾的方向舵；(23)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24)罗盘针，先用于看风水，后来又用于航海；(25)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26)瓷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英]李约瑟着，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546—547页）
此外，印度人发明的如“阿拉伯数字”也经由阿拉伯人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伊斯兰教文明这一超级“蓄水池”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个文明有机体，如同一个人、一个家族，只有具备安全的生存环境才能有所创造，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与特质。作为稳定成熟的文明体，伊斯兰教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受住任何冲击而屹立不倒，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穆斯林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信仰共同编织的网路，从而成为联结各民族和全体穆斯林的纽带。
穆斯林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兼具东方帝国的专制政权组织形式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信仰组织形式。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结合，在多族群生活的区域，显然是成功的模式。这种模式满足了大陆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文明的共同需要。强权专制的力量可以整合更大地理区域的族群；真主信仰的力量可以深入到那些更小规模的分散族群之中。
语言文字的一致性是统一伊斯兰世界多元民族的基础。在整合多元族群文明的过程中，阿拉伯语及文字发挥了巨大作用。《古兰经》是以古莱氏语写成的，古莱氏语借《古兰经》而逐渐成为全阿拉伯民族无可争辩的通用语言。到了11世纪时，阿拉伯语已替代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拉语和阿拉米语，在摩洛哥到波斯之间的广大地区流行。在统一语言的基础上，阿拉伯文字也同样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通用文字。阿拉伯文字的书写一直是贯穿所有伊斯兰艺术中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从日常用具、民居、清真寺、经学院到宫殿和陵墓上，无不留下了阿拉伯书法铭文的痕迹。
伊斯兰教信仰不仅是神权专制的核心，而且深入全体穆斯林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之中。她不仅代表着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体现出是文明教化的灵魂。伊斯兰教信仰本身就带有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与这些宗教具有一定亲缘性的同时，却又不是这些宗教的简单拼凑，而是代表着全新文明的整合与创新。
在这样一个包含多族群的超级文明体内，各民族创造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重新整合创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些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人对中东的征服窒息了理性科学与文字艺术的创造力，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吸收了东西方文明精华的伊斯兰教文明却真正代表着科学与进步，体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正是阿拉伯人挽救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众多著作，这些著作后来又反过来传回西方。穆斯林学者对人类文化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未必有多少独创的见解，但仅仅在于整理、传播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这一点上，就已经居功奇伟了！
参考书目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英]李约瑟着，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中东史》[美]小亚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大卫森着，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
《〈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王新生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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