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反恐与伊斯兰恐惧症

关于反恐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遇袭。美国断定那是阿富汗基地组织所为；10月7日，西方基督教联盟大举侵入阿富汗。

因西方基督教联盟主导国际传媒，它们动辄把恐怖主义的污水泼在穆斯林头上，故形成“坏事都是丑丫头”的怪相。那么，谁是恐怖主义的鼻祖呢？

 早先，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如何诉说与当地土著争夺领土的不对称战争？在原本乡野、广袤、安宁的土地上，突来一批荷枪实弹的异类，然后驱赶并屠杀原居民。这是一种怎样的“开发”？谁能说清究竟死了多少人呢？时空久远，后人已懒得追忆。

　　后来，巴勒斯坦人中有了“恐怖分子”，他们拿起石头和弹弓，想保护自己的家园，对导弹和坦克构成“恐怖”。世界很少联想犹太人在建立以色列初期的系列恐怖行径。那是早期的集团恐怖主义。石头打不过坦克。因此，中国作家张承志说出今天听来大逆不道的声音：“恐怖主义是无助的人们绝望的战斗。”

最惨最长的反恐战争在车臣。战争目的很明确：只要领土，不要叛逆者。

车臣虽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其地下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拿得出手的商品，能源贸易一旦阻塞，俄罗斯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牢牢控制车臣始终是俄罗斯的重要国策，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初，美国及其基督教联盟入侵阿富汗时，向世人渲染：那里的基地组织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本·拉登是问题的根源，是世界的威胁。他们先发制人，进攻一个交不出本·拉登的贫弱国家。

今天，阿富汗战事维艰，败局已定。一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耗费巨大的战争将在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黯淡中结束。

重要的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战争对世界的伤害。

战争伊始，世界笼罩在“八公山上，草木皆恐”之中。于是，美国及其盟友先后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开辟新的反恐场地。效果难遂人意，而且出现“越反越恐”的尴尬，使原本相对安稳的地方出现动乱。

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演变成另一场反恐战争。与其说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如说“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据新华社最近消息：美国军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将近7.7万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死于战火。法新社10月15日报道，63.185名伊拉克平民、13.754名伊拉克军人在这段时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军人受伤。难道这不恐怖吗？

毋庸讳言，我国局部地区存在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沉重而敏感的现实。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政府以高压举措维护那里的稳定，虽然奏效，但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使人忧患的是，事件和时间会影响周围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

1、恐怖事件对外部的创伤：很多方面把恐怖袭击与整个群体联系起来，使整个群体成为“嫌疑”。如，由于担心传播不利于维稳的宗教知识，当地的宗教活动场所严格限制学员人数，一般不超过三人；外地也禁收那里的学员。笔者的一个回族朋友，因为身份证上的姓名是“阿布拉江”，曾在上海找不到住处，最后被遥远的郊区小店接收。此事给这位曾经当过公立学校教师、性格温顺的汉子打上很深的烙印。今年暑期，一些大学生在昆明旅游，其中的“阿布拉江”也被宾馆拒绝，无奈露宿街头。在某地，政府拟修建大型水库，这令水库下方的居民不安，他们向政府表述意见。可政府没有听取，而且把那里的居民全部移民，使那个村子消失。

2、恐怖事件在其群体内部的辐射：可以说，原本孤立的恐怖分子，一旦与其群体相联系，事情就复杂起来。从社会关系而言，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划清界限，那些恐怖事件往往会波及周围的许多层面。因此，如何逐渐减少或消除外部对整个群体的恐惧与敌视，对孤立或消除不可能代表整个群体的恐怖主义至关重要，以此防范恐怖主义滋生群众基础的不利态势，最终循着法律轨道，反恐与维稳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逐渐理顺政府与民众，当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关系，进而落实和扩大自治，把境外的恐怖势力隔离，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坦言，维稳与反恐确实两难。政府实施开发与改善民生的举措确是好事，已经产生正面影响，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仅仅通过改善民生，尚不能杜绝恐怖主义。衷心希望，政府多起用一些被当地人信赖和喜欢的民族干部，通过那些干部的亲和力，渐渐消除人们心里的疑虑，慢慢治愈以往事件留给各个群体的伤口。

我们顺便看看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省。据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数据，全省人口为760万人。因多是法裔，故官方语言为法语。该省有独立倾向，并经历两次全民公决，结果没有脱离联邦。这主要归功于联邦政府的政策：在经济上，联邦政府对魁省有巨额投资和经济支持，分裂只会破坏魁省的投资环境；在政治上，联邦政府非常尊重魁北克的自治权。魁北克在联邦中除享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之外，还拥有联邦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包括医疗卫生制度、教育等；在文化保护方面，联邦一直遵循多元文化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法裔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不同；美国提倡个人主义，而加拿大则坚持群体向导，强调族群认同的稳固性。

联邦政府对魁北克独特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使魁北克人希望保留独特社会地位的要求得以满足，其结果是鼓吹独立的分离分子失去了群众基础。同时，多元文化政策提高了族裔成员的平等意识和自尊心，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

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在妥协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并找出解决之道，符合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宽容的民族政策，才能发展包容并蓄的统一的民族文化。联邦在最大妥协的基础上，以最小的代价维护了加拿大的统一与完整。

关于伊斯兰恐惧症

历史地看，伊斯兰恐惧症久于恐怖主义。这与穆斯林国家被西方基督教联盟殖民的史实息息相关。殖民主义者每每侵入一个国家时，对任何反抗方式的断然镇压无疑施展了国家恐怖主义。

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最早沾染了伊斯兰恐惧症。1096到1291年间，西方宗教联盟对地中海东岸的穆斯林国家发动宗教战争，借口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似乎如果穆斯林拥有耶路撒冷，则整个世界就属于穆斯林了。

我们再看看被忽略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凯末尔的“土耳其革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议会通过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决定，凯末尔出任总统。这场革命的主要“果实”是葬送了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是先知及其弟子的遗产。那时，奥斯曼帝国虽病魔缠身，但依然不失为“睡狮”，依然是西方基督教联盟入侵穆斯林土地的障碍，他们不敢像十字军东征时期那样贸然侵犯。

凯末尔革命的特点：（1）结束或葬送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体，土耳其实行西式共和统治，实行政教分离。这不符合伊斯兰的政体原则。（2）西方基督教联盟对穆斯林土地的影响与掠夺由此变本加厉，严重分化分解了原本脆弱的伊斯兰世界。今天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不能阻挡“北约”等西方基督教联盟对穆斯林世界的威胁、蚕食、围攻和战争。

细看地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阿富汗和伊拉克包围。显然，西方基督教联盟的终极目标是伊朗，其幕后嗾使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因为经济衰弱和夹击伊朗的两场反恐战争失利，它们尚未开辟第三战场即入侵伊朗。

西方基督教联盟最不想看到的是在穆斯林国家出现伊朗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府。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它们连续制裁这个主权国家，正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表露与宣泄。同时，后殖民主义残存的其它世俗及政教分离的穆斯林国家也“看不惯”伊朗，因此它们情愿与西方基督教联盟合作。犹如上个世纪初，苏维埃革命胜利时，世界就患上“共产主义恐惧症”，旧势力企图扼杀新型的苏维埃政权。

伊斯兰恐惧症源自英语“Islamophobia”，旨在歧视穆斯林、恐惧穆斯林、抹黑穆斯林、进而反对并妖魔化伊斯兰。该症虽病历较长，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流行起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一是终止了西方基督教联盟扶持和豢养的傀儡政府；二是重新确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是新老殖民者和世俗的家族式政府都很反感的政体。所以，它们对这个实际上正本清源的国家及其政府实行长期的封锁与制裁，通过扶持潜伏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葬送革命的成果。

本文不能通过短小的篇幅细陈伊斯兰恐惧症的由来和表现，希望朋友们自己去阅读更多相关资料。

让我们看看一些突出的例子：

1、阿尔及利亚的民主选举：1991年，实际上法国人主持其前殖民地的民主选举，结果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对此，法国政府极为恼火，恐惧症大发，最终出面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扶持其培养的军阀集团，否定民主选举，镇压民主运动，引发长期内战，造成大量伤亡和破坏。如今，法国与美国联手反恐，继续帮助阿尔及利亚军人政权反恐。奇怪，法国向来推崇民主和人权，但在阿尔及利亚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十足的伊斯兰恐惧症。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入，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出现一些具有伊斯兰宗教特征的政党和组织。对此，西方基督教联盟及其舆论工具定义为“亲伊斯兰的政党”。而在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穆斯林的社团组织自然以伊斯兰为其指导思想，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外界还是把这些与伊斯兰恐惧症挂钩。

记得阿尔及利亚军方强行废除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以后，我国的媒体普遍评论：因为失业严重，腐败盛行，人们精神空虚，纷纷走向清真寺……可以说，这从外围流露了某种无关的恐惧。

选举废除后，阿尔及利亚军政权先后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禁止穆斯林男性留胡须，禁止穿长袍；甚至不准留胡须的本国公民入境，除非剃须。这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内部发作。

2、无独有偶，法国率先在欧洲国家以立法方式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这在“开放”的法国属罕见之举。这个政府允许国民随便穿着，任意裸露，甚至容忍在公共场所苟合，却“依法”禁止穆斯林妇女遮掩。这同样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发作。

3、2009年，“温和”的瑞士禁止在清真寺里修建“尖塔”。所谓尖塔，是清真寺建筑的标志，其正确名称是“宣礼塔”，平日，用来呼唤穆斯林礼拜，斋月时，呼唤穆斯林封斋。11月29日，政府组织公投，通过了“伊斯兰尖塔禁令”。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中国人对此拍手叫好，在网上发文“庆贺”，赞成在基督教的瑞士不能出现“尖塔”。这使人联想国内有人在穆斯林网站和其它网站，专事反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工作”，而且很卖力，其宗旨是防止中国穆斯林“绿化中国”。

一般而言，中国有两千多万穆斯林，近四万座清真寺，全国的穆斯林期刊寥寥无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唯一的团体。历经1958年和文革的折腾，东南沿海一代散居的穆斯林面临传承信仰的挑战，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已经失去伊斯兰信仰。原因很简单，他们几乎没有接触宗教的机会，父辈又经历种种磨难。在穆斯林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很多人目不识丁，坚守斋拜的算是虔诚穆斯林，再上一个台阶，就是去麦加朝觐。在此背景下，他们如何“绿化中国”？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相对繁荣，精神相对空虚，腐败相对盛行，宗教相对边缘。所谓“绿化中国”，是否“伊斯兰恐惧症”的中国版本呢？

一位民间穆斯林哲人慨叹，我国目前的总体国力远远超过盛唐；但缺乏盛唐时期的胸怀，精神领域失色，宗教信仰短缺，道德品位低迷。唐时，“阿拉伯大胡子”定居古城长安，婚配中国女人，生养“国际新人”，兼容华夏文明。

中国是出过老子和孔子的大国，崇尚“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的大德。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稳定思维，不仅需要民族团结或融合，更需要对异族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的宽容与尊重。古人贤明：得人心者得天下。

4、来自伊斯兰恐惧症前沿的事实：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称，作为西方一部分的欧洲对伊斯兰的恐惧情绪是最明显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国都发生了有关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或禁止修建清真寺的激烈争论。而现在，就连欧洲人也说美国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两党政策中心”推出的一份调查报告称，“9．11”过去9年后，美国正面临来自本土恐怖分子和“‘基地’领导人美国化”的威胁。报告称，美国面临的威胁有一个变化，即“境内伊斯兰圣战分子及所属团体类型日益多元化”。法新社称，美军在阿富汗深陷与塔利班的战争，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也经常发生，这使一些美国人已经把伊斯兰世界视为敌人。实际上，在“9．11”事件9年后，美国人依然把“伊斯兰与从事袭击的恐怖分子之间画上等号”。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文章称，“9．11”事件发生9年后，美国仍苦苦寻找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以及面临挑战的本质。现在，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在伊拉克也仍然驻扎着5万军队。文章称，9年过去了，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无知和恐惧”推动着。

战争罪犯小布什曾叫嚷“伊斯兰恐怖分子”，世界充斥“伊斯兰好斗分子”、“伊斯兰极端分子”、“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鼓噪……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将司机违章的罪过统统归咎于车子，仿佛世上的坏人都是伊斯兰旗下的穆斯林。

另一方面，既是在反恐扩大化的今天，在伊斯兰恐惧症盛行的美国本土，伊斯兰却发展最快。主要表现：穆斯林人口在600至700万之间，美国东北部城市内最为集中。纽约市有80万穆斯林。如在谷歌中搜索，在美国方圆五英里之内就能找到162座清真寺。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清真寺都积极扩大影响，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有60%的清真寺关心社会上的穷人和监狱中的在押犯人。四分之一强的清真寺附设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平均为126人。

新入教的穆斯林男性占68%，每年大约有15.000人皈依伊斯兰，白种人皈依伊斯兰是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需要和学习《古兰经》的人数渐长。毕竟，美国社会是法治社会，宗教信仰的空间相对宽松而自由。曾经，拳王阿里每天晨礼后，走上街头，散发自己签名的300本伊斯兰读物。在美国的大学里都有穆斯林师生礼拜的场所，军队里有随军伊玛目（宗教领袖），甚至监狱里也配备了阿訇（伊斯兰老师）。

一个小插曲：我国东北的一位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青年，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任何宗教操守，但一到美国留学，在头一个斋月里就开始封斋，同时去大学的礼拜厅礼拜；因为，那个大学里有五百多穆斯林参加礼拜。

请看2001年4月26日关于穆斯林与清真寺的一个研究报告：

清真寺的数量和参与清真寺活动的人数在激增。平均而言，每个清真寺里有1.625人过宗教生活；一半的清真寺拥有500或以上的穆斯林；参加周五聚礼的平均人数是292人。下表是与1994年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