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歌：把握中正

有人以为，只要有确凿证据的支持，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不管他人的感受如何，也不管是否会引起强烈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圣训曰：“不怕苦辣，说出真理。”

于是乎，他们在公开场合说，主麻之后的晌礼是异端，应该放弃；丢弃的拜功，不可还补，还补是异端；抹袜子（而不是皮袜）是允许的，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抹；礼拜后张手做杜阿没证据，理应放弃，等等。说了这些，还不过瘾，又加上一句：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我某某人说的！

这种“只要是对的就要说、就要做”的做法，果真是教门吗？果真是一些人所自称的“中正”吗？我们只能遗憾地说：非也！

这些说法，就其证据而言，固然无可非议，而且你也不妨坚持自己的观点：它们强于其他做法。但问题是，它们历来是学者们之间颇有分歧的问题，而且数百年来分歧依旧，没有达成一致的迹象。那么，明智的做法是求同存异，顺其自然。

虽然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但恰恰是对此类问题的疏忽大意，往往会造成“翻船”的后果。何况经过许多教条主义不厌其烦的炒作，它们变得异常敏感，俨然成为区分“敌我关系”的分水岭，成为动辄给人冠以“瓦哈比派”的口实。

一个人到另一个派别的寺做礼拜时三抬手，被暴打一顿；一个伊玛目在一个清真寺斋月领“维特尔”拜时，由于采用群众不熟悉的方式而被解聘走人，等等，都是“只要对就要去说、去做”带来的悲剧。

我们当然可以批判一些群众无知，但我们的“方式无知”遇上他们的“知识无知”，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出。而且，我们错误在前，他们错误在后。这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在教门中的反应。

有人会说，先知不是说“凡是异端都是迷误，凡是迷误都入火狱”吗？先知不是指出世界最后时段复活圣行的报酬吗？古兰经不是赞美那些“不怕责备”的人吗？那么，你们是怕人，还是怕主？

是的，没错。但我们应该清楚，那是在不存在会引发更大矛盾、会产生更大危害的情况下理应采取的立场，否则，先知所采取的是另一种立场。比如，先知本来打算重建天房，但考虑到古莱氏人刚刚接受伊斯兰，恐怕一时接受不了，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到了奥斯曼时代才实现了先知的这个愿望，因为此时已不存在古莱氏人想不通的问题。又如，先知为了长远利益，在侯岱比亚协约中做出匪夷所思的妥协和让步，哪怕圣门弟子们一时不理解、甚至拒绝先知要他们开戒的命令，后来在圣妻乌姆·赛莱玛建议下，先知带头开戒，于是圣门弟子们才跟着开戒。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典范。

谢赫伊本·泰米叶据此推出，一个人自认为礼拜中一抬手最佳，或自认为三抬手最佳，但他要去领拜的群众与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那么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他们，可以放弃自己认为的最佳做法，而与他们保持一致，并指出这种做法才是“圣行”。

谢赫说，“一种行为本来属于可嘉圣行，但如果做它会引发祸端，带来危害，此时放弃它就成了圣行。” 指出“真正的学问并不是认识善与恶，而是认识两善中的至善，两恶中的至恶。”

伊本·盖伊姆说，禁止一种罪恶之前，理应考虑四种结果：一、罪恶部分消除；二、罪恶全部消除；三、罪恶消除，却由同样的罪恶取而代之；四、罪恶消除了，但引发更大的罪恶。前两种情况下理应禁止罪恶；第三种情况下应该再三权衡；第四种情况下应该停止止恶。

可见，同样的行为，有时候执行它是“圣行”，有时候放弃它是“圣行”。应该根据它本身带来的实际效果和实际利益来决定。这不是一些字面主义者所谓的“骑墙派”，而是先知生前留给我们的普适圣行，是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等大师级学者的真知灼见。

既然先知出于战略考量，针对敌人可以放弃看似原则性的内容，那么我们为了团结，针对不同观点的穆斯林，为何不能放弃自认为最佳的观点呢？

这当然不是说，诸如主麻后的晌礼做与否、还补缺失的拜功与否、袜子可抹与否、拜后杜阿张手与否等问题，根本不应该去研究和探讨。而是说，对它们的研究和探讨，应该限于学者、乌来玛之间，限于对学生的授业解惑，而不应该把它们贸然带到大庭广众去说，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矛盾甚至冲突。

曾几何时，在先贤那里，避免矛盾、顾全大局是第一圣行；而在一些后人那里，刺激他人、挑起事端成了雷打不动的“圣行”。中正耶？极端耶？答案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