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时候，我们弄堂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每天一大早就到街上跑步，平常也经常看到他在弄堂的空地上锻炼身体，如做操、跳绳、打羽毛球。 因为乐在其中，汗流浃背是常有的事，气喘吁吁跑回家去。 弄堂里有一个公共的水管，邻里的妇女们聚集在那里淘米、洗菜、刷碗、洗衣服，我去打水的时候常听她们议论那个男子，七嘴八舌各抒己见。 “好身体，不去劳动挣钱，天天跑白相（玩耍）。” “吃饱了，撑的，不帮老婆做家务。” “在家肯定是个懒惰坯子。” “在外喜欢显示自己。” “他大概有病，不是早泄，就是阳痿，所以要多锻炼。” 因为没有正常的沟通，有各种主观猜测也是正常现象，外人不知当事者是怎么想的。
从西元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在那漫长的一千三百年岁月里，欧美各国（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是保持着对立的两大阵营，民间交往几乎不存在，积累了不同文明的断裂与隔阂。 1798年，拿破仑率领400艘战船舰队攻破埃及亚历山大港口，法军向首都开罗挺进，直到占领全境，象征着欧洲人入侵的伊斯兰长城缺口。 以后的一百多年，记载了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列强战败和瓜分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造成了今日世界上的五十七个伊斯兰小国家。 欧洲人手持先进的武器，以战胜者的身份和地位进入封闭千年的穆斯林腹地，在他们看来那里居住的人们处处都是愚昧、落后、贫穷、质朴、顺从。 他们只想扮演超人的角色，英雄盖世，居高临下，对那里的居民有什么真实想法不感兴趣，不屑一顾。 我们从许多西方人拍摄的北非“沙漠之战”的电影中，可以看到欧洲军人和绅士们对那里居民的傲慢、不可一世的态度。
最近从美国的一个新闻网站上看到一条新闻，许多年前有一位人类学女学者丽拉·阿布鲁豪德到埃及农村去考察，计划写一篇论述当代穆斯林女性人权的学术论文。 她选中了一位元重点采访对象宰娜伯女士，两人一见如故，载娜伯对她的研究课题也敢兴趣，很愿意配合，她有许多话要说，为埃及的姐妹们鸣不平。 当丽拉解释说，她的论文意图是从埃及人宗教传统中寻找妇女受歧视的思想根源，她的想法使载娜伯感到吃惊。 她回答说：“不对，我们问题的根源不在宗教，而是因为政府。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个小事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 西方的记者进入穆斯林国土后，走街串巷，访问贫民窟、山区村庄或绿洲部落，在他们脑海里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父辈职业传统，带着西方人胜利者和上流文明的傲气来到落后地区猎奇海外奇谈。 在他们开口询问之前，早有了固定成见的腹稿，选择适应报导需要的资料和镜头，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的积习，也是国内媒体受众期盼新闻的心态。 强盛的物质实力蕴育了无限膨胀的种族优越感，盲目的骄傲自满妄自尊大束缚了西方媒体的视野，形成狭隘的大老爷思维模式。 超越这个惯性的思路，会遭到读者的拒绝，责怪他们“不正常”，因为一百多年来一直这样。 记者们用有色眼光得到的印象，再用笔墨重彩渲染，越抹越浓，越发远离事实真相，当地人与外界读者的隔阂更加拉大了距离。 今年夏季，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曾经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召集到北美许多国家的专家教授聚集一堂，讨论西方媒体对穆斯林妇女长期以来所制造的理解鸿沟，媒体描述的形象与客观事实相距甚远，现在该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时不我待。
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阿布鲁毫德博士，深受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灌输，但去埃及实地考察改变了她的观念。 她认为这过去的二十年，西方媒体对亚洲和非洲妇女地位的研究走进了条死胡同，一方面的原因是媒体技术提高，方便，快速，图文并茂，信息量剧增，错觉的资讯迅速传播，泛滥全球，覆水难收，例如他们最常报导的父母包办婚姻、青年女子割阴以及虐待妇女的其他封建陋习。 西方媒体对亚非地区落后面的宣扬，满足了许多人幸灾乐祸的欲望，创造了收视率和发行量，拔高了西方人的自傲和优越感。
在这个媒体文化的怪圈中，出现了一个国际女骗子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全世界都受到她的谎言欺骗。 她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一个穆斯林家庭，父亲是当地一名圆滑的政客，在政府更替的动乱中带领全家逃离，以难民的身份流亡沙乌地阿拉伯，又辗转到过艾瑟尔比亚和肯雅。 跟随家庭流浪的阿亚安学会了许多种外语，聪明能干，结婚成家，但她不满意传统的生活，不择手段追逐她的“西方梦”。 1992年以探亲的名义入境德国，又潜入到荷兰，因为探亲旅游签证到期，她提出政治避难，谎称现任丈夫是包办婚姻，挨打受气，生不如死。 作为政治难民，她在荷兰定居了下来，从事低收入的翻译服务，同时读大学，攻学位。 2001年美国动员世界“反恐”，机灵的阿亚安看到了千年难逢的良机，她开始宣布自己背叛伊斯兰，成为无神论者，加入工党，写文章，发表演说，揭露批判伊斯兰“万恶的旧社会”，歧视和压迫女性。 她一连写了两本迎合无知读者胃口的畅销书《叛教者》和《牢笼中的处女》，对伊斯兰文化和社会无耻造谣和百般辱骂，博得欧洲社会兴奋支持。 顿时间，她名利双收，既得财源滚滚，又成社会名流。 2003年她以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代表身份入选国会下院议员，她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住宅有军警日夜保护，出国演讲和开会都有秘密保安跟随。 骗子的好景不长，2006年狐狸尾巴逐渐露了出来，许多方面对她提出诉讼，揭发她编制的各种谎言，为了骗取政治避难权，资历证件造假，蒙骗荷兰政府，她攻击伊斯兰的许多言论毫无根据，胡编乱造哗众取宠。 她的罪行都受到荷兰法律制裁，然而她的出现如同一闪即逝的鬼影，却给西方媒体造成巨大信誉损失。 凡是采用过她资料的媒体，无不被穆斯林看作造谣无赖，加深了对西方媒体的敌意和不信任。
在北美的大学论坛上，学者们为受骗上当感到羞愧和气愤，阿亚安事件是对西方人的浮躁和虚荣一次严厉教训。 当今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宗教，均以和平与仁慈为本，想把一个社会的不良恶习归罪于一个宗教的根源，便是缘木求鱼，任何宗教都不存在这种因素。 学者的职责是与人为善， 努力研究和改善世界各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如人权、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儿女，尊重她们的种族与文化传统。 阿布鲁毫德博士说，从宗教与种族的偏见角度去证明民族的优劣，是社会研究的误区，不得要领，邪门歪道，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例如阿富汗和伊朗的妇女，她们身穿长袍，头戴严密的盖头，她们毫无西方人所想像的遭受宗教与政治迫害的感觉，而把传统的穿戴视为光荣，表现了她们的妇道规范，受到社会尊敬。 埃及和土耳其曾在西方国家强权下被迫实行世俗化，都有效仿西方社会“解放妇女”的法令，例如在公共场所禁止女子戴盖头，而在今天“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中，妇女们上街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盖头禁令，呼唤收回穆斯林女子戴上盖头的人权和自由。
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人权运动，各国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不在少数，如阿富汗的法乌兹娅·库菲、马来西亚的载娜赫·安瓦尔、印尼的法尔哈·齐切克，他们的着眼点是社会公道。 他们根据全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义精神质疑政府法规和家庭制度，要求全社会遵循伊斯兰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待妇女和弱势群体。 宗教原则与社会传统习俗是两回事，把所有社会问题归罪于伊斯兰，是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社会的偏见、仇视和恐惧，其中有政治企图。
西方人以胜利者自居的骄傲心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譬如西方的姑娘们认为她们身穿比基尼、男女性开放、酗酒吸大麻，是个人自由的符号，把不接受西方人生活方式的人一律视为愚昧落后，麻木不仁。 美国政府以自由与解放的名义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军事入侵和占领，假如美国姑娘们要求她们的政府强迫那里的妇女们都脱掉长袍换上比基尼，把她们从家庭观念中“解放”出来享受婚外恋和一夜情，阿富汗的山民妇女未必能领受到美国式的幸福和快乐，只可能是屈辱、虐待和折磨。 西方文明随着欧美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传播到全世界，但还不够资格成为征服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因为他们的自由化暴露了太多人类的缺陷和劣根性，应当检讨，反省，悔过。 因此，世界上每个民族在接受西方化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祖先留下的珍贵精神财富，要有自尊和自我，才能使这个世界更精彩。 丽拉女士从埃及农村考察回来，发生了思想转变，她的论文有了新目标。 她在多次北美学术研讨会上呼吁学者们不要继续迷误下去，因为在她的埃及农村考察中发现了许多人性的美德：大家庭中充满优美的慈祥和仁爱，忠诚与责任构造了牢固的婚姻与亲情，宗教是滋养社会高尚文明的沃土。
（本文参考”Debunking the ‘oppressed’ Muslim woman myth” from http://www.vancouverobserver.com/taxonomy/term/29053/debunking-oppressed-muslim-woman-myth，阿立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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