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布•马哈福兹 (1911—2006),埃及作家,在阿拉伯文坛十分有名,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篇《我是个说书人》是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答词,呼吁人们关注第三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谨向瑞典科学院及该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于我长期不懈的努力给予的尊重表示感谢。我希望你们心胸开阔地听我讲话,因为讲话的语言是你们中许多人所不熟悉的。但这种语言是真正的获奖者,它应该以优美的音调第一次在你们这块文明的绿洲上回荡。我非常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也希望我国的文学家们完全有资格荣幸地同你们世界性的作家——他们为我们这个充满忧愁的世界传播了欢乐和智慧的芬芳——同聚一堂。
一家驻开罗的外国报纸的记者告诉我,当我的名字同诺贝尔奖连在一起的瞬间,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打听我是什么人。请允许我以人类天性所能允许的客观态度向你们作自我介绍。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里,这两种文明结下了美满姻缘。第一种是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各位都是文坛精英和饱学之士,我大概无须向你们中任何人作介绍。不过,值此结识叙谈之际,简言几句亦无妨。
谈到法老文明,我将不提往昔的征战和历代帝国的建树。那些都是已经破败的光荣历史了,感谢真主,现代良知已不乐于再提到它了。我也不谈它怎样在至高无上的真主指引下揭示了人类良知的黎明。因为那是部漫长的历史,你们无不熟悉先知伊赫纳通王的故事。我甚至不准备谈这种文明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成就和著名的奇迹: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卡纳克神庙。因不走运而没能亲眼目睹那些古迹的人都读过有关材料和见过它们的照片。
让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它——法老文明,因为我个人的背景注定我是个说书人。请听历史上记载的这个事件:古埃及的纸草书上说,一位法老王得知后宫嫔妃同他的廷臣犯了私通罪。根据当时的做法,人们预料他会斩尽杀绝。但是他召见一批司法官员,要求调查他所听说的事情。他对他们说,他要的是事实,以便公正审讯……在我看来,那种做法比创立一个帝国和修建金字塔更加伟大,更能证明那种文明比任何财富和光荣更加优越。帝国消失了,过去的事情也过去了。总有一天,金字塔也会化为乌有。但是只要人类的理智在渴求,心脏在跳动,真理和正义将永存。
关于伊斯兰文明,我不想同你们谈它号召在创世主的世界里,在自由、平等和宽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类的联合体;也不谈它的使者穆罕默德的伟大,因为你们之中的思想家也尊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不谈它建造了数以千计的伊斯兰尖塔,在从印度和中国的四周直到法国边界的广袤的土地上号召崇拜、奉献和行善;我也不去谈论人类过去不曾、今后也不会理解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种族之间以容忍精神所达到的友爱合作。但我要介绍的是这种文明的戏剧性的——激动人心的——一幕,它概括了这种文明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在一次击败拜占庭的战役后,它释放了战俘,换回若干古希腊哲学、医学和数学的典籍。这是人类渴求知识的精神价值的证明,尽管追求者信奉上天的宗教,所追求的是异教徒的文明结晶。
先生们,我命中注定出生在这两种文明的怀抱中,吮吸它们的乳汁,汲取它们文学和艺术的养料,畅饮它们迷人的文化美酒。所有这些汇聚而成的灵感——加上我个人的渴求——使文思有如泉涌。我的作品幸运地得到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赏识,我的努力赢得了著名的诺贝尔奖的桂冠。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感谢,同时以业已逝世的两大文明的伟大的建设者的名义表示感谢。
先生们,你们会产生疑问: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问得有道理。我来自在债务的重压下呻吟的世界,而偿还债务就要受到饥馑或类似饥馑的威胁。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在亚洲死于洪水,在非洲则死于饥荒。在南非,成百万人被拒绝承认,而且在人权时代被剥夺了一切人权,似乎他们不能算作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尽管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父辈、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土地。他们已经奋起要求原始人类就已获得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他们要拥有得到承认的合适的定居之地。对他们英勇崇高的行为——男人、妇女、少年儿童都投身其间的——的回报却是他们被打骨折,遭枪杀,房屋被捣毁和在监狱、集中营里备受折磨。他们的周围是悲愤地关注着事态发展的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如果希望公正而全面和平的人们不能以智慧去改变局势,这个地区将受到一场灾难的威胁。
是的,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但是,幸运的是,艺术慷慨大度而又富有同情心。同样,艺术既同幸福的人在一起,也不抛弃不幸的人。艺术以喜闻乐见的手段使两种人都能抒发胸怀。
在文明发展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人类的痛苦将销声匿迹的说法既令人难以置信又不能接受。毫无疑问,人类至少已经成熟,而我们的时代又带来了超级大国达成和解的前景。人类思想已奋起制止各种破坏和毁灭的因素。正像科学家竭力清除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知识份子也应积极地消除人类的道德污染。我们有权利和有义务要求文明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同时要求经济学家们真正行动起来而成为时代的中心。在古代,领导人只为本民族的福利而努力,并且认为其他人是仇敌或者受剥削的臣民。当时除了优越感和个人荣誉,从不考虑任何其他的价值。正因为这样,各种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被弃置不用,许多不道德的手段合法化了,无数的人被处死。在过去,谎言、欺骗、背叛、残酷成为明智的标志和伟大的证据。今天,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点……今天,文明领导人的伟大,其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全面的观点,对人类怀有责任感。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应是一个家庭。每个人对这个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取决于他拥有的知识、智慧和文明程度。如果我以第三世界的名义向他们宣告“不要只做我们悲惨境遇的旁观者”,我并没有超越自己的责任范围。但是,你们应该发挥同你们地位相当的崇高作用。从你们的优越地位来说,你们有责任关心动物和植物所遇到的失调,更不用说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的境况了。我们对言辞已感到厌烦。行动的时刻到了。消除盗贼和高利贷者时代的时刻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领导人负责地球事务的时代。拯救非洲南部被奴役的人!拯救非洲挨饿的人!拯救遭受枪击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拯救伟大的精神遗产受到亵渎的以色列人!拯救那些不堪无情的经济法律的负债人!请他们注意,他们对人类所负的责任应该受或许已被时代超越的科学定理的约束。
先生们,对不起……我觉得我略略干扰了你们心境的安宁。但是,对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你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难道不是容器里装有什么就渗出什么吗?
此外,除了你们这片由服务于科学、文学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伟大奠基人培育起来的文明绿洲,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人类的痛苦呻吟听到反响呢?如同他曾把财富奉献给福利事业,希望得到宽恕一样,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儿女——要求那些精明能干的人,那些文明人土,都以他为楷模,学习他的高尚行为和他的远见卓识。
先生们,尽管我们周围发生了所有这一切,可我将一直持乐观态度直到最终。我不会像康得那样说善良只会在另一个世界获胜。善良每日都在获得胜利。罪恶甚至比我们想像的要脆弱得多。在我们的面前有不容辩驳的证据:若不是胜利总是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面对野兽、昆虫、自然灾害、瘟疫、走投无路的恐惧和自私;我说,若不是胜利总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不断繁衍生息,没有能力组成国家,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发明、征服外太空、宣布人权。事情的结果是,罪恶是个胡搅蛮缠、大声喧哗的坏蛋,而人类往往记得受苦而不太记得欢乐。我们的伟大诗人艾布,阿拉•迈阿里十分正确地写道:
临终时的痛苦
数倍超过出生时的欢乐
先生们,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你们原谅。
【来源:《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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