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惠珠 墨迹既然是学者的，
它就不会是文盲的涂鸦或老爷们的鬼画符，
而是学习知识、探索世界的产物或沉思默想的记录，
总之，是一种闪耀着理智光芒的人的灵性。
“学者的墨迹”，作为知识和学问的文字记录，它对真理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所以，当人们在价值上把墨迹看得比血迹更高贵时，其涵义之二，就是肯定书籍的重要性，肯定运用书籍去记录与传播真理，比个人的言传身教更有效、更可取。显然，这里所宣导的，是对理智沉思的果实—书籍的珍视。在这一认识之下，学者，作为智者，作为书籍的撰写者、智慧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自然会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褒扬。由此可见，透过“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这个判断，向阿拉伯人灌输的是崇尚理智、崇尚书籍、崇尚学者、崇尚探究知识和学问的行为这样一些观念。正是这些观念，为阿拉伯文明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它们为阿拉伯人指明了立足社会、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接受教育、追求知识与学问的普遍社会心理基础。一个社会，当追求知识和学问被视为是最有价值的高尚行为时，人类智慧的生长就得着了最好的沃土。
诚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有不少珍视知识与学问的民间风俗，诸如在我国民间，至今有不能将带字的纸当手纸以免变愚之说。这类民间风俗，反映了对知识和文化尊重与敬畏的社会心理。而阿拉伯人思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把高尚与虔诚行为的标准定位在对知识与学问的探究上。这一定位，使阿拉伯文化充满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尊师敬贤、全民求知。如果我们将这一定位，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相对照，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对照，与十年浩劫中所谓“砸烂一切‘封’‘资’‘修’”的行径相对照，与当年称知识份子为“臭老九”，认为“学问越多越愚蠢”“文化越多越反动”的情况相对照，其间的差别何啻天壤。
7世纪初，阿拉伯人还处于蒙昧时期，几乎全是文盲。但是，据史学家记载，仅过了100年左右，在西元891年时，巴格达一地已有了100多家图书商。可见，能读写者，已不计其数。当巴格达被蒙古人摧毁时，全城已有36所公共图书馆。随着对书的珍重，藏书也成为时尚。10世纪时，一批阿拉伯王公的藏书总量，已可以与欧洲所有图书馆的藏书总和相匹敌。有的私人藏书，多达需400只骆驼才能运完。
总之，从8至11世纪，除唐明皇时代的中国外，地球上已没有其他地方的人会像阿拉伯世界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藏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正是阿拉伯人保存和发展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精神，经过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和义大利南部再度传入西方，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阿拉伯世界自身，也通过书籍以及与对方交往，学习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精华，从而形成了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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