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真：回归与维新

提到“回归先贤”（赛来非耶），许多人把它误解为笼统地回到过去，哪怕这个“过去”是落后、颓废、僵化的时代也罢。然而，格尔达成认为，伊斯兰术语中这个词并不是笼统地指称过去，而是指伊斯兰初期的人，是穆圣赞誉过的“穆斯林共同体的最佳时代”，他们在理解、信仰和行为方面更接近伊斯兰。但格尔达威同时指出，“回到先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复制品，而是说我们要体现他们认知和行为中的方法论和精神，他们对待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和立场。例如，我们要回到他们对信仰的理解：简朴、明确、清纯，远离凯拉姆学家的争执，哲学家的复杂，迷信家的荒谬；回到他们对功课的理解：薰陶、明净、谦恭，远离形式主义的教条，异端分子的标新立异；回到他们对道德的理解：完整、积极、有力，远离波斯的苏菲杂质，印度的苦行主义；回到他们对沙里亚的理解：富有弹性、海纳百川，远离本本主义的僵化，盲从者的因袭，杞人忧天者的苛刻；回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生活有不变的法则，基于知识与行为的合一，远离空想主义的幻想，肤浅之辈的臆测；回到他们对人的理解：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被赋予理性的殊荣，被授以责任的重托，是文明的创造者。远离对人的宿命论理解和虚无论理解。

关于“回归”，格尔达成在解释圣训“你们坚持我的道路，和正统哈里发的道路”时说，正统哈里发的道路，并非指他们的局部言论，如他们在法学、古兰经注解等方面的个人见解；而是指他们理解伊斯兰、实践古兰经、圣训方面的“普遍方针”，他们的方法论和行为准则。格尔达威在其他场合用“维新的赛来非耶”来表达先贤精神，他指出，我们回归的是先贤的方针，而不是他们的局部言论。然后他把两者做了区别：先贤的方针即他们理解宗教、实践宗教的总体方法。研究先贤的言论、行为和生平，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方针就是注重宗教的实质而不是形式，注重沙里亚的宗旨而不是教条，注重行为的精神而不是表面，选取容易而不是困难，选取宽容而不是苛刻。至于局部言论，则受时间、地点、状况的影响，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跟随先贤的方针，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坐在地上，像他们一样用手吃饭（而不用勺子、筷子等工具！），像他们一样骑着骆驼去旅行，像他们一样用土块修建我们的房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样主张，除非个别人出于锻炼谦恭意识、淡泊精神，偶尔这样做也无大碍，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些表面现象，把它视作宗教的精髓，把持不同见解者打为“犯罪”，由此去划分“敌我”，则大谬不然，荒唐至极。

格尔达威认为，“赛来非耶”（先贤精神）的反对者和拥护者都在虐待“赛来非耶”：反对者把它描述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赛来非耶”在他们看来意味着留长胡须、缩短裤脚、妇女戴面纱、抨击持不同意见者。而部分“赛来非耶”的宣教者却在助长对“赛来非耶”的这种负面印象，他们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注重局部而不注重整体，注重分歧问题而不注重认同问题，把自己的观点视作不谬的真理，把不同意见者的观点看作十足的谬误。    格尔达威指出，伊斯兰本身教导我们：宗教要不断维新，真主每隔一段时间要为宗教预备一些维新家(Mujaddid)，证据是艾布·达伍德、哈肯等辑录的圣训：“每一百年的开头，真主都要为穆斯林共同体派遣一些维新家，来更新他们的宗教。”既然使者明确提出这一理念，那么，任何人没有资格说宗教不可维新，因为任何人不比使者更懂伊斯兰！关键是定义“维新”的概念、范围和界限。“维新”并非是出台一个伊斯兰的“修订”“增补”的新版，而是更新对伊斯兰的理解，对伊斯兰的信仰，更新对伊斯兰的实践和宣传，因此，它是思想维新，信仰维新和实践维新。

有些人以为先贤精神与维新思想必然是矛盾的，因为先贤精神意味着回到过去，而维新思想意味着面向未来。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先贤精神和真正的维新思想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真正的先贤精神必然是维新的，而真正的维新思想必然符合先贤精神。先贤精神的核心就是维新，这一事实为伊斯兰初期的历史所证明：穆圣初到麦迪那时，要求圣门弟子为他统计所有信仰伊斯兰的人数，结果是一千五百人。穆圣通过这种细微的统计，掌握穆斯林的力量，从而做到知彼知己，以便制定明智的战略；与古来氏人签订侯德比亚条约，休战十年，以便腾出时间向周边国家的元首们传达伊斯兰的资讯；在联军战役中采纳波斯人赛里芒·法尔西的建议，运用波斯人的壕沟战术，有效地抵制了古来氏人的进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做出前所未有的举动：把零散的古兰经收集到一起，以免由于古兰经背诵家的离世而使古兰经散失；哈里发欧麦尔第一次将伊拉克被征服的土地收归国有，不再分配给战士们，以保护子孙后代的权益。

研究早期穆斯林的历史，研究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伊本·麦斯欧德、伊本·阿巴斯等圣门弟子及受他们影响的人的思想，他们的种种法塔瓦（宗教判断），就不难发现，真正的先贤精神始终伴随着维新思想，先贤的时代是维新与开放的时代，他们以灵活、宽容、博大的胸怀去理解宗教经典与今世利益，融合局部明文与整体宗旨。正因为如此，沙里亚大法容纳了进入伊斯兰版图的所有文明和宗教，并成功地解决了前无古人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迎来独步中古的伊斯兰科学文化。晚期的穆斯林逐渐远离了这种宽容、维新精神，以“更谨慎”的藉口将“更便利”的沙里亚宗旨取而代之，于是盲从之风蔓延，苛刻思想盛行，对前人的言论不敢越雷池一步。殊不知，他们所盲从的伊玛目们本身严厉禁止盲从他们，禁止把他们的话视为金科玉律。奇怪的是，这一思想停顿时期，法学上的创制演绎、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万马齐喑，而信仰、宗教中的异端创新(Bidah)却大行其道，使伊斯兰所定的稳定内容（信仰、功课）和通变内容（生活媒介、物质建设）完全颠倒。格尔达威不无感慨地说：当穆斯林还是真正的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在宗教事务中恪守、跟随，在现世事务中创新、发明，于是他们成为世界文明的主人；然而，当他们偏离伊斯兰的实质的时候，他们在宗教事务中“创造发明”，在现世事务中僵化不前！与伊斯兰对他们的指示及伊斯兰初期的历史背道而驰。

纵观历史上的伊斯兰维新运动，回归与维新相得益彰。伊本·泰米叶(1263-1328)及其学生所代表的维新学派，既呼吁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回到先贤及其理解，又提倡创制演绎(Ijtihad)、改革维新(Tajdeed)，抵制迷信和异端对穆斯林渗透的同时，提出大量富于智慧的新见解和新思想，对伊斯兰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思想在以穆罕默德·阿布杜和穆罕默德·拉希德·利达(1865-1935)为代表的近代赛来非耶运动（或回归与维新运动）中十分明显：阿布杜提出解放思想，摆脱盲从，按照出现分歧前的先贤的方式去理解伊斯兰，从第一源泉汲取知识养分，同时用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辨去发掘伊斯兰于时代的意义。格尔达威看来，穆罕默德·拉希德·利达真正堪称这一思潮的集大成者，比理性主义为主导的阿布杜更能代表赛来非耶思潮，利达的思想见证着他比自己的老师（阿布杜）更成熟、更恰当地解决经典与理性的关系。也许有人会把瓦哈布运动作为一个例外，它无疑是赛来非耶运动，溯源于伊本·泰米叶的学派，但它并非以维新(Tajdeed)和演绎(Ijti- had)而著称。因此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阿马拉称它是“字面赛来非耶”，意指经训字面化、条文化的倾向。也许这一倾向影响到目前归属赛来非耶的一些人，他们反对创制和维新，把它与异端相提并论。瓦哈布运动或许情有可原：它发起于远离文明冲突的简朴社会，游牧生活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而当时瓦哈布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把人们从举伴思想归到认一论信仰，涤除他们功课中的异端、思想中的迷信。同时，伊本·瓦哈布呼吁回归古兰经和圣训、摆脱极端学派主义方面功不可没，尽管伊本·阿卜杜·瓦哈布没有逾越这个层面，没有像他的导师伊本·泰米叶那样在恪守先贤精神的同时进行大量的演绎和维新，以至他的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格尔达威指出，我们的时代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资讯传递空前未有，电脑、机器人的发明，人类基因组序列及许多尖端科技的发现，使人类的知识有了质的飞跃。作为“为世人选拔的最优秀的共同体”(古兰经3：110)，穆斯林不应以“那是真主的机密”为由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对新的生活媒体的发掘属于“他把人类所不知道的教授给人”的范围，是人类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必然职责，是伊斯兰所宣导的“维新运动”(Tajdeed)的组成部分。穆斯林应该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既在精神文明中领跑世界，又在物质建设中独领风骚。历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或维新运动，从安萨里(1058 -1111)、伊本·泰米叶到穆罕默德·阿布杜、哈桑·班纳，是回归与维新结合的不断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