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征

回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征

文／季芳桐

摘要:伊斯兰教文化是以商业为特征的宗教，中国回族继承了这种精神，以至形成了以商业为根本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清真寺、市场、回回社区三者相联系的空间格局。而回商不仅善于运用社会资本，对于技艺的精益求精，且理性的处理获得的财富；而且也是文化的载体或主体之一。

关键字：回族文化；商业文化；文化精神；三者格局；回商

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希望各个民族能够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其美”非常重要，要赞美、褒扬一种民族的文化，就得清楚到底哪些方面值得赞美，值得褒扬。或者说，它到底美在哪里，美在何处？虽然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特点、个性，然并不意味这些特点、个性都值得褒扬，值得赞美。所以，理性的分析与归纳出各个民族的“其美”非常重要。费老的这一观点同样也适用于回回的民族文化。回回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希望褒扬、赞美自己民族的文化，是人之常情，每一民族无不如此。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回族文化的根本特点。换言之，知道其美，才能美其所美。否则，难以褒扬，难以赞美。不过若追问回族文化根本特征这类问题时，似乎又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境地：有的认为回回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尚武是一个重要特点；有的认为，回回是一个流动的民族，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有的认为，回回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民族，商业文化是他们的根本特点。笔者觉得这些问题，虽然近似ABC的初级问题，然也是一个民族的基本问题，需要梳理清楚，形成共识才行。

一

提起回族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伊斯兰教文化。当然，严谨地说，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或者说，回族文化是以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究其回民都被划归穆斯林而言，在回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是伊斯兰教文化。

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伊斯兰文化具有怎样的根本特点？日本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哲学家井筒俊彦认为，伊斯兰教文化的基础或根本之一，是商业文化。换言之，构成伊斯兰文化基础的不是游牧文化，不是沙漠文化，而是商业文化。其理由有三：其一，穆罕默德首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其二，穆圣生活的二个主要城市，即麦加，麦迪拉，在当时都是世界性的贸易城市。穆圣的生活情感，生活原理，都是贸易城市商人生活的反映。其三，《古兰经》中大量的内容涉及商业，商业伦理。笔者觉得这个观点极其准确，极为重要。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体系，这是常识。同时，也具有商业特点的文化形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故这里重申之，并进行必要的延伸。按照年谱记载，穆圣以40岁为界，之前主要是经商，之后主要是宗教。具体言之，从12岁至40岁，这28年里，穆圣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先与叔父一起经商，后帮助夫人处理商务）；从41岁至63岁，这22年里，穆圣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可见，商业工作与宗教工作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商业活动时间所占比重更大。自然，穆圣传记与一般人物的传记存在着相通与相异之处。所谓“相通”或“相同”，是指与穆圣与其他传主一样，都有生卒年月，婚姻家庭，以及个人经历等时空的记载。所谓“相异”，指穆圣传记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是具有独特寓意或独特象征意义。穆圣与商人虽皆有商业活动的记载，但寓意却不相同。普通人物大多是岁月的流水帐，穆圣则为一种道路，一种生活方式的宣导。故而，穆圣的从商活动就应成为并已经成为广大信众效仿的活动，其从商、从教的道路，自然也成为普通信众乐于遵循的道路。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其中涉及商业内容很多:

通道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62：9）

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到地方上，去寻求安拉的恩惠，你们多多纪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10）

商业活动自然涉及契约。《古兰经》关于契约的记载：

通道的人们啊！你们彼此间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你们应当写一张借券，请一个会写字的人，秉公代写。代书人不得拒绝，当遵照真主所教他的方法而书写。由债务者口授，（他口授时），当敬畏真主──他的主──不要减少债额一丝毫。如果债务者是愚蠢的，或老弱的，或不能亲自口授的，那末，叫他的监护人秉公地替他口授。你们当从你们的男人中邀请两个人作证；如果没有两个男人，那末，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请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证。这个女人遗忘的时候，那个女人可以提醒她。证人被邀请的时候，不得拒绝。无论债额多寡，不可厌烦，都要写在借卷上，并写明偿还日期。在真主看来，这是最公平的，最易作证的，最可祛疑的。但你们彼此间的现款交易，虽不写买卖契约，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 你们成立商业契约的时候，宜请证人，对代书者和作证者，不得加以妨害；否则，就是你们犯罪。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教诲你们，真主是全知万物的。(2：282)

如果你们在旅行中（借贷），而且没有代书的人，那末，可交出抵押品；如果你们中有一人信托另一人，那末，受信托的人，当交出他所受的信托物，当敬畏真主──他的主。你们不要隐讳见证，谁隐讳见证，谁的心确是有罪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2：283）

 

通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4：29）

《古兰经》有关商业、商业道德的言论还有不少，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仅仅这部分就能凸显出伊斯兰教的特点。放眼其他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虽然都有独特的经典，其也会涉及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几乎罕见。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仅一二句涉及生计与财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佛教经典可谓汗牛充栋，但除去“佛三身说”中的“应身”可以应大众的根性、机缘而显现各种身（包括变为商人）以方便渡化信众之外，再无商业内容。道教典籍，包括老庄著作等，并无这方面思想。基督教《圣经》基本也是一样，尽管德国宗教思想家韦伯尽力寻找，只是发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一定的联系。换言之，上述宗教并无直接讨论商业的言论，只有部分言论可以推演出与商业伦理的联系。可见，在世界五大宗教中，只有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有许多商业的内容，只有穆圣是商人出身。于此可见，商业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特征之一。

二

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继承者，回族民众自然也其继承了商业文化的特质，并成为中国回族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所谓“根本特征”，首先应该是普遍具有的，不是一部分人具有，另一部分人不具有。换言之，其特征应具有普遍性。其次，应该是能够区别其他文化的特征，或者说起极具个性的特征。最后，应该是恒久的不变的。每一民族的文化自然具有许多特点、特征，但不是所有的特征、个性都能够成为该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只有那些经久不变的，具有稳定的特征，才是根本的。所谓“之一”是指这种根本性的特征，是不排斥其他特征。

这里以一些个案证明上述观点。笔者曾经做过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尤其东部地区流动穆斯林人口的调查研究。在调研中发现从改革开放，尤其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出台以后，数百万计的流动穆斯林从西部来到东部谋生。谋生手段主要是拉面、清真餐饮，以及相关的商品批发，运输贸易等。现在放眼望去，在东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见到兰州拉面，清真餐饮的“身影”。于是，便引起人们思考，为何汉族农民出来谋生多在工矿领域（即工厂、矿上），而回民却都在商业领域（即拉面、餐饮业）？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绝大多数的流动穆斯林不仅维系了全家的生机，而且在城市中有了较好的发展（他们具有固定的餐饮店、居住地、以及稳定的收入）。而在工厂、矿上谋生的汉族民工，大多是只能生存而难以发展。总之，为何他们择业的领域不一样？目前生活状况不一样？西北回民就身体素质而言，普遍比较强壮，具有西北汉子的特点，他们完全可以象汉民一样可以凭力气挣钱。可是，从进入城之日起，他们就希望独立从商，希望直接面对市场赚钱；而不像汉族民工，总想在工厂、矿上，依附老板或工头赚钱。一个是独立，一个是依附；一个是直接面对市场，一个是间接面对市场，其结果（收入、住房、发展空间等）之悬殊自在预料之中。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勤奋程度等等，都是次要的。那么，为什么流动穆斯林有这种独到的见识，有独立经商的勇气？笔者觉得还得从他们的文化特性中找原因，找差异。换言之，流动穆斯林与身俱来就具有从商的特性或基因，以及东部的市场环境给与的便利与空间，使他们大多发展顺利。可以说，回族先天的商业禀性、特点，是他们不同于汉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或根本特征。这里补充一点，如人所熟知，市场是需要眼光的，西北流动的穆斯林恰恰具备市场眼光。别的不说，就说他们发现东部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拉面市场，就是了不起眼光。南方人基本是以大米为主，面食为辅，部分人甚至吃不惯面食。流动穆斯林偏偏来南方做面食，并且做出了这么大的市场。真是匪夷所思。这种独到的眼光难道不是回族特性的显现吗？或有人认为，汉族也有喜欢经商的，比如浙江的温州商人。他们也具有从商的特质或潜能，而且经商的业绩也很显著，有的甚至超过回回。可见，它未必是回族的文化特性。其实，这是误解。汉族人口十多亿，从事各类工作的人都有，都可以找出一大批。他们的数字再大，在汉族人群中也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人的特点，怎么能成为汉族的普遍特征？！而回族从商则是整个族群的特征。俗话说：“回回两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买切糕。”这种说法虽不尽全面，不尽客观。但是，也描绘出了回回大众普遍的从业方式。总之，由于普遍性的原因，商业文化完全可以称为回族根本性的文化特征，却难以成为汉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征。

这里，一方面说与身俱来，一方面又说是文化的特征。前者近乎先天，后者近乎后天，彼此似乎矛盾。实际上，回回这种文化特征，确实兼有先天后天的意味。说先天是因为这种特征具有秉性的意味，说后天因为文化薰陶或熏习毕竟是出生以后的事情，是周围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总之，这就恰似一粒“种子”，部分依赖先天，部分依赖后天。回回的族群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来华的大食商人，以后虽然职业分途，然从商业者居多。家庭的传承，社区的影响，使他们更易把握从商的技能，并在市场里找到独立的空间，生存并富裕起来。由于，这种重商的习惯与教义有一定的联系，与四周的文化环境，家庭的身传言教也有相当关系。所以，我们将其视之为回族文化的影响，并视之为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

此外，回族千百年的居住格局也能够印证这种文化特性。在中国绝大多城镇里，清真寺、市场、回回社区，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成的，以至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局，最为典型的是西安回坊、北京牛街等。进而也构成了回回生活的三个重要环节：礼拜、经商、居住。这种格局是自然形成的，虽经历千百年而没有多少改变(只要政府不强行拆迁)。笔者曾询问过西安回坊的历史，当地的居民虽然说不出它起于何时，但感觉它一直存在着。若按照清真寺来推测，自唐朝以来，一直耸立在那里。其他城市的回坊、市场、清真寺的格局虽不一定都建立于唐朝，或有明清时期的，然也一样历史悠久。可见，这三者连成一体的格局是历经岁月而恒久不变。当然，中国这么大，某些城市，某些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它们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发生一些变迁。究其主因大多是商业中心地发生了转移。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清真寺的兴衰就是例证。当运河成为南北运输主要通道时，运河沿岸商业也比较发达，如江苏的淮安、山东的济宁等地。当时，回回大多居住在运河沿岸，清真寺也建在这里，故而形成了市场、清真寺、回民区三者相互联系的格局。当公里、铁路成为南北运输的主管道以后，市场自然地转移到公里、铁路两边。接着，回回社区也开始了转移。不久，新的清真寺也在新的地区耸立起来，而留在运河沿岸的清真寺则门可罗雀。换言之，当新的（三者相联系）空间格局形成之后，旧的空间格局也发生变化。目前，这种状况又重现在新型的商业城市（如广东的深圳、浙江的义乌）中。大家只要关注下这些城市的市场、回民居住区、清真寺的历史，便一目了然。当然，在变化中又显现出不变的规律，即格局的地理位置或有一定变动，但三者联系的格局基本是稳定的，不变的。

国外的中亚、阿拉伯地区，也基本是这样一种格局，即清真寺周边是一个大巴扎，而清真寺、巴扎、穆斯林社区是连成一体的。不同的国度都存在这种相似的格局，是相互借鉴的结果，还是自然形成的结果？需另文探讨。但是，它们的并存确实反映了宗教、市场、穆斯林之间的紧密关系，即穆斯林的生活离不开商业，也离不开宗教。阿拉伯、中亚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如此一来，更加印证了中国的伊斯兰教也是一种以商业为根本性特征的宗教，中国的回族也是以商业为根本性特征的民族。

三

既然回族文化是以商业为特征的文化，那么此种商业文化与其他商业文化相比，有无独特的个性或特点？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其经营的领域不能违背伊斯兰的教义。比如不能进入教义禁止的行业，如高利贷，以及其他以钱生钱的行业。所以，在历史上很少见到回回经营当铺、钱庄，现在也基本延续这个惯性，不涉足证卷、期货、股票等。与此相对，从犹太教、基督教派出的文化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信众进入这些领域，以至银行金融业的杰出人物中具有犹太教、基督教背景的人较多。儒家商业文化大致相似。儒家对于商业领域并无什么特别的禁忌或限制，涉足这类领域中人较多，佼佼者不少，失败自杀者也不少。回族文化重视实业，重视产品制造与货物运输。对于允许的进入的行业，也不得违背教义或教义精神。《扬州伊协简讯》最近报导了一位元做牛肉生意的李姓回商。李老板是一位回回，他宰牛坚持按照教法要求，牛肉不注水有刀口，所以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生意一直很好。一年腊月，因为连续雨天，冰冻天气，交通受阻，活牛无法运进。但又因为临近春节，一边牛肉销售量不段上升，一边活牛无法运进。这时当地一位冷库老板找到他，推销自己的牛肉。李老板问道：你的牛肉有没有注水，有没有刀口？冷库老板说这年头岁谁管这些。李老板答道，这怎么可以呢？冷库老板又说：“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再说春节快到了，生意这么好，还愁卖吗？”李老板板起脸：“对不起，我是穆斯林。我宁可无牛可宰，也不赚昧心钱”。这种不卖注水牛肉的做法，体现出回回的文化精神。需要补充的是，这样境界的回商在各地还有许多，他们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都能自觉遵守教义或教义精神。对比一下，其他商业文化，却没有上述限制，显然这是回族文化个性或特色。

其次，依靠独特的社会资本。其实，每个行业都有社会资本，可是，各个商人群体的社会资本是不一样的，其经营的后果自然不尽相同。在经营领域的上下线或前后环节：产地、生产、运输、销售，回回商人尽量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源，尤其是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大致说，回回企业绝大部分社会联系网路的成员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同乡、同学等。因为，穆斯林内部有相通或相近的规范、习俗、规则等等，彼此交流起来，互动起来比较容易，也易于建立比较可靠的合作关系。比如，民国时期回回主营的玉石、皮毛行业，就是这样。中国玉石大多出自新疆、云南、青海等地，这里是穆斯林聚集地，与他们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可以保障货源供应。中国的皮毛多来自西北，这里穆斯林也很多，且擅长皮毛加工。故而，沿海的穆斯林商人与上述地区的穆斯林建立并维系着良好的关系，使之成为社会网路的重要成员。于是，这两大行业一度为回回商人垄断。目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领域更广了，行业更多了，可是回回们的社会网路依然以穆斯林为主，这点没有变化。笔者曾调研过流动穆斯林的拉面店，获悉这里的牛肉、辣子、面粉等都是由同乡供应，例如河洲的拉面店是由河洲穆斯林供应，化隆的拉面店由化隆的穆斯林供应。这样分工合作，有利于把东西做得精细，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如此一来，味道好，价格低廉的拉面，当然能够吸引大量顾客。顾客多了收入也就增加了，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回圈，以至于越做越好。另一方面，餐饮业的顾客较杂，也会因小事起纠纷。因此，这里的拉面店又成立了诸如西北联络组一类的通讯网路，一旦遇到纠纷立即进行联系，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同乡招呼过来。由于穆斯林人多心齐，许多纠纷都能够获得化解。归纳一下，这些回回生意人依靠的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生产经营系统里的社会资本，一是社会治安领域的社会资本。回回生意人就是依赖这两方面的网路（成员主体主要是穆斯林，或者说只要可能一定选择穆斯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经营得一直比较稳定。或有人认为，汉族商人也能建立这两方面的联系网路。是的，汉族企业也可以，或者已经建立了上述两方面的社会网路。但是，运用起来效果却不确定：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好。其中的关键在于网路的基本成员（同乡、同学、亲戚）能量大小，以及彼此关系的亲疏。若是这些人能量很大，而彼此关系又很好，效果不言而喻。否则，则不好或不甚好。譬如某餐饮店出了纠纷，发出资讯请求说明，结果却令人失望：在汉民社会，若不是亲属，基本不会赶来帮忙。其他领域也大致相似。汉民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约束规则或约束机制，但是个体之间没有信仰作为凭藉，没有因果报应作为依靠，加之家族意识极强，故而这类（除非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社会网路往往难以发挥作用，或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再者，专一而求精的工匠精神。回回多年来似乎一直是市场的幸运儿，他们虽不大富大贵但大多数也能维系自己的生机和事业。市场为何亲睐回族商人？实际上，与其对技艺的求精而持之以恒有关。从历史上看，回回经商经营餐饮业的居多，清真餐饮一直是他们固守的“阵地”，教外人几乎难以理解清真餐饮里面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故难以在清真领域内获得机会。如此一来，清真餐饮就为回回赢得了生意或生机的空间。这个空间一直存在着，至今没有什么改变。或许是祖上原因，他们对于牛羊肉，以及鸡鸭之类的物品的制作非常在行，以至做出了许多的品牌：南京的蒋有记锅贴，韩复兴盐水鸭等等。各地这样的品牌都很多，名称也很响。不过，回回做餐饮也不面面俱到，基本只做一行，甚至只做一种食物。比如，洛阳某回回擅长羊杂汤，几十年乃至在人们有限的记忆里，一直制作羊杂汤，以至越做越精，名声越来越大。但是，他一直固守羊杂汤，绝不涉足其他门类。南京有位回回擅长盐水鸭，几代人都在制作盐水鸭，至今如此。在外人看来，每天加工并经营一种食物，工作难免单调、乏味。为什么要一直坚守？其实，这个领域的入行门槛很低，只需少量资金就可以做起来。可是，要做到顾客喜欢你的食品，喜欢你食品的口味，没有长年的摸索不行。做出好口味，且能打出好品牌则更难，没有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积累也不行。若是祖上把这一切都做到了或做好了，后代不去继承或者在其手里丧失了，实在是不孝子孙。这份责任心或孝心，使他们一代一代地坚持并传承下来了。或许就是这样地坚持，在创造美味食品的同时，又造就了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工匠”。我们的紧邻日本也是一样。在餐饮业中，这类人----数十年甚至几代人坚持一门手艺或一门技艺的----也很多。例如一位国宝级的大师，擅长的技艺就是做寿司的米饭，六十年来一直是煮饭。由于加工的米饭，色泽、口味、无人能比，被誉为“国宝”。日本文化非常重视“匠人”精神，故而这类人才层出不穷。联想起来，回回商人的坚守或恒心，除去市场因素、家庭因素之外，应该与独特的文化精神（财富观）有关。孟子认为，普通百姓是先有“恒产”，才有“恒心”。换言之，“恒产”是“恒心”前提条件。回回商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是先有“恒心”，然后才有“恒产”的。也就是说，“恒心”成为“恒产” 前提条件。这确实与汉民不同，这也说明了文化的独特。当然，不管怎样，回回商人这种精于一技，传承一技的工匠精神，既能为自己谋得生机，又可以为大众提供优质的可口食品，实在值得宣导。

最后，对于财富的理性态度。回回商人获取财富以后，对于财富的态度是理性，是富有爱心的。教法规定，凡有合法收入的穆斯林家庭，须抽取家庭年度纯收入的2.5%，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天课经由清真寺、伊协等机构，用于慈善或其他的事业。基督教商人、佛教商人、以及普通商人，也经常进行慈善活动。可是，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伊斯兰教对于天课（乜贴）有具体数额规定，其他宗教则无。这个具体的规定对于穆斯林商人而言，恰似一个底线。有了这个底线，慈善工作就有基本的保障，运行起来也比较有力。当然，慈善不至于此。换言之，伊斯兰教的慈善观，是有底线而无上线的，若是有能力捐助更多，当然也欢迎。由于回商从经营一开始就具正确的社会财富观：经营的企业、餐饮业虽然是私人的，可是获利的财富确实是社会的；每一个体对于其他穆斯林兄弟都有帮扶的责任。故而，对于财富的处置理性且有爱心。在社会里，也很少见到不负责任的自杀者、“跑路”者。这较之于普通私企对于财富无止尽追求，以及获得以后的挥霍无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总之，伊斯兰文化是以商业为根本性特征的文化，回族文化是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根本精神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广大的回回商人（包括企业家），不仅仅是生意的担当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努力、坚守、成功、传承，既浓缩了回回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又显现了回族文化精神的光辉。这就是回族文化的个性之“美”，这就是值得大家赞扬的“美”。

当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市场经济的构建与完善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回族重商的精神文化完全可以为此项伟大事业，提供精神支撑。具体而言，回回文化中的重视市场经济，重视实体产业，重视工匠精神等，都与当下政府宣导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非常合拍，完全可以为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学者应该聚焦以商业为基石的回族文化，尽力挖掘其中的积极内涵，收集不同行业的回商企业和回商典型，出版研究他们的论着，为振兴中国的实体经济，为增强回族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季芳桐(1954--)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案“刘智《天方性理》整理、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5zjA005）阶段性成果。原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限于篇幅格式注释从略，以正式发表为准，感谢季老师惠赐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