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作者为美国作家卡拉•鲍威尔，作为美国《新闻周刊》与《时代周刊》特派中东记者，她曾常年生活在穆斯林地区，当她最终决定找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印度伊斯兰学者，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院院长）研读古兰经时，她根本不知道古兰经竟然从未提到过对女性的压迫与不公待遇，她也根本没想到伊斯兰历史上竟然出现过那么多的伟大女性。其著作《以海为墨》（If The Oceans Were Ink）被《华盛顿邮报》评为“2015年年度杰出图书”，并被该报誉为“非穆斯林必读”佳作。本文为鲍威尔特稿，原稿刊发于英国《电讯报》。】
十一岁那年，我在开罗清真寺门口买了本小巧玲珑的微型书，那本书里有一句古兰经文，而彼时的我并不是穆斯林，我也不认识阿拉伯语，我只是觉得那本书非常精致。我小心翼翼的捧着那本微型书，而女店主则怔怔地看着我。
二十五年以后一个湿热的下午，我去圣路易斯州探望我的父母，偶然间，我在一个珠宝箱里面找到了那本微型书。那时的我早已继承了我父亲对伊斯兰文明的强烈兴趣，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专门报导穆斯林社会的记者，我专门给《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供稿。
虽然我知道古兰经是穆斯林信仰的源泉，我也知道那些“圣战分子”以及“极端分子”都信奉这本经典，但我从未对这部经典有过任何深入研究。
古兰经降世于西元七世纪，而接受古兰经启示的，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货商。自此，古兰经的语言逐渐化为了一种精神、社会及政治大潮，这股大潮带给我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伊斯兰信仰是当今世上发展最快的宗教，也是全球第二大宗教，它有着逾16亿信众，而古兰经则是伊斯兰独一无二的神圣经典，这本经典，就是这16亿人的道德指南。
在我研读古兰经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古兰经对于事物的表述竟然可以如此引人入胜。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华尔街银行家，不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人，不论是恐怖分子还是多元论者，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一个理由去支撑自己的事业。
教我研读古兰经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Mohammad Akram）曾给我讲过一个印度笑话：有一天，一个印度教徒去找他的穆斯林邻居，他问那位穆斯林：“你能借给我一本古兰经吗？”
穆斯林说：“当然可以，我这儿有很多本呢，我从书房给你拿一本。”
一周以后，那名印度人又来找他的邻居，他说：“非常感谢，这本古兰经确实很精彩，可是你能不能再给我借一本呢？”
穆斯林邻居说：“可是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古兰经啊。”
印度人说：“这本我已经读过了，这本很好，可我想读读你们穆斯林遵循的那本古兰经。”
谢赫说，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它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古兰经根本没提到过所谓“伊斯兰国”的“圣战”及“建国”策略。
9•11过去几年后，我和谢赫穆罕默德在牛津大学一个办公室里喝茶。当时，我是《新闻周刊》的特派记者，而他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智囊团工作。十年前，我也曾和阿克拉姆共同参与过一个学术项目，研究伊斯兰在南亚的传播与发扬光大。
那天在牛津，我们的心情都很惨澹。自9•11事件爆发以来，我们目睹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种种隔阂与冲突，而这些裂痕将注定无法在我们有生之年得到有效修复。
当世贸大厦瞬间崩塌时，我们的世界也随即分裂成了两半，在这里，我想引用前总统小布希一席话：“你们要么和我们站在统一战线，要么就成为我们的敌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世人之间的友谊也变得非常奇怪。其实这一直都很奇怪：我是一个世俗女权主义者，我母亲是犹太人，我父亲是贵格会教徒，阿克拉姆是传统伊斯兰学者，虽然我们貌似充满了隔阂，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在不断搜寻各自之间的共通点。
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曾在印度、大马士革、麦迪那等地求学，也在英国生活过二十多年，他拥有一种跨越不同大陆的广阔文化底蕴。
我自己的世界观源自我的父亲，我有一个很不安分的父亲，我的父亲对月牙状的尖塔情有独钟，童年的我，被他拖着跑遍了全世界。
我是在德黑兰、喀布尔、德令哈、开罗等地长大的，我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小流浪汉，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有我的父母、一本萝拉•英格斯•怀德的书和偶尔的玩伴，我就感觉很满足。
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化差异”是在伊朗的库姆城。库姆盛产宗教学府及学者，那里的所有女性都会穿一件黑袍，纵然是像我这种还不到五岁的小姑娘也是一样；去阿富汗后，我发现女子从不穿无袖衣服，我也明白我不能未经允许就给别人拍照，也明白如果有人送我一杯茶，我不应该拒绝他的好意。
当我告诉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我要和一个谢赫学习古兰经时，她说：“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为什么穆斯林男人对女人那么不好？”
当我像谢赫问到这个问题时，谢赫说，这是因为那些穆斯林男子根本没有读过古兰经。
谢赫说，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有选择性地读古兰经，他们习惯于断章取义。
谢赫还说：“人们总会出于个人目的曲解并利用古兰经文，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想法理解古兰经，刻意寻找那些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经文。”
1998年，我前往阿富汗调查报导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妇女的日常生活。在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五年期间内，其工作重心就是对任何他们认为“非伊斯兰”的事物下达禁令，包括风筝、指甲油以及在公共场合露出妇女面部。
然而，塔利班最具破坏性的法令，则是他们对女子教育的禁令。
在我的报导过程中，我曾采访过一位阿富汗男子，我问他，他那已经年满11岁的女儿是否到外面闯荡过，他反过来问我：“我女儿为什么要出去呢？”
那些年的塔利班忙着把妇女们拘禁在家中，以防她们受过教育，而阿克拉姆却忙着向世人阐述另一个“版本”的伊斯兰，他试图告诉世人，穆斯林女子在伊斯兰信仰中到底是何种存在，他的研究发现中包括七世纪著名女法学家、学者Ummal-Darda，她曾在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等地教授法理学。
Ummal-Darda的学生有男性也有女性，甚至还有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阿克拉姆还提到了另外一位穆斯林女学者，她就是十四世纪的叙利亚学者法蒂玛。法蒂玛曾在麦迪那先知清真寺公开讲学，她的学生也包括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她的博学吸引了无数学子不远万里慕名前来求学。
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说，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研究伊斯兰的妇女观其实纯属偶然。在他研读圣训原文时，他总会读到很多穆斯林女性权威的名字，于是，他决定为这些女子编纂一部完整的传记，其中就包括诸多圣训学权威。
听到这里，我打趣道：“你这书不算短篇吧？”
阿克拉姆答道：“起初我也以为这本书不会太长，我以为我最多能搜集二十到三十位女性权威专家，我还想着只做一本小册子呢，可是，一切都是那么地出乎意料。”
我说：“真的吗？有多出乎意料呢？”
阿克拉姆说：“截至目前，我已经找到了上千个名字……”
阿克拉姆的这部著作叫做《伊斯兰信仰中的女性学者》，这部著作有力回击了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一种谬论：伊斯兰信仰知识是男性的专利。阿克拉姆在这本书中写道：“除了伊斯兰，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宗教是否也如此重视女性的贡献，我也不知道女性竟然可以在一个信仰的历史长河中发挥如此重要且活跃的作用。”
历史上的穆斯林女学者们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她们门下有法官，有伊玛目，她们颁布了诸多著名教法判例，她们为知识而远游，她们有些人甚至在整个中东地区都教过学。
起初，我以为这些穆斯林妇女早已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正如西方女性长久以来被忽视一般。在绝大多数西方文明中，历史都由男性来书写，因此，他们只会记载他们自己了解的事物，直到上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逐渐兴起时，女性对西方社会文明的贡献才慢慢重见于世。
穆斯林男子之所以不愿让女子出现在学校、清真寺等地，只是因为他们对“希贾布”（Hijab）这个词的所谓广义理解。“希贾布”通常意指女性佩戴的头巾，实际上，这个词更多的是指端庄与谦逊，它不光适用于女子，同样也适用于男子。为了防止穆斯林女子抛头露面，诸多穆斯林女学者的贡献与学识也在无意间遭埋没。
反观伊斯兰文明，女性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重大角色也在有意无意间被穆斯林内部所忽略，而这种忽视则更为复杂更为微妙。对此，谢赫阿克拉姆如此向我解释道：“从传统意义而言，穆斯林并不想让自己妻女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
阿克拉姆说，“希贾布”这一词的广义涵义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阿克拉姆告诉我：“有一次，我给一家乌尔都语报纸写了一篇关于朝觐的文章，我本来想把我们朝觐团里面所有人的名字都写进去，但是团队里的男子却不答应，他们警告我不要公开自己妻儿的名字。”
我问他：“那你最后怎么办了？”
阿克拉姆说：“我就说她们是某某人的妻子或者某某人的女儿。”
追溯到上一辈，我母亲她们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她每每填写自己的位址时都会这么写：理查•鲍威尔夫人（Mrs. Richard W. Power）。
考虑到这一传统的存在，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提到的九千多名穆斯林女学者很可能只是诸多穆斯林女学者中很小一部分。
谢赫曾问我：“你知道什么样的伊斯兰学者才会对女子发出反对声音吗？只有那些沉溺于所谓‘哲学’思想的学者们才会这么做。”
阿克拉姆指出，亚里斯多德认为压迫妇女是理所当然且很有必要的一件事，而这种哲学思想也影响到了中世纪的穆斯林思想家，因此，他们也发布了诸多针对妇女的教法判例。
伊斯兰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男女平等这个核心原理，然而，随着亚里斯多德哲学思想的发扬光大，随着中世纪伊斯兰学者们将他们所理解的男女不同分工赋予法律效应，一切都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阿克拉姆说：“我总是对人们说，女孩也有源自真主的诸多特质与潜能，如果我们禁止她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我们拒绝让她们接受教育，那我们就把她们囚禁在活死人墓了。”
谢赫穆罕默德这部著作可谓挑战了针对穆斯林妇女的诸多偏见分子，比如枪击小女孩的塔利班枪手，比如禁止女子进入清真寺的阿訇，比如妄称伊斯兰信仰压迫妇女的西方人士，等等等等。
然而，截至目前，这项研究依旧静静躺在阿克拉姆的电脑硬碟里，由于高昂的出版价格，他只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前言。
尽管他的学生们一再请求他先把这本书放到网上让他们先睹为快，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先发行纸质版。他的一些学生也已经创建了一个众筹基金，试图筹集资金尽快出版阿克拉姆的这部著作。
如果你想要证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妇女并不一定必须是一位顺从的妻子和母亲，你就看看圣妻阿伊莎的例子。阿伊莎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十一位妻子。然而，自西元七世纪至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对她有诸多分歧意见。
阿伊莎是一位顶尖伊斯兰学者，是穆斯林女权的鲜明代表，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一位颁布教法判例的教法学家……不论是以我们当代还是七世纪的标准做评判，她的知识水准和宗教权威都是惊人的。
阿伊莎并不是唯一一位与所谓“传统穆斯林女子”观念相悖的圣妻，圣妻赫蒂彻（Khadija）曾经在麦加城运营一个商队，她是一名极为富裕的女商人，是一名守寡的单亲母亲，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老板，她比先知年长整整十五岁。
赫蒂彻向未来的先知求婚时极为坦率，她说：“我喜欢你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你在你们族人中的声望、你的信用、你的品格和真诚。”
圣妻赫蒂彻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阿伊莎却更加闪耀——她喜欢穿鲜红的衣物，她会嫉妒先知其余的妻子，她甚至曾和另外一位圣妻索菲娅（Safiyya）发生过争吵，她骂了索菲娅的犹太父亲，而索菲娅也反过来骂了她。
六、七岁那年，阿伊莎被与先知订了婚。阿伊莎说：“有一天，我正在玩跷跷板，我甚至都有点凌乱了，就在那时，我被带回家收拾整理了一下，然后我就被带到了先知面前。”先知在梦中看到了阿伊莎的面容，吉卜利勒天使在先知睡梦中手持阿伊莎的画像对先知说：“娶她吧，她是你妻子。”
先知和阿伊莎的婚姻可谓幸福美满，先知曾经告诉阿伊莎，他对她的爱就像“绳子上的死结”一般坚固。直到今日，世人依旧称阿伊莎为“真主挚爱之人的挚爱”。
圣妻阿伊莎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努乔德•阿里（Nujood Ali）。
我和努乔德初次见面是在叶门首都沙那（Sana）城，当时我受一家美国杂志的委托去叶门采访她，她虽然只有十岁，但却已经是全叶门最著名的离异人士。
努乔德还是个孩子，她依旧挚爱着《猫和老鼠》，可是，在她九岁那年，父亲却把她嫁了出去。
努乔德一共有16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位姐姐曾遭人绑架并遭强奸，她那没有固定收入的父亲在无奈之下决定早早地把努乔德嫁出去，因为他认为这样最起码可以让努乔德填饱肚子，同时也免遭恶意侵害。结婚那天，努乔德得到了一个价值25美元的戒指、三件衣服、两个头巾，但是她作为孩童的兴奋之情很快就随着夜幕的降临消失殆尽。在所谓的新婚之夜，她那三十岁的丈夫粗暴地强奸了她。
一年以后，努乔德独自一人打车前往沙那城一家法院提出要和丈夫离婚，此举创造了叶门的历史，也打破了整个部族的传统。当律师问她为何要离婚时，她说：“我厌恶我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夜晚。”
长话短说，努乔德九岁结婚，十岁离婚。
努乔德的离婚事件占据了全球各大媒体头条，随后，叶门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将该国法定结婚年龄提高至17岁，但此举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抗议。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2010年的一则报导指出，叶门众穆斯林领袖曾于同年发布声明，将支持上述新婚姻法案的人定为“叛教者”。直到2014年，叶门才最终通过一项法案将童婚定为非法。
有一天，谢赫穆罕默德在牛津地区给人们讲授关于儿童婚姻的课程，当时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有四十多位男子，女子却凤毛麟角，阿尔祖（Arzoo）就是其中一位。
谢赫讲完课后，阿尔祖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疑惑，阿尔祖希望谢赫能够向她解释一下伊斯兰信仰为何会允许童婚的存在，毕竟童婚总是充满了痛苦。她表示有些父母之所以将自己女儿早早嫁出去只是为了钱，并非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得到保护，她也提到了童婚及未成年人产子对少女身体的巨大危害。
关于这个问题，阿尔祖和另外一名学生梅哈润（Mehrun）找谢赫阿克拉姆辩论了好几个星期。谢赫阿克拉姆告诉她们，如果新娘尚未开始来月经，那么新郎就不可以与她圆房。
不久以后，阿克拉姆在上课时又说：“我曾与阿尔祖和梅哈润探讨过童婚的问题，现在我想重申我的立场。”
经过大量史料查询，阿克拉姆最终找到了八世纪著名教法学家伊本•舒伯禄玛（Ibn Shubruma）颁布的一则教法判例，该教法判例明确反对了童婚现象的存在。伊本•舒伯禄玛指出，婚姻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女孩到达青春期后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结婚物件，但是，如果她在孩童时期就被嫁出去，她就失去了自主选择未来夫婿的权利与自由。
阿克拉姆直言自己从阿尔祖和梅哈润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很多穆斯林男子却利用自己对古兰经文的曲解强制剥夺了妻女的很多权利与自由，他们最常引用的一节经文就是第四章第三十四节， 即妇女章。
这节经文只有短短六行字，但外界却认为它是古兰经中“最具争议”的一节经文。一个名叫“姆萨瓦”（Musawah）的妇女组织甚至认为这节经文充满了“父权制基因”，正是由于此节经文的存在，很多伊斯兰学者认为男性要比女性优越，而且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权威，为了维护这种“权威”，男性甚至可以殴打女性。
然而，一切争议都源自对这节经文的不同翻译与解读。
英文翻译中流通较广的一个版本来自二十世纪初期穆斯林翻译家穆罕默德•马默杜克•皮克索尔（Muhammad Marmaduke Pickthall），他对这节经文的翻译如下：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应该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如果她们服从你们，那末，你们不要再想法欺负她们。真主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注：汉译选用马坚版本）
然而，后辈学者们则认为这节经文中并没有过多崇尚男性主义至上的色彩，有人表示男子是女子的“守护者及供养者”，也有人认为“男子是妇女的保护者（和供养者），因为安拉已经使他们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优越（力量上）——仝道章译本”。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男子对古兰经文的解读确实给穆斯林女子带来了无尽痛苦。
伊斯兰法官（即穆夫提）总是喜欢引用这节经文解释家暴现象，此前，沙特政府还曾利用这节经文颁布了一条法令，该法令规定，如果女子想要出国或到银行开户，她必须首先征得男性监护人的同意。
当我向谢赫阿克拉姆谈到此事时他告诉我，这节经文从一开始就说男人和女人都源自“同一个灵魂”，由此得知，古兰经从头至尾都强调了真主造化人类的平等性。
阿克拉姆还指出，尊贵的先知（愿主福安之）从来没有打过他的妻子们，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曾教导我们：“你们当中最优秀的，就是最善待妻子的人。”
谢赫阿克拉姆的学生曾问他关于“女权运动”的看法，谢赫不假思索地说：“女权运动旨在让妇女得到公义与公平，如果我们穆斯林没有做到古兰和圣训对我们的教导，那么女权运动就势必会在穆斯林内部兴起。”
阿克拉姆还指出，改变这一现状是需要时间的，他对我说：“西方国家总是在标榜他们所谓的女权运动，可事实上，很多欧洲国家的妇女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了选举权。”
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接到 “你读”这句启示起，伊斯兰信仰就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如果你真的要想做一名合格穆斯林，你就必须研读你信仰的根基。但是，对于古兰经如此复杂如此缜密的经典而言，光光读懂它字面意思是远远不够的。
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以后，对古兰经文的某些误读早已被硬生生化为了“真理”。时至今日，纵观全球不同穆斯林群体，很多进步人士都开始重新解读古兰经妇女章第三十四节经文，以相对公正的口吻挑战那些人为的偏见。
在巴基斯坦，小女孩们公开反抗塔利班的禁令，勇敢追求接受教育的权利；在非洲，人们开始公开要求当地伊斯兰学者明确指出古兰经到底在哪里规定女子必须要接受割礼；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活动人士也选择前往偏僻小镇清真寺和学校，发放一些带有鲜艳红色封面的小册子，问道：“在真主面前，男女是否平等？”
对于马来西亚穆斯林提出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都给出了肯定答案，即真主造化及看待男女时都是一视同仁的。师从谢赫阿克拉姆几年前，我曾在吉隆玻参加了“姆萨瓦”组织的一次会议。当天会议结束前，会议大厅扬声器中播放了古兰经三十三章第三十五节经文。穆圣（愿主福安之）时代，圣妻乌姆•赛莱迈（Umm Salamah）曾问先知，为什么古兰经有时候让人感觉真主讲话的物件只是男子，而非女子，于是，这节经文就降世了：
“顺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男女、坚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好施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守贞操的男女、常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马坚译本）
激励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不断前行的，正是这节经文，正是源自他对真主赦宥与报酬的渴望。
谢赫阿克拉姆表示，自己并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喜欢仔细研读古兰经的普通穆斯林，仅此而已。
叶哈雅译自《电讯报》
http://s.telegraph.co.uk/graphics/projects/koran-carla-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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