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飞 
这是一位署名“阿探”的汉族兄弟在一周前提出的十个问题，今天抽时间逐一给予了答覆。问题巨大而笼统，我的答覆有时顾此失彼，顾彼而失此。这些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基本上表达了大多数汉族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教的看法，值得穆斯林一读。
阿探：李阿訇，因为看了您发在联合早报上的文章，感觉您的文章大有书生论道的感觉。政治还是要看到现实。……为什么要了解伊斯兰教？是因为现实中有很多疑问：
1、为什么伊斯兰教的极端势力很多，甚至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在所有宗教中尤其以伊斯兰教最为突出。
答覆：今天人们看待伊斯兰，无论是溢美之词，还是谩骂与诋毁，都意味着伊斯兰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类热点问题。显然，这是任何宗教与文明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伊斯兰问题的根源错综而复杂，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不过简而言之，当今伊斯兰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对西方世俗文明的不妥协。两者的价值彼此对立，如女性问题，一方认为严谨的着装是美德，一方则以裸露为美。这种差异几乎难以调和，唯有彼此尊重，敬而远之，才是未来和睦相处之道。所以，西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基地组织、哈马斯和敌视美国的伊朗，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这个文明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坚信这是来自造物主的真理，包含着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相比而言，整个世界都在丧失自我而西方化，昔日那些古老的文明体，所谓中华文明，所谓印度文明，早已名存实亡。即使是中国的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的。总之，今天的伊斯兰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西方世俗文明的拒斥，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冲突。
伊斯兰反对暴力，穆斯林也从未停止追求和平的步伐。我知道这种说辞在现实面前显得羸弱不堪，伊斯兰甚至已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崇尚暴力的邪恶宗教，但无论如何，和平仍是伊斯兰的名称和实质。在全球15亿穆斯林中，阿拉伯世界总人口为3亿，爆发战争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口有五千多万，不及河南省一半的人口，所以说卷入暴力与冲突者仍为少数。全球有53个伊斯兰国家和2个伊斯兰地区，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各国政治党派彼此倾轧，社会动荡在所难免。这是二战后世界的格局所决定的，并非是伊斯兰使然。
当今穆斯林世界，其乱象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尤其是巴以问题，几乎成为一切动荡的因素。如中东战争，起于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抗衡以色列的政治与军事运动。基地组织、911事件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属于穆斯林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巴以问题上不问世界正义与人类良知对以色列的偏袒而爆发的冲突。自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则意味着整个阿拉伯世界仍在为上个世纪西方的殖民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而挣扎。
《纽约时报》曾坦言：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大中东的政治布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留。这类似于我国晚晴时的半殖民化状态以及香港和澳门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经过近代的反清起义、军阀混战和国共战争已基本实现了政治自主；而阿拉伯民族却仍在为此而拼搏，并不断引发社会阵痛。在阿拉伯人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国家的斗争中，因其伊斯兰文明的宗教背景，使这些激烈的政治运动、战争行为和民族冲突，被错误地认为是由伊斯兰的宗教思想所引发的。我们不会把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归罪于基督教的教义，因此我们也不能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来这样看待伊斯兰。
你或许认为伊斯兰的教义存在暴力倾向问题，也就是说伊斯兰本质上是崇尚暴力的，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伊斯兰反对暴力，但它同样反对压迫。《古兰经》说：“压迫是比杀戮更恶劣的”（2:217）。安拉允许那些遭受压迫的人可以为争取自由进行战争，但伊斯兰绝不崇尚战争。安拉在《古兰经》中曾反复告诫穆斯林，战争行为要适可而止，他不喜欢过分的人。
2.这是否有宗教上的根源？杀人上天堂，站在中国也好，世界上的很多宗教来看，都是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伊斯兰教是否含有极端思想的根源。
当我们在使用“极端”和“恐怖”时，必须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在中国古代，黄帝曾为国家的统治权与蚩尤战争。取得胜利后，活捉了蚩尤。蚩尤难免一死，但死法却是这样的：黄帝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头发剪下来，织成旗帜；把胃掏出来，放进蹴鞠里当球踢；把骨肉剁烂，制成肉酱（见：《黄帝四经·正乱》）。在这种启蒙下，中国有了“抽肠”、“剥皮”、“凌迟”、“点天灯”、“下油锅”等酷刑。《左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岳飞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此类恐怖行为和极端思想不胜枚举。这些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中的“极端”与“恐怖”，并以此来对整个中华文明下断语呢？我有一篇拙文：《“暴力”为何物——为我们的思考做一些纯概念的说明》，登载共识网，可资参考。
你所说的“杀人上天堂”，言下之意是说穆斯林的信仰及活着的价值就是去杀人。绝不会有一种宗教，以杀人为业，在人类社会中持续上千年，并拥有亿万人的信奉。绝对没有！近年来，有些反伊斯兰人士，从《古兰经》中断章取义，声称伊斯兰的教义怂恿穆斯林去杀害不通道的“卡菲尔”。还有一种阴谋论则认为，中国穆斯林表面上与不通道的中国人保持和睦，而实际上则是在积攒实力，伺机去杀死这些不通道者，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种言论，太过极端。在穆斯林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穆斯林统治了伊拉克后，当地的基督教在穆斯林领袖的保护下继续存在了二百年后才自然消失。穆斯林控制了耶路撒冷后，哈里发欧麦尔签署法令，保护城内基督教、犹太教的教堂及教徒的财产，给与他们佩戴十字架和穿着宗教服装等自由，免征宗教神职人员的国家课税义务。这种宗教自由政策一直延续到欧洲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为止。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中说：“回教领域中的基督徒所享受到的宗教宽容，不是任何一个基督教君主根据回教徒在基督教国家中的情形所能梦想得到的。例如在士麦拿，回教徒有15座清真寺，基督徒有7座教堂，犹太教徒有7座聚会所。在土耳其及巴尔干诸国中，希腊东正教教堂由土耳其当局下令保护，禁止在他们礼拜时加以妨害。丕普斯（Pepys）认为大部分匈牙利人顺从土耳其人，是由于在鄂图曼（奥斯曼）统治下较在天主教诸帝统治下有更多的宗教自由。”
《古兰经》中的确存在要求穆斯林和“不通道者”斗争甚至是进行战争的经文，但“不通道者”这一概念在我们汉语语境中出现了严重的以文害意的问题。“不通道者”的阿拉伯文读作“卡菲尔”，其确切的意思是“伊斯兰的敌人”，而不是简单的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有另外一个概念，阿拉伯文读作“艾尔穆斯林”，即“非穆斯林”。教义学家认为，非穆斯林拥有受等待的信仰，是未来的穆斯林兄弟。在穆斯林的社会史上，先知穆罕默德曾在麦迪那与非穆斯林群体订立多民族共存的《麦迪那宪章》。当时的麦加古莱什人都是“卡菲尔”，是伊斯兰的敌人，然而当先知穆罕默德以优势兵力占领麦加后，他宽恕了所有的“卡菲尔”。关于这类伊斯兰历史，恕我不能在此逐一详解。
《古兰经》中说：“凡枉杀一人的，如杀害了全世界的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了众生。”（5:32）在伊斯兰这里，生命是受尊重的。或许今天某些置身于伊斯兰名下的政党、统治者和个人存在滥杀无辜的行为，但伊斯兰的这种尊重生命的精神是绝对不会因这些行为而消解的，罪行也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总之，伊斯兰这里绝没有你所说的“杀人上天堂”的理论。当然，伊斯兰存在为信仰牺牲的教义。凡为信仰献出生命者，可以进入天堂。这就是“舍西德”（牺牲）这一概念的含义。为了崇高的信仰而献身，不应当受到指责。孟子亦有“舍生取义”之思想。
3.古兰经上说，虽远在中国，吾亦求之。伊斯兰创教之初，就派门徒来中国传教，今天的伊斯兰教与穆圣的初衷是否有差异？
就当今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而言，穆斯林有愧于圣人的教导。
4.伊斯兰教徒的一些作为是否会伤害其它民族的感情，我的大学同学是回族，老家是回族村，汉族人去了家里要清水泼地，这位同学一旦别人用了他的水杯，他就要把水杯送给别人。这种对人也好，对民族的伤害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这位所谓虔诚的同学的人品确实有点差。
我的家里时常有汉族邻居过来，但从来不用清水泼地。只要是来人，我一般都会沏茶招待，但茶杯从来舍不得丢掉，照用不误。所以说，你那位同学所坚持的或许只是风俗习惯和民族偏见，伊斯兰从未这样规定。我们必须把民族和宗教一分为二，把回民和穆斯林区别对待。
5.少数民族光环下的不平等。其一，我曾亲眼目睹，回族闹事，完全是无理取闹，依仗民族问题惹是生非。现场的汉族人都很愤怒。其二，某回族民族乡到电视台闹事，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非法奸商，被电视台曝光了。阿訇，若汉族被曝光了，我们心服口服。回族被曝光了，就上升到民族问题吗？难道奸商还因民族问题分三六九等吗？
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政策倾向，我完全赞同依法治国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民族，不论信奉什么宗教，亦无论是什么党派，都不能僭越全体公民所共同认定的国家宪法。当然，这是习近平主席的事情。关于回民闹事的问题，有些确实是无理取闹。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绝不会为一己之私，绑架整个民族去挑起冲突。中国穆斯林的有识之士，私下都对此深恶痛绝。要想杜绝此类事件，必须提高回民素质，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伊斯兰信仰道德教育。所以，国家政府应当放开清真寺去开展伊斯兰信仰道德教育，使伊斯兰的正能量取代民族的无知与愚昧。当然，有些事件也并非是回民无理取闹。比如1989年的上海《性风俗》事件，一如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此作出的定性：该书粗暴地污辱了伊斯兰教，严重伤害了穆斯林感情。对此，汉族非穆斯林应当引以为戒。
6.同治回乱 这涉及到伊斯兰教徒建国的问题，从明代开始就闹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生灵涂炭。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有宗教上的根源。尤其以同治回乱为甚。杀汉族人杀的太残忍了，整个大西北都在杀。手段之恶劣，闻所未闻，是人类罕见的大屠杀。请问，这种残杀是否有宗教依据，阿訇。当然，汉族人奋起反抗，能量也是巨大的。
你所说的“同治回乱”，用词不妥，因为当时并非是回民主动要谋求国家统治，而是官逼民反。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把同治时发生在陕西和云南的回民事件定性为“起义”，只有满清朝廷站在其统治者的立场上才会视其为“回乱”，即犯上作乱。战乱所引发的回汉间的仇杀，是历史的悲剧。首先是汉族团练在清朝政府的怂恿下屠杀回民，而回民随后予以报复，并最终被逼上绝路。其主要责任在清朝政府，他们采取“汉强则助汉杀回，回强则助回杀汉”的政策，刻意制造并扩大民族矛盾，坐收渔翁之利。关于这段历史，希望你能耐心阅读相关历史材料。当时的情形与后来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的性质极其相似。不仅如此，当时杜文秀提出“革命满清”、“救民除暴”、“联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等口号，为后来孙中山所沿用。
回汉双方必须放下历史的沉重包袱和仇恨的记忆。雨果说：最高贵的复仇之道是宽容。回汉间的互斗，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兄弟阋墙。穆斯林先民来华时，母系一方几乎都是汉族，至今回汉通婚不绝。杜文秀在取得大理政权后的安民告示中说：“回汉相处已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同饮淅水，共植良田，休戚与共，福祸相关，同胞手足之谊随时光而增厚，兄弟姊妹与日月之共存，长矣，久矣。不幸者，满清王朝妄图永远管辖中国，锁链人民，唯恐人民觉醒合力革命，推翻其黑皇统。遂暗下圣旨，密令各级官吏无中生有，编造谣言，传播是非，跳动干戈，点燃烈火，诱我各族同胞互相残杀，自行消耗。至能者绝、贤者尽之时，它出兵剿灭，达到其中国世袭皇帝之野心目的。希我各族同胞切勿上当，停止屠杀，一切仇恨归于满清。”
7.教为人立，道为人信，这种残杀有意思吗？有劲吗？阿訇。您相信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前文已答覆
8.我是汉族，理应捍卫大中华的文化，宗教和传统。我们中国之所以源远流长，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教分离。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随辩论不断，但大规模的仇杀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种状态正是中国能够民族融合，能够接纳外来文化的根源。
中国数千年以来，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一次血淋漓的仇杀。以春秋战国为例，据《春秋》记载，春秋242年间，爆发各类战争448次。孟子悲痛的说：“春秋无义战。”而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争有222次。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西元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西元前207年项羽坑杀秦降兵20万。三国时期，杀人数量则呈几何倍数增长。时至近代，死于政治迫害的人数超过了战争。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期间，全国有超过25000座清真寺被拆毁，几乎全部清真寺被强行占用。
史上有“三武一宗”排斥外来宗教之说。所谓“三武”，即是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帝；“一宗”则是后来的周世宗。魏太武帝灭佛，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杏城盖吾反，关中骚动，太武宗出兵往讨，到达长安，见某寺内有弓矢矛盾，并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另外，还在寺中见与贵室女私行淫乱之事。于是下诏：诛长安沙门（指佛教僧侣），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下令于全国废佛。该年3月，“有司宣告征镇将军、刺使，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及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周武帝灭佛，是在天和二年（567年），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省寺减僧，称：国治不在佛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武宗很赞同他的观点，自天和初始七次召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争辩三教先后。最终于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决定灭佛、道两教，遂诏僧道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当月十五日，下诏禁佛道二教，销毁所有经像，罢沙门道士，强令其还俗。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至西域取经，携归佛典六百五十余部，并将大小乘经论共75部、1335卷，译成汉文。这些书籍辗转流传，信众日增。
至武宗时，全国佛寺多至四万余所，僧尼约40万人。日本僧人道昭、最澄等，亦入唐宣传佛教，使其在唐日益兴盛。然而，唐代帝王多崇道教，自唐高宗立老子庙，并尊为太上玄元皇帝以来，后世子孙，相延成例，使得道教在唐盛行一时。武宗不但对道教忠心笃信，而且还排斥异教。道士赵归真等窥伺皇帝心里，加以劝谏，武宗便举意灭佛。当时，传入中国的景教、摩尼教、袄教等也被归属一类，进行驱逐，禁止流行。还将国中摩尼教的大秦寺、麾尼寺，统行拆毁，并斥逐摩尼教徒，使京师女摩尼70人，因无处栖身而全部自尽。景教徒和袄教徒2000余人被强行勒令还俗。对佛教则：毁山野招提兰若，东西两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儒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僧10人，下等5人，其余僧尼皆赦归俗，寺非应留者毁撤，田产没官，铜像、钟磬以铸钱。共毁寺4600余座，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兰若40000余座，收粮田数千万顷，奴婢150000人。
9，你有没有思索过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问题？就跟佛教一样，佛祖提倡托钵乞食，到了中国，则是农禅并重，从要饭改成了生产。诸多改革，让汉传佛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觉得宗教只有本土化，切合民意，切合中国的传统才会发扬光大。以伊斯兰教为例，为什么一定接受来自西边的思想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伊斯兰教，从某种意义上已经中国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汉语语言。在明朝建立的经堂教育中，所有伊斯兰教经典都用汉语概念来表述。明末清初，有一批伊斯兰教学者，以南京为中心，用汉文著书立说，与当时的儒家学者们探讨天人性命理学。清朝礼部尚书王泽弘看过刘智的《天方性理》后说：“《大易》、《尚书》之言性也，浑而确。太极通书之言性也，正面严。今天方之言性也，详而核，其言先天也，则天理之节文莫不条分而缕析之。其言后天也，则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于此，而刘子之心思才力固至于此哉!今之人刻鹄雕虫技止此耳。刘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于至正至精，而不惑于干竺欧罗之说，亦大可敬矣!”
大道无古今，真理无东西。在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东西方之说。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之前的古老传统和宗教，很多内容都能获得穆斯林的认同。按照伊斯兰教的历史观，安拉给全人类都派遣了先知，其中就不乏有中国先知。据此，中国的古老文化源于古代先知的教化，其形质与伊斯兰教并行不悖。如昊天上帝这一概念，完全是造物主的别称。简而言之，伊斯兰和中华文化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格格不入。
10.不要光抱怨对伊斯兰教不公，中国所有的宗教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伊斯兰教应该更好的注意到自己的问题，是自身的问题啊，阿訇。就跟一位网友说的，在他们的地区，一半回族，一半汉族，汉族世代信奉道教，非常虔诚。而这些道士胸怀不小，在道观外面专门建立房子，为回族人治病。这些道士们是赢得回汉两族人尊重的。
穆斯林所要求的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在自己的共和国里自由的信仰，既热爱自己的宗教，也热爱保护他们的国家，与非穆斯林同胞和睦相处，尊重彼此，求同存异。总之，穆斯林所追求的绝不是一种超国民待遇。今天某些地方回民的素质的确堪忧，但这一现象，第一责任不在阿訇和伊斯兰教，而在于国家。回民既然是国家公民，国家就有教育之责，理应把回民培养成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爱国爱教之国民。不仅是回民，维族和藏民亦然。如今，国民无爱国心，少数民族素质差，其第一责任全在国家政府。如果国家不能尽教育之责，那就应该放手让阿訇们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育方式去提高回民素质。如今，国家道德教育一败涂地，又要对伊斯兰教自身的教育横加干涉，反过来却指责回民素质低劣，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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