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所不知道的以色列

(译者按:以色列攻打加沙,不觉已一个月。在整个斋月里,加沙居民冒着敌人的炮火生活、守斋,至今,已有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杀,受伤和失去家人和家园的人数无法估计。尽管如此,除了各方救援人员到当地处理死伤,担任人道救援工作,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以色列的敷衍和无力的谴责外,看不见有甚么实质和有力的行动阻止以色列继续攻打加沙。反观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武装份子击落的事件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何等的紧张、着力,锲而不舍地谴责涉事者和他们的幕后黑手,并提出多种制裁方法惩罚有关的国家。马航空难和加沙战火,同属有生命伤亡的悲剧。其实,凡涉及死伤的不义行为,不论数字上的多寡,都应受谴责、阻止和惩罚,但为何上述的两宗悲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处理方法迥然不同?细看些,啊!原来加沙战火涉及美国的宠儿以色列呀!怪不得两宗虽同是悲剧,且加沙战火所带来的人命损失,比马航空难多出数倍,但加沙的战火反被冷待,原因何在?在此不多谈,请看以下的文章,自有答案。)

同情以色列的美藉犹太人,在我国政府制定中东政策的所有部门里,占据了主要的席位。现实就是如此,是否有望扭转美国的政策?美国总统以至国会大多数议员都支持以色列-----而他们知道为了什么。同情以色列的美藉犹太人向他们的竞选运动大量献金。

要达至一个平衡的中东政策,答案可有赖于那些支持以色列但并不知情的人。这些人正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是充满善意、公正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和以色列-----以至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有亲密的关系,这心态多数源自同根感情,而有些情况是源自童年的教育。

我正是上述其中的一员。自少聆听有关以色列的神奇性、寓意性和宗教性的故事;那时以同一名称立国的现代版以色列还未出现在我们的地图上。星期日上主日学时,导师给我们展示圣地的地图,给我灌输上帝的好选民对抗被贬弃的坏敌人的故事。

在我二十多岁时,我开始游历生涯,以写作维生。在相当后的时期,我才接触到中东的议题。我对该地域的知识非常贫乏,所知的不过是儿时在主日学所学到的。

正如很多典型的美国基督徒,我不知怎么地认为,在一九四八年所立的、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家园的现代以色列国,就是我儿时所认识的富神奇和灵性的同一个以色列国。一九七九年,我首次往耶路撒冷,计划写作三大独神信仰的宗教,但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一位在旧城区的巴勒斯坦人,边抽水烟,边轻蔑地对我说:“我们早午晚三餐都是以政治餸饭!”

后来我知道,政治是关乎土地;两方的人争同一块地:一方是在该地生活了二千年的巴勒斯坦原居民,另方是在二战后大量涌到该地的犹太人。在与以色列犹太人,及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一同生活的期间,我看到、听到、嗅到和经历到以色列人用以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警察治国式手段。

Journey to Jerusalem (暂译《耶路撒冷之旅》)一书是我的研究著作。此旅途不单启发我有关以色列的认知,也使我对我祖国有更深切,也更感难过的了解。我说我难过,因为我开始看见,在中东的政治上,我们国民不是决策者;支持以色列的人才是决策者。而与众多的美国人一样,我往往以为美国媒体都是〝自由″无私地报导新闻。

“这不该刋登,这是反以色列的!”

一九七零年代后期,我首次往耶路撒冷,当时我不知道报刋主编原来有权并会根据〝新闻″中涉事的人,其所作的事,及作事的对象,去把新闻分别处理。初到巴勒斯坦,我访问过很多巴勒斯坦年青人,约四份一人有他们被残虐的故事。

以色列警察晚上到来,把他们拉落床,以布蒙他们的头。在狱中,以色列警察把他们单独囚禁,以强而不断的噪音刺激他们,把他们倒吊,及性残虐他们的生殖器官。我从没有在美国的媒体得知这些故事。这不是新闻吗?明显地,那时我还以为美国的主编对所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往首府华盛顿途中,我亲手交一封信给Frank Mankiewicz法兰克孟基域,他是当时WATA (一家在美国阿灵顿县维吉尼亚州的非商业性公共广播电台) 的主管;我在信中说可给他提供被残酷迫害巴人的访问录音。他没有回覆我;经过数次的电话联络,最后接通到一位公关小姐Ms Cohen高娴。她说我的信被遗失了。我再写信;其间我开始顿悟我的无知:若被锁被虐的是犹太人,那才是新闻,而被虐待的阿拉伯人的访问纪录,到了WATA,就〝遗失了″。

《耶路撒冷之旅》的出版过程也给我一个学习经验。Bill Griffin比尔吉菲,一位前罗马天主教神父,代表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麦美伦出版社,与我签订出书合约。他保证,除他以外,无人可修订我的书。写书期间,我数次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经常与比尔会面,给他看样板章节。“好极了!”他赞赏我的研究。在预定出书的当日,我来到麦美伦,在接待处看见比尔正在他的房间清理桌子。他的秘书Margie玛姬迎来,眼带泪光,低声说她在洗手间见我。在洗手间,她倾诉说,比尔被开除了,指被开除的原因,是他为一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书签下合约,并说,比尔没空见我。

后来,我见另一位麦美伦的人员William Curry威廉居理。他对我说:“我被告知,须把你的稿子送交以色列大使馆审查错漏。他们有不满;他们问我:‘你不是要出版这本书吗?’”我问:“里面有错么?”答案是:“不是什么错,不过,就是不能出这本书,它反以色列。”

经过重重障碍,在一九八零年,我的书面世了。之后,我被邀请在多间教堂演讲。基督徒一般的反应,是不大相信书中所说。不竟,在此之前,鲜有报导有关以色列人充公巴人的土地、拆毁他们的房屋,及肆意拘禁和虐打巴人平民的新闻。

老问题

谈到这些不公义,我必听到同一问:“为什么我没听过这些事?”又或:“但我从没在报章看过这些新闻!”我向这些教堂听众分享我的学习经验说,我见过大群美国记者报导一个相当细小国家的新闻,而从未见过同样多的记者出现在世界其他的首都:北京、莫斯科、伦敦、东京,及巴黎。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在一九八零年只有人口四百万的国家,可吸引大批记者的关注,其数目之多,超越在中国-----一个有亿计人口的国家-----采访的记者?

我也把上述的疑问与在各大刋物的发现连系起来。我发现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和The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等大多数我国的印刷媒体,都是由支持以色列的人拥有和/或操控。由此推论,得知他们派遣众多记者,并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报导以色列新闻的原因。

我的学习经验也包括我开始意识到,如批评这个犹太国家,我很容易失去一个犹太朋友。我可以批评法国、英国、俄罗斯,甚或美国,和美式生活的任何方面,而不会受罚;但可不是这个犹太国。《耶路撒冷之旅》一书出版后,我失去比以前失去更多的犹太朋友;我感难过,但最难过的,是下述的故事。

在一九六零年代和七零年代去中东之前,我写过关于黑人悲惨故事的书Soul Sister (暂译《灵魂姊妹》) 、关于美洲印弟安人悲惨故事的书Bessie Yellow Hair (暂译《黄发比茜》) ,及有关从墨西哥越境的无证劳工问题的书The Illegals (暂译《违法者》) 。这些书都得到《纽约时报》〝母亲″Mrs Arthur Hays Sulzberger修氏伯格太太的垂青。

她的父亲是时报的创刋人,然后其夫管理报业,而在与她相识的岁月里,她的儿子是时报的出版人。她常邀请我在她的第五街Fifth Avenue大宅午膳和晚膳,而在多个场合中,我还在她的Greenwich Conn 家里作周末客人。

 她思想开放,赞赏我为弱势社群出力,甚至她在一封信里说:“你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最出色的女性。”我意想不到,在我被捧到至高境界之时,竟突然被摔下来,因为此时,从她的角度看,我报导了一个〝错误″的弱势社群。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周末里,我在她的家作客,当时她正阅读我写的《耶路撒冷之旅》。当我离开时,她把书交还给我,神情哀伤说:“亲爱的,难道你忘了〝大屠杀″Holocaust吗?”她认为,数十年前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已受够了,人们不应对犹太国有所批评。她可以集中视线看犹太人被屠杀,而否定当今巴勒斯坦人被屠杀!

我意识到,很悲伤地,我们的友谊完蛋了。修氏伯格太太不仅邀请我到她的家里作客,给我介绍她的显赫朋友,还提议时报征用我的投稿。我写评论文章,题材广泛,包括美国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无证劳工等。正因为修氏伯格太太和时报里的犹太人员高度赞扬我对受压迫社群所作的努力,两极化的景象就突显出来:多数〝开明″的美籍犹太人都支持贫苦大众和受压迫的社群,但就是排斥一个族群-----巴勒斯坦人。

这些〝开明″的犹太政策制定者何等轻易的贬低巴勒斯坦人,视他们如无物,甚或界定他们为〝恐怖分子″。

有趣得很,修氏伯格太太曾提及很多关于他父亲的事。她说父亲不是一位锡安主义份子;他不赞同创立犹太国。

可是,美籍犹太人已堕入锡安主义的圈套,这个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岁月演变成为宗教的模样。当各大宗教-----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的宗教-----的道德经训都强调人类平等,激进的锡安主义者相反地认为屠杀非犹太人不重要。

至今,超过五十年以来,锡安主义份子屠杀巴勒斯坦人而从未受到惩罚。一九九六年以军炮轰在黎巴嫩加拿Qana的联合国基地,杀死超过一百个在基地躲避炮火的平民。一个以色列记者Arieh Shavit阿里亚沙维对这次屠杀的述说正好反映了事实:“我们确实绝对相信,今日,凭着白宫在我们的手、其参议员在我们的手,及纽约时报在我们的手,其他人的生命,不可能如我们人民的重要。”

今天的以色列,正如一位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Israel Shahak 以思拉伊莱沙克所说:“不是以正义道德作为宗教基石。他们不接受旧约,他们反而相信Talmud塔木德经 (犹太古代法典) 。对他们来说,塔木德犹太法典是〝圣经″,而塔木德经宣扬犹太人可杀非犹太人而免受罚。”

与塔木德教义相反,耶稣基督教人愈伤,宽慰受欺压的人。

的确,对于美国的基督徒,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我们早已给以色列塑造了〝圣像″,我们很轻易地原谅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甚至是肆意的杀戮,把他们所做的视作神的意旨。

然而,不只我一人认为,美国的教会可扮演终极的一股主要力量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因为:我们既与耶稣出生地有历史渊源,也基于道德因素,忧虑我们纳税人的金钱有否用来资助以色列违反人权的行动。

尽管以色列和它的忠实美国犹太支持者知道,他们掌控美国总统和大部分国会,但他们对美国的草根阶层-----心意善良、重视公义的基督徒,存有戒心。直至现在,大部分基督徒仍不知有关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国内被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思想灌输,而当出游基督的圣地时,他们多数的行程都是由以色列安排和赞助。就是这样,基督徒鲜有机会认识巴勒斯坦人,或了解以巴冲突的因由。

不过,上述情况正在改变;这改变使以色列人感到不安。例如,早前有基督徒往伯利恒参加一个基督徒会议,诉说在台拉维夫机场受到以色列保安的骚扰。一位与会代表说:“他们问:‘你们为什么用巴勒斯坦旅行社?为什么不用以色列的?’”由于询问涉事广泛和充满敌意,会议的领队要给各代表特别的指示,教他们如何应对骚扰。有与会代表说:“明显得很,以色列的政策是要阻吓我们前往圣地,除非得到他们的赞助。他们不想基督徒知道我们从来所不知道有关以色列的事。”

基丽丝荷茜 (1923-2000)生前是一位居住美国华盛顿的作家。她的作品包括Journey to Jerusalem (暂译《耶路撒冷之旅》) 和Prophecy and Politics (暂译《预言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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