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青花瓷是“中国风”的经典象征之一，但它的源头其实来源于伊斯兰文化，那么它是怎样诞生并成为“国瓷”的？
青花瓷毫无疑问是“中国风”的典型。以至于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像是一次青花瓷文化博览会——奥林匹克公园内铺了一条“百年青花瓷道”，公园里有个介绍“青花”传奇的“祥云小屋”，而长安街边上则立了一只巨大的“青花瓷”雕塑装饰。
类似的青花瓷雕塑出现在了各个公园里
被称为“蕴涵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符合我们的审美”的青花瓷系列奥运颁奖礼服
2008 年是奥运年，也是青花瓷年，周杰伦当年春晚演唱的《青花瓷》流行了一整年，到处都可以听到“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然而“白地青花”的瓷器，起初并不符合传统中国的审美。
最具伊斯兰风格的中国瓷器
据英国人蒲柏考证，文献中最早提到青花瓷器的中原士人是明朝人曹昭，他在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论》里评价说：“有青色及五色花者, 且俗甚矣”，贬义的意思相当明显。在当时士绅看来，宋代以来流行的单色瓷器才是有品味的好东西，而粗俗的青花瓷，不该出现在士大夫的文房中。
但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波斯，蓝白相间的青花瓷却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器皿。蓝色是波斯文化中的皇家颜色，波斯各地清真寺都喜欢装饰蓝色；而白色更是伊斯兰信仰中的吉色。至今发现的最早以汉字“青花”自称的瓷器，就收藏在伊朗的阿德比尔清真寺。
伊玛目清真寺穹顶
世纪一幅土耳其画描述的青花瓷运输及贸易
与伊斯兰世界的喜爱相应的，是明青花瓷对伊斯兰器物风格的模仿。绝大部分明初青花瓷在造型上可溯源到西亚或中东地区古老的金属器、玻璃器或陶瓷器, 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以后。
比如从明朝开始流行的天球瓶（下图左），就在造型上借鉴了西亚从 8 世纪开始生产的一种玻璃瓶（下图右）。
青花执壶（下图左），也是源自 12 世纪西亚开始流行的金属执壶造型（下图右）。
青花折沿大盆（下图上），源于中东穆斯林的金属净手盆（下图下）。
而天津博物馆藏有的这件永乐年制青花无挡尊（下图左），不仅造型与马穆鲁克王朝的黄铜器座（下图右）大同小异，更大量使用伊斯兰金属雕刻的装饰，还非常显眼地写上了阿拉伯文。
更有甚者，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青花背水壶，正中央画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八角星：
宫廷主导的技术革命
融入大量异域元素的青花瓷，工艺成熟过程颇为不易。虽然青花瓷号称始于唐朝，但直到元代，也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工艺。哪怕是在它开始翻身的明朝初年，景德镇制造青花瓷的技术也并不成熟。制作青花色彩的主要原料钴土矿得从国外进口，技术上也控制不好青花的呈色，经常出现颜料堆积的所谓“晕散”现象。
“晕散”被视为早期青花的特色，经常有后世工匠竭力仿制这种失败
不过，青花瓷得到皇权的青睐后，这些困难就不再是问题了。
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述称，明洪武二年，中央政府在景德镇设厂，“制陶供尚方”，称官窑，到正德年间始称御器厂。景德镇官窑的瓷器制造，多由宫廷派遣宦官或工部官员监督，要求严格，“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 须要定夺样制”。
当时青花瓷专为御用生产，民间不许仿制，《明英宗实录》记，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 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 全家谪戍口外。”
青花瓷官窑为皇室服务，工时和成本自然无需考虑，可不惜人力物力组织技术攻关。当时，只要烧制出来的青花瓷有一点不符要求，立即就地打碎深埋，严禁流出民间。直到 20 世纪后期开始考古发掘，数以吨计的瓷器残片才重现人间。
景德镇御窑遗址成化堆积清理现场
到正德年间，青花瓷制作者们终于掌握了高品质的青花瓷生产技术，所用青料也不再纯粹依赖进口。而文人们的审美也逐渐被扭转，开始把青花瓷视为瓷器中的上品。张应文在其著作《清秘藏》中盛赞宣德青花道：“我朝宣庙窑器, 质料细厚, 隐隐桔皮纹起, 冰裂鳝血纹者, 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 皆发古未有, 为一代绝品。”
宫廷御用的需求对青花瓷的推动作用并不止此，它还把原已带有伊斯兰审美的青花瓷改得更加清真——元代青花是常常装饰有人物故事的，它并不符合忌讳偶像的伊斯兰文化标准。
洪武六年，朱元璋严令器皿上“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 …违者罪之”。这条命令虽然说不上被严格执行，但明青花瓷确实变得少有人物形象，描绘动物的纹饰也大为减少。对于青花瓷的海外流行，这个变化趋势显然有很强的助推作用。
青花瓷是为了满足谁的需求
明朝政府到底是为谁制造这些伊斯兰风格的瓷器？
传统解释一般认为，宫廷用瓷到底是有限的，青花瓷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是海外穆斯林。从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埃及直到东非，诸多清真寺遗址和墓葬都埋藏了大量青花瓷，明廷是为了满足对外贸易需求，才把瓷器做得如此清真，好做个大生意。
这个解释看上去有理，但学者谈谭详细考察那些写有阿拉伯文、波斯文或收藏在清真寺里的青花瓷后，发现很多与之冲突的特征。
青花瓷在造型和符号上照搬了很多伊斯兰风格，却并未就此抛弃中国瓷器的一切传统。写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青花瓷，很大部分是中式笔架、砚台和笔盒，对外国人没什么用处。他找到最有宗教色彩的一件青花瓷器，完整摘抄了《古兰经》里三个句子，但那却是一个砚屏，中国文房专用的东西。
而且，这些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具体内容，也不都是与宗教相关。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两件正德年制青花笔架，上边波斯文的意思就是“笔架”。
另一些写的是些外语心灵鸡汤，像什么“当我突然发现一笔财富的时候，我正在沙漠里游荡”，“一个傻瓜是永不知足的”，而最多见的还数“练就优美的书法吧，因为它是人生的一把钥匙”。有些句子明显有中国色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瓷圆罐，上边的阿拉伯文翻译过来为“亲君子，远小人”。明青花基本避免了人物形象，和不符伊斯兰信仰的龙纹、凤纹。
明朝皇帝的宗教信仰
那么，这意味着明朝皇帝真如传说所言，是隐秘的穆斯林吗？
中国皇帝一向对各路宗教都有高度热情，来者不拒，如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说“穆罕默德，至圣贵人”，还敕建过一些清真寺；但同时也多次召道教天师张正常举行斋祭，并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他还多次在南京举办大规模法会，亲率文武百官拜佛，并亲自组织刊刻佛教大藏经，即著名的《洪武南藏》。每个宗教都能找到他亲近本教的例子，所以朱元璋真实的信仰我们不得而知。
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
当然，不可否认，明朝确实是历代王朝中除元朝外最亲近伊斯兰教的，尤其明朝前期皇帝有不少近臣为穆斯林，受他们影响，帝王在审美上对伊斯兰风格产生偏好是符合常理的。
明朝皇帝出身草根，对文人士大夫那些传统讲究本并无多少感觉。而且，皇帝自己真实的宗教热情，大概也就是青花瓷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明青花技术成熟并有大量珍品问世的正德年间，正是中国皇帝里最热爱伊斯兰教的明武宗朱厚照当政时期。
明武宗至少给自己取过两个伊斯兰名字，一个叫“沙吉·敖兰”，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真主的荣耀”；另一个叫“苏莱曼国王”。
故宫博物院藏有的白釉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盘底三行波斯文意为“大明皇帝即苏莱曼国王御制”
他还对比过各种宗教，认为“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并以诗歌表明心迹：“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在他诸多疑似亲近伊斯兰的行为中，最为出格的莫过于禁止民间畜猪。虽然明面上的理由是他属猪又姓朱，但据《万历野获编》记载的圣旨全文，他还提到说猪肉吃了要“生疮疾”，并同时开放了杀牛吃肉的禁令。
所以众多历史学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明武宗最像个伊斯兰信徒，他多才多艺，个性解放，热衷异域文化。只要有外国使节，无论鞑靼、回回、葡萄牙还是占城来的，他都想召到身边，要么学习其语言，要么学习其技艺。他学过多门外语，还曾习读伊斯兰教的经典。
明武宗画像
归根结底，中国与阿拉伯之间虽碧海浩瀚，相隔万里，但双方自古就有往来，双方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奠定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基础。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依存，为推动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于“穆色清风”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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