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之 
经堂教育进行了几百年，朝代更迭，时代变迁，唯我经堂教育谨慎并坚定地保留着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穆斯林的仁人志士开始提倡用白话文教授经文。此后，伊斯兰教育陷入绝境。1978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伊斯兰教育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磕磕碰碰地走了20多年，出了一点成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大家都在喊教育失败了，要改，可是怎样改，朝那个方向改，总也喊不出所以然来。情急之下，有人建议，让那些在教育第一线工作的朵斯提自己来谈，你们是怎么搞的，现在又是如何想的。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遗产
前些年新式教育成为时髦，经堂教育成了被攻击的物件，好像中国穆斯林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经堂教育造成的。其中有些论者确实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觉得再坚持经堂教育，伊斯兰在中国不要说发展了，就是保留都会成问题。他清晰地认识到，新的时代有新的要求，无论形式、无论内容都要彻底地改，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有一些论者把经堂教育说的一无是处，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经堂教育是怎么回事，只是发一通议论，找一点自己关心教门感觉而已。事实上经堂教育不但在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是革命性的，即使现在，它在穆斯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哪一种形式的教育可以完全取代。经堂教育留给我们三样遗产。
首先是它的形式：以清真寺为中心是伊斯兰教育的传统，这种形式有极强的适应性，它要求不高，宜于普及，对满拉学习年限不限制，给学习条件和能力不同的满拉完成学业提供了保障。从初级到高级甚至大师都可以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培养出来，只要你有精力和时间，这种自由的形式应当是教育最好的形式，但现代社会步入资讯化、全球化时代，生活的压力要求人们过一种只知生存，而不要思索的生活。此时此刻，经堂教育已经落伍于这个时代的要求。
其次是经堂教育的内容：经堂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丰富而全面，涉及字法，语法，文法，修辞，逻辑，哲学，这简直就是为培养哲学家而设定的课程。《古兰经》、《古兰经》学、圣训、教义学、教法学，还饶有兴趣的是加上了一门提升人生活修养品位的世界文学名著—— —《蔷薇园》，而且是用波斯语讲授的。试问现代教育中哪一所大学所设立的专科有如此全面，又有哪一位教授能同时精通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这样的教授简直可以称为大师了，可伊斯兰经堂教育的经师们必须精通这些，他们初学时不谙汉语却必须学会两种外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然后再用汉语表述出来。要知道把上述经典用汉语准确表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一些中心词汇从它所表达的内容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可翻译的。尽管如此，先贤们硬是凭着智慧和毅力创造出了一整套经堂教育用语。客观地说，有些经堂用语对原文准确的表述是现代汉语所无法比拟的。但毕竟时代在变化，在发展。经学大师的传承者们把守业当作了终生大事，而无视时代的发展，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讲“卧尔兹”用着明清时代的话语。这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第三，经堂教育所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遗产是一种严谨和执着的伊斯兰精神，经堂教育中最为缺乏的是伦理方面的教材，满拉们的人格培养不是通过理论学习，而是通过师徒关系言传身教。师徒如父子，那种围炕而坐或者聚室而论的授课方式，使师徒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灵间的沟通。经师的整个日常生活是和教门息息相关的，言谈举止无不符合伊斯兰的礼数。淡泊的生活，终生执着的追求，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满拉的心上，并且最终从形式和精神上被传承下来。经堂教育之后，需要我们继续继承他的传承精神，补充和完善它的不足，向它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不加思索、毫无理由地摈弃。我们要用心去对待经堂教育，很好地继承经堂教育中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一种执着的伊斯兰精神，而不是浮躁式的改良和摒弃。上世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新式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教育者们所达到的高度、涉及的深度，以及与当时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是现在民间阿拉伯语教育者难以企及的，他们无论学养，精神气质和使命感，都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前辈留给我们许多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思想精神的传承。
宣导现代伊斯兰教育的一代
在文革时代，也有许多怀有强烈传承意识的阿訇，冒着被杀头判刑的危险，也在艰难地培养着伊斯兰教育的“火种”。黄万钧阿訇无疑是那个世代最为杰出的代表。
当年的黄万钧阿訇是呼市的一位干部，后被划为右派，降为水泥板厂的拉车师傅，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默默地坚忍地生活下来；但他无法承受同窗挚友陈克礼阿訇被冤杀枪决的事实，当陈克礼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时，他再也无法沉默了，他拍案而起，站出来搞起了地下的伊斯兰教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个穆斯林家中学习，明天就要换另外一家，而且每次学习，外边必有人放风站岗。最终，由点到面，由地下到公开，成就了后来的内蒙呼市小寺，涌现出了一批提着脑袋搞伊斯兰教育的乡老，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全国的穆斯林社区。
1978年，中原大地刮过一丝春风，黄万钧阿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细微的变化，毅然由内蒙古回到河南老家白寨清真寺任教，并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所穆斯林学校，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如饥似渴的学子前来学习。随之麻烦接踵而来，麻烦像串门似的来造访、施压，但黄万钧阿訇以他的高度的前瞻性和超人的胆量，顶着压力培养了第一批伊斯兰教育的骨干，并且在教学形式和内容方面摸索出了一套很实效的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伊斯兰教育开始恢复，各地清真寺相继开放，急需大批阿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的折腾，留存下来的阿訇多是解放后还没有真正毕业的海立发，这时只能是仓促上阵，接过了教育和宣传的接力棒。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寺坊请不来阿訇。鉴于此，黄万钧阿訇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删除经堂教育中不实用的一些教材，直接以《古兰》、《圣训》做教本，进行信仰和行为教育，辅之以简明教法，同时以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两星期内完成语音学习，一年内精通阿拉伯语语法，以短平快的教育方式，培养急需之才。他清楚地知道，让学生抱着经堂教育传统教本，苦学十几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黄万钧阿訇开创了以清真寺为依托，以改良伊斯兰传统教育为契机，不断吸收新内容的一种教育形式，其特点是以信仰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不脱离群众，学生与群众有一种自然亲切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选择去清真寺任阿訇，做基础工作，黄万钧阿訇堪称当代宣导中国伊斯兰新式应用教育第一人。
在临夏，这个在文革中伊斯兰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向以保守著称，宗教政策刚一恢复，许多穆斯林把精力投向了恢复清真寺。这时，出现了在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不能被忽视的一位民间教育家—— —临夏中阿学校的创立者———白哈阿訇。这位在宗教改革以及文化革命中历尽磨难的阿訇，把伊斯兰的火种深埋心中，咬着牙要为伊斯兰的教育，做一件当时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要脱离清真寺独立兴办教育，在几间残破的房屋内，白哈阿訇开始了他的教育梦。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他一度被一些阿訇断出了“圈外”，正是这位“圈外”人士，像黄万钧阿訇在呼和浩特一样，在七十年代就在临夏搞起了地下教育，正是这种忘我的牺牲精神，培育出了现在活跃于国内教育第一线的一大批精英。
白哈阿訇所运用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同黄万钧阿訇一样，他们不但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教育学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自身所体现的宗教精神--执着、忘我、投入、使命感，以及内心深处对学生的挚爱，这种爱和期待通过一种严厉苛刻的要求表达出来，使学生望而生畏，但内心，却心悦诚服。白哈阿訇所开创的以脱离清真寺而独立办教育的模式，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会选择在学校任教，对于烦人的琐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处事态度为进一步的学术活动留下了余地。
而山西长治的马守信先生是个例外，这位略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的执着和对社会的洞察力，在伊斯兰教育领域，走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改良教育的另外一条路，他把阿拉伯语语言的教育放在了首位，而把宗教教育放在了陪衬的位置，同样采用了脱离清真寺独立办学的模式，他和白哈阿訇不同的是，他是以商业为目的，而后者是以宗教为目的。马守信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中国高等院校阿拉伯语语言教学模式，引入到穆斯林的民办教育中来，培养了第一批穆斯林青年翻译者，并掀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习阿语热潮。这种脱离清真寺，而又不以宗教为目的的办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些思想自由、关心自身发展的职业者，很少有愿意去从教或任阿訇的人，除非是有较为满意的条件。
中国传统经堂教育中没有汉语这一科，在西北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过排斥汉语学习的现象，清真寺恢复教育之初，学生们能读到的汉语读本大概只有“教义捷经”、“初步浅说”等有限的几种，而当时进入清真寺或学校学习的学生，大多为初中生和部分高中生，这些读本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年，直到云南马恩信老师的译本出版，才慢慢地改变了这种状况。马恩信老师的译着活动，给伊斯兰教育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给青年们打开了另一扇视窗，教育不仅仅是口传心授，它更需要译着来丰富，现在我们能读到汉语伊斯兰读本不下百种，尽管有《布哈里圣训实录》和《圣学复苏》这样一流的大部头翻译问世，但所有译着都没有超过当年马恩信老师翻译的《箴言》和《伊斯兰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所产生广泛影响。后来马恩信老师还创办了“纳家营伊斯兰经学院”。
中国伊斯兰教育恢复之初涌现出的几位领路人，除了他们自身深厚的经堂教育功底之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影响，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从黄万钧阿訇、白哈阿訇、马恩信老师的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是伊斯兰教育成功的关键，而这种精神是通过学生自身的感受继承下来的，不是任何一位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育能够传授的。
白哈阿訇的务实性，从现象上来讲，给现代伊斯兰教育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黄万钧阿訇和白哈阿訇所进行的教育，从需要方面来讲，是一种应急教育，中国伊斯兰教育荒芜一片，急需人去垦荒，来不及精雕细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改良教育的水准还没有达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式教育的水准，毕竟是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的从头再来。
近十几年，阿语学校迅猛发展，大小不一，大约在三十所以上，课程和硬体设施不断地更新，教师队伍不断地扩大，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流出，却很难培养出像黄万钧和白哈阿訇早期培养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那种品质的人才，许多人在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就像我们不能理智地对待传统经堂教育一样，现在许多人也没有清醒地对待现在的阿语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商业社会的要求。尽管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它的穆斯林群众参与性，就决定了它的宗教性质，而不是商业性质，改变目前这种性质，也许会有所成功，但从长远的文化角度来看，未必就是方向，文化教育的投入不像商业投入那样，有投入就有产出，很快捷，也很现实，也最能吸引人，文化的投入者只是一些智者和向往遥远回报的那些人，所以急功近利的民族是很难培养出“大家”来的，中国穆斯林没产生过“经注家”、“圣训学家”和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教法学家”。
时代变了，人们的心态在变，社会的要求在变，要知道，80年代求学的大部分学生是被培养的，而现在的许多学生是被教育的，前者求学的目的是振兴，现在大多只是为了谋生。那时看到问题，大家就去干，现在是见到问题，只会站着说。现在阿语学校虽然在数量上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出了许多倍，师资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源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不容怀疑的一个事实是，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下降，不单是说教师的知识水准，更重要的是对伊斯兰发展命运的关切精神，拿生命去办教育和拿工资去教书结果是不一样的，把伊斯兰教育当做事业去干和当做职业去搞，产生的效果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源虽然很多，但是大多都没有感受到时代强加给伊斯兰的压力，他们觉得教门兴亡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不知道一个民族失去信仰的生活是何等地痛苦。
在一个单纯追求金钱的社会里，信仰和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在湍流的沙滩旁，建筑一座稳定的伊斯兰教育大厦是多么的不易。大部分阿语学校毕业生和从国外“洋插队”回来的学生，在广州和义乌的商业大潮中的表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也彻底暴露了现在阿语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的另一现实是，我们的大部分学生，仅靠4年书本教育是很难培养起他为宗教献身精神的。就此，许多仁人志士发表了许多措词激烈的评论，提出许多新的想法，是的，我们可以有超越现实的想法，但不允许有超越现实的做法。中国穆斯林秉承的是二元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表，是应用文化，伊斯兰文化是里，是核心文化。可是我们所承载的文化却被轻视，被边缘化，由此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者，产生一种被边缘化的心态，其中有执着的、精神独立的战士，也有许多试图摆脱这种被冷遇处境的人。
在一个文化思想交流被视为异端的社会氛围中，我们需要的是尊严的交流，尊重的交流。我们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是自我表述，需要主动融入教育的主流媒体，弘扬伊斯兰文化和教育理念。目前，我们的伊斯兰教育只能摸索着前进，而不能向商业利益挂靠。
站在教育第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们不是没有宏伟的计划和远大的抱负，可现实中的4年制教育，加上一群准初中水准的学生，使一切美好的计划都停留在了希望之中，不可能创造奇迹。人事关系的复杂，教学活动不稳定性，使一切抱负变成长叹，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改变目前的状况虽然很难，却并不是没有可以尝试的途径，不管怎么说，目前我们已拥有一批有一定管理经验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有从国外毕业回来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回国执教，为我们教育提供了师资保障，如果有一个宽松、和谐、包容的环境，倾注精力，在4年制基础之上，创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学校，在国内，培养一批一般学校所需要的师资，同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新的转折面前，谁敢为天下先呢？我们期盼着安拉的襄助……
阿悯！
【牧之：原名陈玉峰，师从黄万钧先生，是黄万钧阿訇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现任云南沙甸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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