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拉面与香港印尼女佣

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新西兰蜇居了十一年后，才下定决心回国一次，对于个人，是个大举动，要动摇一下新建立的生活模式。 这次回国探亲，短短的五个星期，马不停蹄，行走了许多地方，如河北、天津、上海和香港，每到一处都有许多感受。

 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走动，发现清真餐饮比过去方便得多，到处都有“兰州拉面馆”。 在上海，居住在浦东清真寺斜对面的一家宾馆里，附近有六家拉面馆，最远的一家走去只须七八分钟。  每天黎明前到清真寺做晨礼，有二十多人成哲玛提拜(集体礼拜)，除了我和我儿子，都是西北拉面馆老板和工人。 星期五主麻日，在沪西清真寺礼拜，场面宏伟，小小的清真寺涌入礼拜的人有一千多，大多数是外地人，其中拉面馆的师徒占多数。 据说，上海现有的六座清真寺，都是这样，本地人只有寥寥数位老人，清真寺全靠外地人支撑局面。 从谈话中得知，在兰州拉面潮涌入上海之前，清真寺出现过奄奄一息的状态，特别是早晚礼拜的人极少，许多地方没有人进寺，所以清真寺实行了早八点晚五点开门制，晨礼和昏礼时都会遭到铁将军把门宣告取消，因为不是“上班时间”。

沿海地区的教门衰败不是从今日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伊斯兰接受了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礼拜的人越来越少，年青人信仰更不受鼓励。 经过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和冲击，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清真寺重新开门，依然没有人礼拜，伊斯兰在南方许多城市变成了装饰品，每年的两大节日，迎接市领导说声“节日祝贺”，所以上海原有的二十座清真寺拆停并迁，形成了如今的六座，许大多数穆斯林距离清真寺十分遥远。  据知情者估计，上海至少有两千家兰州拉面馆，如果以每店有五人计算，西北的回回为上海增添了一万多人，他们大多数都到清真寺去礼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改变了过去长期一穷二白的状态，人民百姓允许字自由发展经济做生意了，农民进城打工，西北人到沿海地区经营贸易，开拉面馆。  今天，拉面馆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有人说：如今在全中国想找一座没有兰州拉面馆的城市，难！  我在天津访问时，有几位朋友劝我同他们一起到河北省河间县的(马)本斋村去访问，那里有位宁夏的黑阿訇，在村民中广泛宣教，艰苦奋斗，村民的信仰兴旺了起来，树立了伊斯兰文明的正气。 我们一路乘坐汽车，从天津出发，进入河北省，我又从本斋村坐汽车回到保定，单向旅行300公里，一路上穿行了十多个城镇。  在公路的两边，接连不断看到醒目的“清真兰州拉面馆”，因为他们有统一的蓝色商店招牌。  燕赵之地，兰州拉面深入到了穷乡僻壤。

大多数兰州拉面馆，门头上写着“穆斯林美食、百年传承、历史悠久”特色标语。 有资料说，兰州拉面起始于清朝嘉庆年间(1799年)，甘肃的一位东乡族马六七从河南焦作穆斯林那里得到“小车牛肉老汤面”的启发，回到兰州之后，与几位兄弟切磋改进，研制成新型的“兰州牛肉面”，提高到了“一清、二白、三绿、四红、五黄”的配料与色香味标准，创建了兰州牛肉拉面馆，开张营业，并且授徒传技，立下传统。 现代风靡全国的兰州拉面应当是从1976年启动的，属于“速食”行业，向全国推广，赢得了全国各族食客的好评，1999年被国家工商业定为中式三大速食之一，获得“中华第一面”的美誉。

十多年前，我在国内到处旅行，所到之处也曾光顾过几家兰州拉面馆，那时是开创时期，一般店面很小，供应品种简单，以几种形式的拉面为主，其他花样很少。 这次回到国内，进入兰州拉面馆，店堂整洁、卫生、光亮，打开服务员递上的食谱一看，甚为惊讶。 有许多店家供应的餐饮多达上百种，分为八个大类：风味主食、家常小炒、八方美食、田园时蔬、美味汤羹、盖饭系列、私家凉菜、风情烧烤。  价廉物美，明码标价。 大多数拉面馆在招牌上写着“正宗”字样，制作方法服从统一标准，服务周到，上菜快速，而且用料保证清真，严格禁酒。

兰州拉面馆的出现，确实给出门到南方的穆斯林旅客极大方便，因为在许多地方穆斯林人数少，清真餐馆罕见，往往在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知名的清真饭馆只有一两家，例如广州、上海、福州、苏州、杭州、宁波、义乌。  现在可好了，“清真兰州拉面”的标志到处可见，而且正宗清真，没有半点虚假，解决了穆斯林出门吃饭难的问题。

兰州拉面现象，它的意义远远超越对外出穆斯林用餐方便这一项，而是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伊斯兰文明。 在充分肯定兰州拉面在全国各地表现的热忱服务和诚实经营的基础上，数百万西北穆斯林形像出现在各地汉族同胞面前，他们在经营的闲置时间涌入清真寺礼拜、诵经、做都阿宜、协助清真寺管理工作，给许多教门衰败的地方送去了朝气蓬勃的伊斯兰生气。  主麻聚礼日，许多地方的清真寺出现了有史以来礼拜人最多的记录，在两大节日里，根据穆斯林民众的强烈要求，政府部门都许可借用广场或体育馆作为临时会礼场所，聚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参加礼拜，声势浩大，节日气氛浓烈。  在南方的许多地方，因为本地礼拜的人少，没有人管理清真寺，而这些远来的客人理所当然地喧宾夺主，重组了“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为办好清真寺出谋划策，慷慨捐助，维修建设，使当地信仰淡薄的回民为之一惊。  因为礼拜的人多了，许多清真寺周围自然形成了穆斯林的商业街区，出售各种清真商品和饮食。

现在把话题转向香港。  我这次回国探亲，因在出发前幸得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特别邀请，在回程中路过香港停留四天，参加博爱社安排的各种活动。 到达香港的那天是星期五，翌日是香港法定的“周末”，在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看到许多戴着各种花色盖头的年青女子。 陪同我参观访问的博爱社穆斯林朋友们告诉我，她们都是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女佣，周末获假，可以自由活动。 她们参加集会、聚餐、到清真寺礼拜和学习古兰经。

 印尼女佣的出现，也是最近几年的现象，过去在香港的女佣多为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女青年，而这些年由于港府政策的改变，菲佣人数减少，得到了印尼女佣填补空缺。 在香港，来自东南亚的女佣大约有二十多万人，分布到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充当女佣，其中40%是印尼女青年，约十万人。

来到香港充当女佣的印尼女青年多数来自贫困家庭，因为在香港每月可以挣到四千港币的工资(香港法定最低工资月薪3700港元)，在生活水准很低的印尼可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 她们多数每月把钱寄回家，盖房子、治田产、养老人、供养兄弟姐妹读书。 她们通过仲介办理合法签证手续，保证作风正派，勤奋肯干，兢兢业业，忠诚老实。 能进入香港工作的女佣，都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学会用广东话沟通，会煮饭洗衣做家务，照顾小孩护理伤残服侍老人，熟知港式住宅设施。 根据合同协定，他们的信仰生活受到主家的尊重。

在香港的印尼女佣，并不沉默，她们受到香港地方法律的保护，享有许多权利，例如合理工资待遇、宗教信仰自由、参加合法集会、人生保险和人格尊严。 她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属于香港印尼移民劳工工会，参加各种维权活动，曾经对残酷盘剥她们的仲介公司举行过抗议示威，也曾根据法制向港府争取长期居留权，讨取公道。 香港有五座清真寺，周末和节假日女子礼拜殿上满堂是礼拜和学教义的印尼女子，改变了过去女寺的冷清；各家清真饭馆和穆斯林小吃店里，增加了来自印尼的女性顾客；公园里周末多有印尼穆斯林女子的集会游园活动。

 博爱社的一位女理事对我说，过去香港穆斯林女子戴盖头经常遭到误解，被认为是天主教的修女，而今天香港人看到戴盖头的印尼女子多了，从主仆直接交流中懂得了穆斯林女子戴盖头的礼仪和品德，本地的穆斯林女子出门戴盖头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人们对她们奇异的眼光在减少，习以为常了。

“兰州拉面与香港印尼女佣”是一个奇怪的作文题目，是我离别祖国十一年后回国探亲和观光的新感觉。 我看到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穆斯林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不是谁的事先计划或设想，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形成。 西北的回回走遍全国，印尼女佣进入香港，他们为生计在大地上奔走，寻求真主的给养，同时坚持伊斯兰，认主独一。 这是先知穆圣(祈主福安之)展示的“希吉莱”(迁移)精神。  兰州拉面或印尼女佣，在当今市场化经济大潮中都不算是出类拔萃的社会先锋，他们很平凡，很草根，很朴实，与花天酒地不沾边，也不涉及贪污腐败，伊斯兰文明的教养确定了他们勤劳与诚实的形像。 如同美国在十年前发动的“反恐”战略，其后果非始料所及，原来的意图是压制伊斯兰在全世界的影响，“反恐”的结果增强了伊斯兰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导致今日世界伊斯兰空前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