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哈佛教授蕾拉·艾哈迈德《无声的革命》一书述评--伊斯兰之光

蕾拉·艾哈迈德教授和她的《无声的革命》

【摘要】《无声的革命》（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是哈佛神学院教授、穆斯林女学者蕾拉·艾哈迈德关于穆斯林妇女面纱研究的一部新作。该书深刻剖析了伊斯兰与妇女、伊斯兰与西方、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下的穆斯林妇女，以及面纱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在时空变迁中所承载的种种蕴意，认为当代的面纱已具有了新的内涵，面纱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表达着对身份与社会的认可、对文化传统的自豪，或者是对主流社会的拒绝、抵制甚至反抗。

【作者简介】胡美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生；周传斌，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最近，一部研究穆斯林女性与面纱问题的著作《无声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获得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2013年度格威文美尔奖。该书的作者蕾拉·艾哈迈德教授出生于埃及、求学于英伦、任教于哈佛，穆斯林价值观与西方视野的糅合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使这部书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蕾拉·艾哈迈德其人及本书梗概

蕾拉·艾哈迈德（Leila Ahmed，1940—）出生于开罗，于20世纪60年代末外出求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位。1981年任美国麻塞诸塞安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教授；1999年任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与妇女研究教授，是该院第一任女性学研究教授；2003年至今任哈佛神学院的维克多·S·汤玛斯神学教授职位（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of Divinity）。

蕾拉教授在欧美的求学经历与学术任职，使她的思想底色也呈现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她早期对穆斯林妇女问题，尤其是对面纱问题的认知，具有明显的西方视角与认同。但在深刻的自我意识革新过程中，蕾拉教授的智识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因此为伊斯兰与妇女研究领域创造出了卓越的学术价值。

《无声的革命：面纱的回归，从中东到美国》一书为蕾拉·艾哈迈德教授的新作，201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获得2013年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格威文美尔奖（宗教领域）（Grawemeyer Award in Religion）。《无声的革命》一书就穆斯林妇女及其历史、社会地位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东西方穆斯林妇女研究者的关注。

《无声的革命》一书包括谢辞、导言、正文、注释和索引，其中正文部分达306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为“伊斯兰复兴与面纱：从兴起到移民”，分为八章，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面纱如何从消失到复兴并进而通过移民而波及美国的历史过程。纳赛尔时代的埃及追求西化，摘除面纱、裸露头发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与面纱首次强势回归。作者通过调查资料分析了妇女重戴面纱的原因，探讨了伊斯兰复兴与面纱回归的内在关联。到90年代末，戴面纱的妇女已成为埃及压倒性的多数。除中东以外，伊斯兰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已经输入欧美，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9·11”事件之后，穆斯林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下编题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新动向”，分为三章，重点讨论“9·11”事件引发的关键转折，以及美国穆斯林妇女对面纱这一符号的创新运用。作者指出，“9·11”之后，针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化、妖魔化宣传与污蔑，致使穆斯林在美国遭受种种不公，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尤其是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而此时穆斯林妇女对面纱却有了自己的新解释，面纱成为表达认同、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符号。

二、词与物：无声革命的历史过程

蕾拉教授对伊斯兰教与妇女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她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亲历面纱曲折的历史。蕾拉教授对面纱研究的突破，在于最终打破了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压迫与被压迫、男人与女人等二元对立思维，揭示了女人戴面纱有多种原因，不戴面纱也有多种原因。

天主教圣母像

1. 面纱的起源：圣洁的象征

据研究，中东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播之前就有戴面纱和遮蔽身体的习俗。蕾拉教授指出，《古兰经》中的“黑加布”一词只用于先知的妻子们，没有用于其他妇女。[1]66 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仿效被誉为“信士之母”的圣妻们。“黑加布”（جحب，hijab）制度最终适用所有的穆斯林妇女，乃是后来伊斯兰经注学家和教法学家的阐发。 9—14世纪是伊斯兰文明最灿烂的时期，但妇女却逐渐在知识领域中隐退。随着妇女蒙上面纱，早期穆斯林妇女所享受的自由和公共生活消失了，延续数世纪的性别隔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穆斯林妇女的信仰实践。

2. 面纱的消失：当伊斯兰文明遭遇西方文明

19世纪以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面纱逐渐被西方作为伊斯兰教低俗的明证。蕾拉教授认为，殖民主义者利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用殖民主义绑架女性主义，亦即：白人男性赋予自己一种使命，将有色女人从有色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1956年，牛津历史学家亚伯特·豪拉尼（Albert Hourani）指出，埃及面纱的消失始于20世纪初，其动因是埃及学者凯西姆·艾敏（Qasim Amin）于1899年发表的《女性解放》一书。[2]19 艾敏谴责当时社会的多妻制、面纱与隔离制度，认为这是穆斯林社会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原因。他认为妇女应该抛弃面纱，而这并不违背伊斯兰精神。此时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不少阿拉伯国家，面纱迅速消失，摘面纱被视为穆斯林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最初，作为伊斯兰女性主义者的蕾拉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3] 但经过深入的研究，蕾拉教授认为，摘面纱既是现代性的诉求，也被当作了20世纪初妇女解放的象征；而这些对面纱的东方主义式的解读，其实颠覆了面纱基于穆斯林世界的本土意义。

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他戴头巾的妻子

3. 面纱的回归：伊斯兰复兴

20世纪末至今，欧美社会一直认为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即代表着宗教虔诚。而蕾拉教授认为面纱是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的象征。蕾拉教授的文献分析与调研也证实了她的这一假设。她指出，伊斯兰复兴的社会背景是穆斯林民众对世俗化代价的反思，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量。穆兄会成立初期即要求妇女带面纱，他们认为妇女戴面纱是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求，同时反对中上阶层生活方式的西化。[2]52 在埃及的无面纱时代，穆兄会妇女继续戴面纱，坚守在社会的边缘。面纱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穆兄会对主流社会的抗拒。20世纪70年代，随着纳赛尔时代的结束，长期受压制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重新活跃，面纱也迅速复兴。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女性主义研究，她们的兴趣与田野点之一是埃及妇女的面纱回归。70年代末，爱丽·古迪（El Guindi）在其代表作《面纱：谦逊、隐私与抗拒》中指出面纱的出现与伊斯兰宗教虔诚运动有关，穿着黑加布的女性意味着抛弃西方主流的时尚、消除穿著者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很好地体现了伊斯兰运动重视性别隔离与平等主义的理念。[2]79 当时这种服饰仅限于校园，数量很少，且受到学校、社会甚至父母的反对。约翰·爱尔登·威廉姆斯（John Alden Williams）的研究则发现：妇女穿黑加布，或者是因为穆兄会或沙特机构给她们付费，或者因为穆兄会的丈夫威胁要离婚；而更多地是她们自己的内在需求，表达宗教虔诚、解决认同危机，甚至是为了避免公共场所的骚扰。[2]85

20世纪80年代，阿莲娜·艾罗薇·玛格丽德（Arlene Elowe Macleod）在埃及进行了五年的跟踪调查，她总结认为，黑加布潮流最初是由妇女发起、控制，并受妇女自己的需求、选择和意志驱动的，但到了80年代末，则越来越表现出由男女共同选择的趋势。[2]120舍丽法·祖琥尔（Sherifa Zuhur）的调研则认为，遮蔽的妇女除了解决个人困惑以外，也跟她们的自我意识与伊斯兰主义目标的关系有关。到9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已从中东扩展到欧美，面纱的回归是伊斯兰复兴最明显的成果之一。

左图：土耳其时尚杂志《ALA》只登戴头巾的模特照。2011年创刊以来，每月发行量3万册包括5千位海外订户

右图：2013年3月19岁的突尼斯姑娘阿米娜·泰勒在网上发布自己赤裸上身的照片，写着“我的身体我做主”，在突尼斯引起广泛争议

4. 面纱的多义性：“9·11”之后的西方穆斯林妇女

“9·11”事件导致了西方国家对穆斯林、包括戴面纱妇女的新一轮的敌视与怀疑。西方媒体用大量的面纱与长袍的形象，来宣传美国与西方拯救妇女的战争的“正义性”，面纱成为入侵阿富汗的“战旗”。蕾拉教授指出，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扭曲与污蔑，一方面致使穆斯林在西方遭受了诸如人身攻击等种种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也使得东方主义论调泛滥，多数人只是将妇女问题作为攻击伊斯兰教最简单的途径，并不真正关心甚至冷漠于穆斯林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大量穆斯林妇女和儿童正在战争中遭受死亡与伤痛。因此，蕾拉教授引用美国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莎芭·马哈茂德（Saba Mahmood）的话说：“女性主义与民主话语已被帝国主义绑架，为其所用”。 [2]229

蕾拉教授的研究发现，“9·11”之后有些妇女放弃了面纱，而有些妇女却开始戴上面纱。三藩市州立大学的一名女生在“9·11”之后决定穿上黑加布，这一方面是要表达一名穆斯林虔信者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是对穆斯林群体恐惧感剧增的一种回应。[2]207奥斯丁市另外一位戴面纱的妇女认为是面纱“解放”了她，帮助她建立了强烈的美国穆斯林身份认同。[2]208一位英国穆斯林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正是因为“9·11”之后的社会压力使她想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穆斯林，想让别人知道她作为穆斯林而对自己的宗教、遗产和文化感到自豪。穿着黑加布对她而言，“是一种团结全世界穆斯林妇女的行动”。[2]209

全美穆斯林学生协会（MSA）首位女性主席Hadia Mubarak说：

面纱给我的自由是，我有自由不让自己的身体暴露出来成为一个性对象，或者被n个不认识的男人评价我，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的身体或我的头发长什么样。

三、面纱意义的当代转型：女性主义回归

在写作本书之前，蕾拉教授与许多人的观点一致，认为面纱是伊斯兰家长制、妇女受压迫的遗物，戴面纱的人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而不戴面纱代表“进步与文明”。而在深入研究之后，蕾拉教授发现妇女决定戴面纱有多种原因，面纱现已从其历史绑定的意义中解脱出来，转而成为穆斯林妇女表达认同的符号，追求平等、自由的符号。她认为，除了穿黑加布的妇女提供的解释，也还有更多途径可以探讨面纱问题，例如面纱作为时尚宣言，以及用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建构、表达等。面纱这一符号的意义，在经历了其神圣起源、男权话语、殖民话语、后现代彰显的历史演变之后，其发展逻辑最终应该是回归女性本位的立场。

蕾拉教授的研究发现，妇女穿黑加布的目的包括呼吁性别公正、呼吁对少数群体的公正、公开族群身份、让社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等。[2]6 著名美国黑人穆斯林女学者瓦杜德则将之作为展示自己身份与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是一名皈依者，正式皈依之前我就开始遮盖头发、穿长衣服。我是一名非洲女奴的后代，我一直怀有这种意识：在拍卖市场上，或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的祖先无权选择决定自己的身体将被拍出多大的价码。所以，我有意选择遮蔽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方法，我用之展示我的历史身份、个人尊严与性真诚。” [2]272

面纱只是一件普通的服饰，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转型中，它却演绎成各种意义丰富的符号化表征。现代穆斯林女性开始通过面纱的去留，主宰自己的身体、表达内心的诉求。对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而言，除了“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宣言之外，可能还有“我的面纱彰显我”的独特表达方式。毕竟，选择“裸露”还是选择“遮蔽”自我的身体，应该回归女性主义者自己的选择。

蕾拉教授的研究还显示，穆斯林妇女问题并等于面纱问题。因为就目前面纱所表达的丰富含义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性别问题的范畴。而就目前来看，多数解决穆斯林妇女问题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适合伊斯兰妇女问题解决的途径到底是什么？这仍然是世俗女性主义者、穆斯林女性主义者以及伊斯兰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正在努力求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