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仁 ——启示与教训
丁士仁 （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
不久前停息的所谓的“护刃行动”，就是以色列以清除西南边缘的安全隐患为目的而进行的一次小型“外科手术”。对以色列而言，这确实算不了什么大事，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发起这样的行动，而且还不会伤及自己的筋骨，因而轻松地叫“护刃行动”。然而，这次行动竞让战火在加沙地带燃烧了五十天，让巴勒斯坦损失了两千多条人命，让几十万人变得无家可归，给巴以关系的旧仇又增添了新恨。值得庆幸的是，无论谁胜谁负，战火总算平息了。可是，谁都知道，这次停火只是另一次冲突前的宁静，因为冲突的根源还深深地扎在那片土壤中，没有彻底被铲除。我们不希望冲突再次发生，也不愿看到更多的生命遭到涂炭；我们祈求和平的到来，盼望战火永远消失，也祝愿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新生，重新安居乐业。但是，再次的冲突，仍然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把火迟早还要燃烧起来。
回望巴以冲突的过去，我们总是痛心地发现，受害的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一直被人当玩具耍、当工具使、当棋子下，真正的主角和幕后操纵者是一些超级大国。巴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也是大国争夺利益和抢占权力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大国的博弈不停，巴以的冲突就难以停息。首先，欧洲人为了甩掉犹太人这个包袱，在英美两个大国的主导下促生了“犹太民族的家园”——以色列国，而后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鼎力支持下让以色列得以保存并得到了大力发展；又是在苏美的利益争夺中，“巴以冲突”的悲剧不断上演。虽然犹太人的建国是巴以问题的起点和根本，但在过程中牵扯了太多大国的利益，而使它们不仅参与还主导中东事务，甚至以色列有时也扮演棋子的角色。也正是由于大国的庇护，以色列才敢肆无忌惮地随时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头上动枪到刀。穆斯林曾经有过自己的大国，如土耳其帝国，它不仅保护过自己的穆斯林臣民，还保护过犹太的难民。可是，正当西方列强酝酿“以色列国”的时候，它一方面被西方各国不断蚕食，另一方面被内部势力正在瓦解，奄奄一息的它，自身无力回天，更没有能力进入大国决断命运的圆桌，从而丧失了对巴勒斯坦的有效保护。以色列建国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对以色列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反对而美国保护。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可以跟苏美抗衡的大国，只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自动加入两大阵营中的一个，眼巴巴看着穆斯林的事业由他人任意摆布，印证了“小国无外交”的说法。他们对巴以问题的立场，随着盟主立场的变化而变化，盟主的主观意愿成了他们对待巴以问题的标杆，而真正的巴以问题却成了他们次要的问题。大国的较量，在中东不断变换主角和花样，不断更新目标和方式，致使巴以风云变幻莫测，各种问题难以得到最终的解决，“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六十年的冲突和斗争，给两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更是属于生命、财产和土地的巨大损失。战争没有赢家，但巴以的冲突不是对等的较量，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所以，输家往往是巴勒斯坦人。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应该记住的，除了历史本身外，还应当记住其中的启示和教训。以色列固然可恨，但若光记着仇恨，不吸取教训的话，对自身会有害而无利，甚至会使民族的心理变得扭曲，进而妨碍自身前进的步伐。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未来的历史需要人去开创。在这一轮的冲突之后，巴勒斯坦人民和穆斯林应当痛定思痛，把历史的伤痛化作自立自强的动力，把过去的失败看作未来取胜的基础。如今，他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直面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应该从现在起，规划将来的蓝图，不管何时能够实现，实现到何种程度。从六十多年巴以冲突的历史来看，以色列的统一和强大，以及西方世界的偏袒和干预，无疑是巴勒斯坦屡屡失手的主要原因，而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问题和巴勒斯坦自身的弱点，也是它遭难的关键。这其中有无数发人深思的启示和不堪回首的教训，令我们回味。
一、缺乏全域视野，喜好各自为政
《古兰经》说：“这是你们的民族，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你们应当敬畏”。（23：52）
先知穆罕默德说：“信士对于信士，犹如牢固的建筑，各部分相互加固”。
伊斯兰不分民族和国界，不分肤色和语言。凡信仰伊斯兰的，都是弟兄，无论他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尽管各地的穆斯林拥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统，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在信仰和精神层面，他们是一个整体。先知穆罕默德作为真主的使者和穆斯林的表率，曾经就是穆斯林统一的精神领袖。他之后的几位哈里发，也冠以“众信士的领袖”的头衔，就连之后的几个穆斯林帝国，如伍麦叶王朝、阿巴斯王朝、奥斯曼王朝，虽然内讧不断，可至少理论上是代表穆斯林大众的意志，维护穆斯林的利益的，而且时时努力扮演“穆斯林的保护者”的角色，这充分证明了穆斯林的统一性。近代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伊斯兰世界失去了象征性的统一，取而代之的是几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明哲保身，唯我独尊，失去了全域意识和历史担当。以几次中东战争为例，身先士卒、正面应战的基本是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而其他国家或持观望态度，或用经济制裁，参与程度远远不符他们当时的实际能力和对穆斯林弟兄情谊的要求。但是，领头的埃及经过几次正面的战争，不敌以色列，终于单独与之媾和。这不仅惹怒了众阿拉伯国家，还将埃及从“阿拉伯联盟”开除出去，阿拉伯国家内部出现了裂痕和矛盾。但是，其它阿拉伯国家接着也先后与以色列媾和或签署停火协议。各自的国家利益占据了首要位置，而整体的阿拉伯利益或巴勒斯坦事业受到了冷落，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至少不为巴勒斯坦事业单独冲锋陷阵了。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得到了惨痛的验证。当时，沙龙指挥以色列军队进入了黎巴嫩，打击在那里避难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并扬言要在几周内彻底消灭巴解组织。那时，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站出来应战，以保护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奔走于各国之间，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但得到的却是婉言的回绝。绝望之下，他带着他的部队挥泪撤离开了他们战斗的土地，流亡国外。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同胞的冷漠赶出黎巴嫩，走上流亡之路的。
再说现今的阿拉伯国家，为了自己的政权和利益，不惜跟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让美国在其领土之上建立军事基地，防御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不测。不难想像，这些国家的初衷是借美国之力，威慑周边的弟兄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不过，美国和西方打击穆斯林国家时，哪一次不是从这些基地出发的，这些国家实际扮演了西方攻打穆斯林国家时的帮凶角色。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穆斯林的整体利益，给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无穷的后患。被包围在这样的穆斯林国家中间，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难度可想而知。
二、缺乏团结意识，大兴民族主义
《古兰经》说：“你们当全体抓紧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赐予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了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变成了弟兄”。（3：103）
穆圣说：“众人啊，注意！你们的养主只有一个，你们的先父只有一个。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唯凭敬畏心”。
伊斯兰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主义。根据教义，没有哪个民族优越于其它民族，就连阿拉伯民族也不比其它人高贵。著名的圣门弟子中，有埃塞俄比亚的比俩里，有波斯的赛里曼，有罗马的苏海卜，没有人因为他们的族别而高看他们或歧视他们。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光复了耶路撒冷，把十字军逐出伊斯兰的土地，他自己却是库尔德人；穆斯林英雄塔利格．本．宰亚德率军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把伊斯兰的旗帜插在了欧洲的土地上，他自己却是柏柏尔人。他们都是全体穆斯林引以为豪的勇士，他们的事迹多少世纪来被人津津乐道，谁都没有因为他们的族别而轻视他们的贡献。
民族的多元是真主的造化，他要让不同的民族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而后相互交流，借此达到人类共同进步的目的。民族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每个人从自己的情感上来说，都热爱自身，热爱自己的民族，有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当他把民族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将民族利益凌驾于一切利益之上时，便陷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穆斯林自古以来不怕强大的外敌，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和波斯帝国被征服了，彪悍的蒙古人被同化了，但穆斯林怕的就是自身的分裂。历史上穆斯林的衰落和分裂，都是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造成的。伍麦耶王朝时期出现的 “舒奥宾耶运动”，以反对阿拉伯人的优越地位为目的，严重削弱了伍麦耶王室的统治。到阿巴斯王朝时候，它演变成了贬低阿拉伯人的运动，导致了波斯民族情绪的高涨，孕育了两个民族之间的裂痕，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长久分裂。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苗头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显现，并暴露出了它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曾经在地缘和精神上相对统一的群体，迅速裂变为不同民族或部落或家族的国家，彻底肢解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我们或许为“民族主义”做一定程度的辩护，说它能鼓舞一个民族的士气，增加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为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穆斯林是一个跨民族和跨地域的整体，而在整体的利益面前，民族主义却是极为有害的。近年来，伊斯兰世界两次大的政权更迭，即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倒台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灭亡，都有民族主义兴风作浪的影子，至少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的悲剧是被人利用了民族主义这把刀而酿造成的。实际上，民族主义者在这盘棋中仍然是幕后势力手中的一粒小棋子。“两伊战争”是穆斯林之间“民族主义”肆虐的集中表现，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对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要拼个你死我活，结果两败俱伤。暂且不说“两伊战争”的幕后黑手是谁、真正意图又是什么，假如两伊双方内部没有民族主义思想作祟的人，光凭外部的煽动，哪能挑起弟兄之间残酷地厮杀呢。两伊战争给中东迅速崛起的两个大国伊朗和伊拉克带来了灾难，让他们在数年内元气大伤，溃不成军。伊拉克的灾难尤其深重，几乎是灭顶之灾，正在崛起的身躯不得不再次倒下。曾经给以色列带来威胁的伊拉克，再也无力顾及他人的安危了，巴勒斯坦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失去了一股有力的支持力量。
三、缺乏原则观念，维护门户之见
《古兰经》说：“各派的人彼此纷争。哀哉！不义的人们，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43:65）
先知穆罕默德说：“谁宣导门派主义，就不是我的教民；谁为门派主义斗争，就不是我的教民；谁至死坚持门派主义，就不是我的教民。”
伊斯兰的教法和教义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和“枝节性的细则”，前者是伊斯兰的基本信条和教义，而后者则在对教义和信条的理解和具体实践。当今的穆斯林，在原则问题上几乎不存在分歧，而在细则上分歧不少。因为细则是贯彻原则的方法和途径，随解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不同的学派和教派由此形成。对教义细则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教派”的产生，而对教法细则的分歧，会促成“学派”的诞生。伊斯兰历史上教派和学派的界限，大致是以这一标准划分的。四大教法学派的形成及长期存在，有力的证明了在细则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可能，以及早期穆斯林对不同观点采取的态度。接着，由于对教义细则的不同理解，出现了诸如赫瓦里吉、莫尔吉埃、吉卜忍耶、格德忍耶、扎黑忍耶、哈什维耶等派教派，它们在学术争论中诞生，又在学术争论中消失。所以，学术的分歧和争议是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是学术繁荣的象征。有分歧就会有学派，甚至会被演化为教派。
一般而言，学派和教派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有它存在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以及文化创新的因素。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学派教派的出现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但派别不是神圣不变的，它遵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它属于文化实体的范畴，不可与伊斯兰同日而语。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自动或被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伊斯兰思想界也像人类历史一样：“久合必分，久分必合”。随着社会背景的不断变化，有些派别逐步谢幕，留下零星的观点闪现在后来的传统中，而新的派别不断粉墨登场，展示新鲜的风姿。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派别的存在，要把它看作一段历史的思潮，一种历史的回应，切莫将其看作铁打的法则，或一成不变的原理，也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进而猛批猛打，或逐出教外，更不要将派别的界限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伊斯兰世界，四大教法学派的格局很难改变，因为各派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了默契：相互认同、相互尊重，而且基本的宗教功修不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原有的形式会一直保持下去，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四大学派会一直存在。但是，在一些新的教法问题上，学派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权威的观点会被大家接受。至于教义细则方面的分歧，一方面它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它是可以容忍的细节问题，允许见仁见智，保留不同意见。总之，在细则问题上，由分歧形成派别是正常的。然而，坚决捍卫“门户之见”，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异己观点，是错误的。当今的穆斯林，大家都认为在“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彼此没有什么分歧，仅有的分歧也是在“枝节性的细则”问题上。本来这类问题可以存在分歧，可以容忍差异，可以主张不同，即便有差异和不同，大家仍然是穆斯林弟兄，依然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然而，“门户之见”的观念却将这类问题上纲上线，上升为原则问题，将细节的差异看做了信仰的界线。当今穆斯林世界，“门户之见”大行其道，我认为其原因是原则和细则不分，根本和枝节不清而导致的，也就是本末倒置和逐本求末的结果；许多人轻根本而重枝节，轻原则而重细则，结果成了门派的“卫士”，而伊斯兰的大门却没人把守。
近代以来，由瓦哈比运动引发的争议和分歧，把穆斯林世界拖入了一个内讧、争执和冲突的泥潭中。瓦哈比运动本来是一次伊斯兰的“正本清源”的改良运动，但由于历史的机缘，被绑在了一个政治的战车上，陷进了权利斗争的漩涡中。这次改良运动，客观上需要政权的护航和经济的支撑，而沙特王室也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以此拓展自己的疆域、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二者必然联姻。瓦哈比运动从此披上了政治的外衣。当时处于宗主地位的土耳其帝国，肯定不允许自己的领地被切割，更不放过对方作为思想武器的瓦哈比学说。为了从思想上瓦解沙特王室的政权根基，土耳其帝国动用了所有宣传手段，对瓦哈比学说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和诋毁，以期将它贬为人皆共诛的邪说。在逊尼派世界，两大阵营迅速形成：以沙特王室为代表的瓦哈比改良派，和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穆斯林传统势力，两派对垒叫骂。然而，就伊斯兰的“六大信仰”和“五桩天命”等原则而言，谁都没有违背；伊斯兰的基本法度，谁都没有超越。可是，可双方彼此互断为“卡菲尔”（不信者），将自身标榜为“伊斯兰的捍卫者”。观两大阵营的矛盾焦点，人们仍然会发现问题出在“细则”上，绝对不是根本性“原则”问题。例如，土耳其帝国谴责瓦哈比运动拆毁圣徒陵墓，从而亵渎圣人，不尊重贤者（沃里），出了伊斯兰的圈子，而瓦哈比运动指责土耳其人过分尊敬先知和贤者，以此犯了“以物配主”和“偶像崇拜”的大罪，陵墓等遗物是罪魁祸首，应当清除。实际上，二者都信奉先知，尊敬贤者，不存在原则问题，只是尊敬的方式不同而已。两大阵营为了斗争的需要，吹毛求疵，将许多小问题上纲上线，欲将对方置于死地。土耳其帝国由于内忧外患终于倒台了，可是由他们引发的内战始终平息不下来，因为许多学者从政客手中接过这面斗争的大旗，将它插到了伊斯兰各地，如北非、中亚各国、南亚的印巴和东亚的中国。有趣的是，沙特王室对倒台的土耳其王室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也对沙特政府以礼相待，但从政坛刮到民间的门派斗争却似乎没有熄灭的征兆，反而有越烧越旺的势头，门户和山头的意识愈加强烈。穆斯林内部为了维护门户之见，不仅内耗还相互残杀，在内讧中愈陷愈深。巴勒斯坦周围的穆斯林社会被门户之见割裂得支离破碎，打得人仰马翻，哪有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精力去解放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甚至巴勒斯坦也被某些人随意贴上了几个门户的标签，被其它门派冷落和排挤，解放事业更为艰难。
四、缺乏包容精神 偏走极端路线
《古兰经》说：“你们当争先获得来自你们养主的宽恕，以及那与天地同宽、为敬畏者预备的天堂”。（3：133）
穆圣说：“真主最喜爱的宗教，是宽容的正道”。
伊斯兰是一个世界性宗教，适合全人类信奉，适宜各时代奉行。具有如此广泛适应性的宗教，必然具备海阔天空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能够接纳各种禀赋的人群和各样形态的文化。因此，伊斯兰宣导宽容，反对狭隘；宣导中正，反对极端。
伊斯兰的包容精神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信仰的宽容、文化的宽容和行为的宽容。首先，伊斯兰认为，信仰是真主的恩赐，是植入人胸中的一道光明。真主赐给谁这道光明，谁就拥有了伊斯兰的信仰；没有赐予这道光明的，毕生与伊斯兰无缘。谁能蒙受真主的恩赐，自己无法决定，是真主的选择。基于此，穆斯林只有向他人宣传教义的义务，没有强迫他人入教的责任。对待不信教者，要求善意地引导和劝化，而后尊重他的选择。即把他交付真主，并祈求真主赐予他光明和正道。
其次，伊斯兰文化是信仰伊斯兰的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基于伊斯兰的原理原则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于穆斯林受各自语言、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都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文化的多元现象，印证了伊斯兰自身的宽容精神和创新活力，因此，伊斯兰文化具有万紫千红的丰富性和五彩缤纷的多样性，而且注定是一个开放的和包容的文明体系。伊斯兰甚至在立法时可以将其它民族的“良俗”（良好的习俗）纳入自己的“立法依据”当中，兼收并蓄。以穆斯林的服饰文化为例，女性的服饰只须遵守几个原则：遮住除了脸和双手之外的肢体、禁穿透明衣服、禁传暴露身体线条的衣服（紧身衣），除此而外，不限任何设计方案和款式。因此，出现了阿拉伯式女袍、马来式服装、印巴式服装等等，都可看做伊斯兰服饰。在思想观念上，若不违背信仰原则，各种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均可接受，至少可以容忍。比如，伊斯兰早期的教义学家借用了古希腊的“原子论”，阐述真主的存在与独一，得到了教义学家和学者们的广泛赞同。至于跟信仰原则没有直接联系的思想和观念，如教育模式、科技发明、交通规则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伊斯兰则给予了更大的自由，赋予了人发挥聪明才智的巨大空间。
再次，在行为上，伊斯兰以“简便易行”为原则，在宗教功修和社会活动中让人选择简单容易的方法。因为真主不强人所难，不苛求每个人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事项。在教法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选择每个人能够承受的难易程度，允许选择难度较大的功修，以表示献身主道的精神，也可以选择容易的功修，以保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但是，只要意念虔诚，难易程度不是真主回赐多少的标准。当然，偷工减料式的简易和苦行僧式的苦修，都是伊斯兰所反对的。伊斯兰主张宽容，正视事物的差异，对不同的人和事物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在处理问题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既保持伊斯兰的普遍原则，又顾及事物的特殊性。
如今穆斯林表现出的极端，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只认一个理，只抓一个标准，片面看问题，全然忽略事物的差异和多样性而造成的。以早期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无线电的出现曾在伊斯兰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它首先受到了一些宗教学者的抵制，其原因是，这是新生事物，先知时代没见过的东西，圣门弟子没有用过，既如此，就不该用。另外，无线电传出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音乐和歌曲，而音乐是许多穆斯林所反对的。无线电广播成了魔鬼的“嘴巴”，传出的声音是魔鬼的“喊叫”，因此，听无线电广播是非法的。后来的答录机、电视机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只看到了事物的“新生”，没有看到事物的必然发展；他们看到了消极的音像，却没有看到积极的用途，因此走向了极端。
近几十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极端现象”蔚然成风，严重损害了伊斯兰的形象，给心怀叵测的人授予了攻击伊斯兰的口实。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赛莱菲耶与苏菲派的对立、现代主义和传统势力的矛盾、原教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较量，这些角逐在伊斯兰各地不断上演，各门派相互攻击，互相诋毁，并罗织了一大堆帽子，随意扣给他人。于是，“叛教”、“举伴”、“异端”、“非法”的帽子漫天乱飞，结果，不仅没有解决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一个小问题，反而揪出了一大群潜藏在穆斯林队伍中的“卡菲尔”（非穆斯林），给火狱找了一大堆燃料。究其究竟，争论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牵扯信仰原则，可是由于极端思想在作怪，片面看待问题，小题大做，本来可以调和的问题被无限放大了之间的差距，成了水火不容的隔阂。天堂与天地同宽，真主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伊斯兰而进天堂，不愿看到人们与之疏远而下火狱。然而，极端者自以为是，似乎害怕更多的人掌握真理而跟他一同踏上正道，生怕更多的人进入天堂而使它拥挤，从而极力贬低他人的思想，谬化别人的观点。伊斯兰世界被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折腾得鸡犬不宁，乱象丛生，自身都难以统一，何谈集中精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五、缺乏理性思考 喜好跟风扬场
《古兰经》说：“信教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前来向你们报告一个消息，你们应当核实，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最终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49：6）
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身上令人讨厌的事：人云亦云、刨根追问、铺张浪费。”
伊斯兰崇尚理性，反对妄断，把理性看作理解教法教义的有效工具。伊斯兰的教法教义正是由于经得住理性的审视，才得到了世人的信奉和遵守。当今世界，万象丛生，瞬息万变；国际事务，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西方大国借助自己强大的舆论工具引导世人的视线，经常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混淆视听。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大事，西方有时不用一兵一卒，也不放一枪一炮，光用媒体舆论就解决了。而可悲的是，穆斯林一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二不对传来的消息进行理性地分析，只是人云亦云，跟风扬场，甚至添油加醋，结果，自己的命运被人操纵，任人摆布，在不知不觉中葬送了自身的利益。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79年至1989年间，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在西方媒体主导下穆斯林的表现。二战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入了冷战阶段，在国际舞台上争夺霸主地位。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中亚的扩张，联合西方各国共同对付苏联。它借用舆论的力量，一面攻击苏联的侵略行为，另一面向穆斯林世界宣传“圣战”的思想，以及对苏联进行"圣战"的迫切性和神圣性，号召全体穆斯林为“解放”阿富汗的穆斯林弟兄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穆斯林一听西方人替自己“圣战”，哪敢落后，便纷纷加入这场战争。热血青年满怀激情地来到“圣战之地”——阿富汗，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信仰与自由之歌。在此过程中，西方媒体深情地渲染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每一位勇士，热情讴歌每一桩可歌可泣的故事，把阿富汗游击队和阿拉伯青年描绘成伊斯兰的“英雄”、伟大的“圣战者”、“捍卫正义的人”。
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强大攻势下，苏联终于败北，撤兵回家了。十年战争，苏美两霸在阿富汗实验武器，争夺世界老大，而无数的“英雄”和“圣战者”却充当先进武器的人肉靶子，为超级大国的博弈当炮灰。伊斯兰世界为野心勃勃的西方利益集团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他们的贪婪买了单。美国踩着“圣战者”的尸骨和鲜血，撵走了苏联，大获全胜，还获得了阿富汗的土地。苏联走了，可扶植起了庞大的“圣战者”群体，这又是美国的一个头疼问题，美国开始解决“盟友”。首先，西方撤军，让“圣战者”与政府军火拼。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转换口气，以“战斗者”或“游击队”称呼他们。再后来，群龙无首的“游击队”内部相互残杀，自行消耗。此时，西方不但没有设法调停或加以制止，反而扣了一顶“土匪”的帽子把昔日的“圣战者”一脚踢开。塔利班的崛起让西方人始料不及，它不仅几乎统一了阿富汗，还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它让国人明白原来一切都是骗局，自己上当受骗了，并开始反美。这时，一顶早就预备好的铁帽子——“恐怖分子”稳稳地扣在了他们的头上，让他们抬不起头来，人见人骂，人见人打。可怜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冤魂和残疾人，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的西方如今在哪里？谁来向他们伸出热情的双手，谁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谁来为他们的损失支付补偿？假如伊斯兰世界当时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冲动的话，不致于如此被人愚弄，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伤害也许没有现在这样大。当然，阿富汗内部的政客和野心家们非常期望有那样的乱世年代，好浑水摸鱼，为自己捞取政治和经济的利益。
纵观“英雄”变“恐怖分子”的过程，同一伙人，随着西方对他们的利用价值的大小，他们的身份不断发生变化，等到对西方有威胁时，自然就成了“恐怖分子”。西方的做法固然可恨，但更可悲的是，穆斯林世界被西方人和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让他们随风飘荡，跟风扬场。在把阿富汗武装力量美化为“圣战者”时，无数穆斯林用最真挚的感情拥戴他们，几乎把他们看作伊斯兰的卫士和穆斯林的希望，而被西方丑化成“恐怖分子”时，他们立刻群起而攻之，迅速把他们当成伊斯兰的敌人和穆斯林的败类，巴不得让人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而后快。西方人愚弄的不仅仅是穆斯林的感情，还有伊斯兰的信仰和教义，而跟风扬场、不动脑筋的许多穆斯林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此跟风扬场的闹剧，至今在伊斯兰世界还在不断上演。目前在国际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人物、组织和国家，有几个人真正走入对方，去了解真真实实的他们，任由几个西方媒体信口雌黄，说长道短。穆斯林世界，基本上人云亦云，根本就不知道幕后操作者打什么主意，还为人家的野心摇旗呐喊。穆斯林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往往表现如此，即便在宗教信仰和思想认识上也经常这样，只要谁提出新奇的主张，就让许多人兴奋，从而盲目因袭，充当喉舌。美国和西方在阿富汗的胜利，助长了他们干预别国内政的信心，以及武力打击他国的勇气，为以后的入侵中东奠定了基础，从而完成了对巴勒斯坦问题釜底抽薪的规划，使巴勒斯坦人民陷入无援无助的境地。
六、缺乏发展观念 甘愿墨守成规
《古兰经》教导先知穆罕默德说：“你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当尽力而工作。”（6：135）
先知说：“你当为今世工作，犹如你永生一般；你当为后世工作，犹如你明天死亡一样。”
真主创造的规律中，有一个贯穿自然和人生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因果律”。一切“结果”都建立在“原因”的基础上，即便是后世的回赐，也建立在今世的信仰和善功这些“原因”上。伊斯兰提倡发展，并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真主赋予每一个人履行自己作为“大地治理者”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却是有规律的，它严格遵循真主设定的“因果律”。谁遵循了发展的规律，无论有无信仰，也不管信仰是否正确，谁就能踏上发展的道路，成功便指日可待。无数非穆斯林人士和他们事业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民族想要步入先进与发达的行列，关键在于自身要有进取的愿望和成功的努力。真主根据各人的美好意愿和进取程度，促成他们事业的成功。由于伊斯兰的兴起和早期穆斯林的进取精神，阿拉伯社会曾经出现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极进取的气氛充满了穆斯林社会，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变成了统一强大的民族。与此同时，受伊斯兰的启迪，穆斯林开始崇尚理性，重视教育，鼓励学术，推动创新，使得穆斯林在中世纪逐步变成人类文明的火炬手和传承者。时至今日，伊斯兰仍然是促进世界文明的动力之一。然而，在现当代，许多穆斯林信仰淡化，社会发展的脚步几乎停止不前，文盲率居高不下，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在科技发明和文化创造方面，阿拉伯国家与21世纪的现代化的步伐有一定的距离，实际被西方世界远远的抛在了后面，而且穆斯林也失去了发明创造的兴趣和热情。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落后，政府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权者不作为，缺乏战略眼光，但与此同时，民众的懒惰和消极态度也不无关系。民间大多数人安于现状，懒惰成性，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甚至有人反对现代化，认为现代就是对“传统”的颠覆。殊不知“传统”和“成规”，不过是历史的积累，并非都是神圣不可变的东西，发展才是对传统对最好继承。
传统是要守护的，但“传统”中有基于教法教义的传统，有基于地方习俗的传统，也有基于个性喜好的传统，还有基于生存环境的传统。除了基于教法教义的传统不宜改变以外，其他的传统可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且许多传统实际也在默默地发生着自身的变化。墨守成规不是伊斯兰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中根本就没有“守旧”和“倒退”的传统。因此，穆斯林要轻装上阵，要奋发图强，不要让所谓的“传统”和“成规”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从而驻足不前，被历史淘汰。再说大部分阿拉伯人属于游牧传统文化，深居大沙漠的一隅，具有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品德，祖辈留下的传统就是赶着自己的骆驼和羊群逐草而牧的生活。如果坚持这个传统，何时才能进入现代化。但是，阿拉伯人还是进入了现代化，尽管脚步慢了一步。这说明他们也在改变传统。然而，他们的改变毕竟还不彻底，有些传统仍然捆绑着他们的手脚。例如，目前许多国家都靠外国人盖起了水泥大楼，建起了现代城市，外国人也赚了大钱，但大面积的国土改造几乎等于零，沙漠永远是不毛之地，永远是寸草不生的地方。阿拉伯的君主和他们的人民始终没有解决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肥沃的新月地带，本来是几千年来阿拉伯人的粮仓，萨达姆时代还兴修了水利，但其农业技术仍然相当落后，加上多年残酷的战争，几乎让土地荒废，粮食生产目前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伊拉克尚且如此，其它阿拉伯国家就更不待说了。绝大多数阿伯国家的粮食供应基本靠国外进口，部分国家靠生产石油换取粮食补给，而没有石油的国家，只能缺衣少穿了，永远沦为贫穷落后国家。假如阿拉伯各国全民自力更生，改造良田，政府长久规划，大力投入的话，基本的生活问题有望自行解决。在科学技术方面，阿拉伯国家几乎是空白，不要说高尖端的技术，就连低端的技术也不具备。在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上，到处充斥着“中国制造”的伪劣假冒产品，高端的产品却来自日本、韩国和欧美。
如今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依赖外国技术和产品，几乎没有一个完全自立的国家。倘若外事有巨变，大部分国家会面临生活的瘫痪。巴勒斯坦原想依靠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借他们的力量获得新生，可邻国自身的发展都成问题，何谈带动它呢？
七、缺乏实际行动 光喊空洞口号
《古兰经》说：“信教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你们光说不做，在真主看来，是非常可恨的”。（61：2-3）
先知说：伪信士的标记有三：说话就撒谎、承诺就食言、受托就欺骗。
伊斯兰是务实的宗教，要求信徒在点滴的行为中实践信仰，并号召穆斯林言必有行，言而有信，反对心口不一和言而无信，甚至将食言称为伪信士的标志。因此，言行一致是伊斯兰强调的一大美德，要求穆斯林将自己的人生依托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说到做到，不空喊口号。伊斯兰教导穆斯林切实履行自己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责任和义务，要用实际行动体现“代治者”的身份，替真主建设和治理大地。"治理大地"并非人人为王去统治大地，而是从自身做起改善自身，改善家庭，改善身边的环境，逐步扩及到更大到范围。即便改善了自身，不危害社会，也算做到了"治理大地"到目的。但在现实中，高谈阔论的人多，低调做事的人少；大喊口号的人多，实际行动的人少。
历史上用“印度人的腿”和“阿拉伯人的嘴”来赞美印度人的勤快和阿拉伯人的口才。确实，阿拉伯人鼓起舌簧来，真是圆滑灵巧，口若悬河，出口成章，自古阿拉伯人就以能说会道而著称。这种技能或多或少地感染了后来受阿拉伯文化薰陶的各族穆斯林，使他们说起话来不用打底稿，头头是道。然而，我们见很多人说得明白，做得糊涂；说得天花乱坠，实际空喊口号；说得情真意切，实际虚情假意，言论跟实际行动相差甚远。今天，许多人对阿拉伯人的初步印象，恐怕是“说话不算数”、“满嘴教门，光说不做”、“一句‘印沙拉’就没了下文”。
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入巴勒斯坦地区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浴血奋战，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周边的阿拉伯人和远方的穆斯林却由最初的坚定意志慢慢转向了道义上的支持和口头上的伸冤，失去了行动上的援助，光喊口号而已。著名阿拉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舍凯布．艾尔珊兰（1869——1946）曾经讲过一件让他痛心万分的事。他说：有一次，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伤亡惨重。之后，犹太人向世界犹太人发出呼吁，要求援助遇难的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也同样向穆斯林世界发出呼吁。结果，犹太人收到的捐助多达一百多万埃磅，而阿拉伯人收到的捐助总共才有一万三千埃磅，不及犹太人的一个零头。舍凯布．艾尔珊兰说：“诚然，犹太人的富裕非穆斯林所能比，但穆斯林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犹太人只有两千万人口（二战前的数字），而穆斯林却有四亿，若每人捐助一分钱的话──再穷的人，这一分钱总该捐得起吧──可以收集四百万磅。抛开居住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不说，单说居住在巴勒斯坦周围的三千五百万人，即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内志人、罕志人 、叶门人和阿曼人，如果向他们每人征收一分钱的话，可以收集三十五万磅。”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做到，捐款只有一万三千埃磅。他痛心地问道：“那就是他们为主道做出的生命与财产的牺牲吗？这就是他们为同胞，对邻国弟兄为保卫远寺──伊斯兰教第三圣地、第一个礼拜朝向 ──而作出的援助吗？难道真主没有说：“天下穆民皆弟兄”吗？他们的弟兄情宜何在？”
《古兰经》的确说过，穆斯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和"有尊严"到群体，但这要以高尚的情操、优雅的气质、发达到科技和健全到体制为前提。即在现实生活中要有这些东西作支撑，方能实现"优秀"和"尊严"的地位。光喊一声 “我们最优秀！”的口号，就立刻变优秀的事情，在现实中不会发生，这违背真主的常道。确实，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里，民众不缺乏成套的伊斯兰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是目前世界上较落后的国家，高深的理论在社会和个人的身上见不到影子，似乎理论和现实具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到处都有高谈阔论、言行不一的现象，而它却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身上表现得好像尤为突出。期待阿拉伯弟兄来拯救的巴勒斯坦，恐怕还要靠自身的顽强意志和实际行动实行自救，加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否则就会耽误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后记：
巴勒斯坦的解放，是全体穆斯林的事业，要靠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但周边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有更大的一份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自身存在着许多欠缺和不足，制约着自己发展和壮大，而且这些因素像病毒一样还不断地侵蚀着它的肌肤，虚弱的身躯难以抗衡强大的以色列。如果这些不利的因素不尽快清除的话，不仅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无望，而且还要遭受灭顶之灾。我们不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剖析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弱点。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穆斯林再经不起打击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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