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剑峰 
在西方人眼里，阿拉伯人是妻妾成群的游牧民族和腰缠万贯的石油大亨，是喜怒无常、好战成性的群体，伊斯兰教就是圣战、仇恨、狂热和暴力，以及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只要接触西方人的文字性作品，无论小说、诗歌、剧本或者是人物传记；也无论是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随处可见关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此类描写和表述，在传教士的布道，政客的演讲辞令以及社会活动者的游说中更是充满夸张的描述和别有用心的歪曲。其风格完全是沿着西方种族优越而他人特别是东方阿拉伯游牧民族拙劣、落后的逻辑思维展开的。
爱德华·赛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中关于这种歧视性的表达及其主要的思路和操作技术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对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进行妖魔化描述不仅是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历史性解读和敌视性的想像的充分表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将东方阿拉伯世界定格为撒克逊民族及其基督教西方世界的高贵形象与文明范式的反面例证和衬托。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英国文化批评家，著名的《未来》杂志的编辑齐亚乌丁·萨达尔先生的评述与爱德华·赛义德可谓遥相呼应。他指出，历史上，西方人把东方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物形象，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背景利用娴熟的模塑程式和表达技术进行特写和塑造，其目的在于让东方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大众的形象按西方人的想像予以展现。一位西方作家关于对东方形象的表述所作的概述可谓简洁而生动，他写道：只要一提到东方人，每个西方人几乎都会用相同的思路与想像进行表述：“东方人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特别容易受骗，而且缺乏热情和动力，逻辑思维和理性认识与他们天生无缘，他们大都沦为阿谀奉承，阴险狡诈的奴隶，对动物极其残忍，东方的阿拉伯人无法在马路上或人行道上散步，东方的阿拉伯人有说谎、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与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理智和高贵形成对比。”
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表述再次说明，在他们看来东方总是“他者”，西方文明永远处于优势。而西方公众对这种话语行为，及其操作手段的历史性默契与共识，理所当然地说明了以话语霸权凌辱他者的合法性，而这无形中表明并声援了西方统治“他者”的合理性。实际上，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帝国的政治理性化的核心意图。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强，网路资讯和谘询技术以无处不在的强劲势头迅速传播，资讯的覆盖与共用使不同时空的人们置身于一种共时的交流平台上进行互动和碰撞，全球已被压缩成一个零距离时空的大众化广场。正如史学家马歇尔·费什维克在读到现代资讯传媒时，不无惶恐地宣称：“资讯的共时性诚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全球历史性隔阂，但其暂态性转换和变化都使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处于激烈的动荡中。”然而，这位史学家不能不想到，这一系列源源不断的肥皂泡沫式的碎片知识和资讯不期然地变成了文明大众的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像广告，连续剧，文艺节目，喜剧等充斥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间。于是，很自然地，诸如滑稽的小丑，无赖，面目狰狞的恐怖分子，愤怒的宗教狂热者，在西方的资讯空间常常都成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终身形象。这种人为的模式化图景建构，不仅误导了大众的判断，而且蒙蔽了人们凝视真相的正常视觉。马歇尔·费什维克恐怕根本没有想到，那由媒体承载的各种符号系统并不是他所谓的临时的，短暂的，被剥离了意义的碎片和泡沫。实际上，这一切流行的主导性媒体，本身由西方建立并实际操纵，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西方能预期的政治意义。所以，从一开始，媒体作为西方政治企图的工具，服务于推行其话语霸权的战略意图。虽然，流行于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的文字和图像不如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语境那样系统而显得零碎和散乱，但是，由于这些东西远离政治的紧张色彩而更加贴近平民的感官诉求，因而具有很强的参透性和普及性。因此，作为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微观叙事方式，它具有宏大叙事方式无法取代的特点和优势，加之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后现代语境中的共时性，零碎性和多样性特征，以致成为滋养公众感官不可或缺的文化速食，而加速度飙升的点击率和覆盖率显示了西方媒体战略的胜利。当然，从现代西方整合一切可能的途径与手段对东方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进行塑造，并向大众进行空前的“文化帝国主义”式的传播这一新一轮的文化东侵思路来看，具有长远谋划的西方决策者与他们的精明的谋士们绝不会放过一个更直接、更奏效的战略途径。他们把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系统当作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一种秩序对另一种秩序进行颠覆的有效武器。这就说明为什么西方对伊斯兰教世界予以特别敌视和关注的原因。诸如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这些陈旧的概念反复被使用，反复更新，被付诸于为西方意识形态充当喉舌的报纸，杂志，新闻及学术著作中。尽管这些意念所标示的是陈旧的观念，但其经过精心操作后足以能将历史上西方关于穆斯林形象的歪曲认识融入当代语境中。
西方世界把利用媒体手段蓄意描画和重塑穆斯林形象，使之妖魔化的表述行为当作11世纪的西方基督徒把东方的穆斯林当做撒旦而发起的圣战。这种在西方世界世代相传并内化为内心深处无法消失的历史性敌意和仇恨来自以下几种原因。
1、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和高傲的欧罗马民族竟然被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所击败，其引以为荣的帝国尊严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挫伤和打击，由此，埋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
2、伊斯兰教的传播对基督教的神学教义的传播形成了严重的挑战，这一来自外部的危机潜移默化为世代相承的恐惧与敌视，因此，报复和无知相结合，形成了西方人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大众形象的荒诞离奇的想像。
3、西元七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蓬勃发展与繁盛危机到了西方的殖民扩张政策和积极掠夺计划，以致伊斯兰教成为西方世界的永久性威胁和历史性隐患。由于从军事上不能征服东方或伊斯兰教世界，只好用文化侵略来弥补战略上的失败与挫折。显然，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图景及穆斯林大众形象的歧视性想像这一文化现象及其根源的合理性诠释需要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
早在四世纪上半叶，即西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的尼西亚公会，无疑开辟了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异端而被重复压迫的历史已经结束，同时，作为罗马官方政治与军事的附庸而得到认同与肯定的历史已经开始。从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这一时期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基本成分的融会已达到顶点的时期，也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历史性开端。自从西方基督教世界完成了从宗教与世俗政治的冲突到彼此之间的和解与合作，最后进入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历史进程以后，就开始了对东方世界的政治谋划。据史学家记载，早在西元313年，罗马拜占庭以基督教为国教后，借传播基督教之名，扩展自己的势力，拜占庭派遣大量传教团分赴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地，而且不惜花费钜资，从本土运去珍贵的木料和优秀的建筑师及能工巧匠在各地修建教堂。传教工作与军事侵略相配合，试图控制阿拉伯半岛。
然而，面对基督教国家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单纯，质朴的阿拉比亚人几乎没有给予主动的有规模的回应，这是由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社会环境及松散的社会组织决定的，因为，此时的阿拉比亚，依然是贫瘠而荒凉的不毛之地，半岛上的居民依然过着游荡于茫茫沙漠中的牧民生活，像历史上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一样，悠久的文明及其古老的城市，美丽壮观的寺宇，往来与宫廷之中的官僚与贵族，道貌岸然的祭司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精致的文化遗产等，这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按当时文明社会的标准衡量，阿拉比亚那时的社会是无组织，无政府的社会，其文化状态即使不是赤贫的，也是极端落后的，因此，可以说，其主要的文化遗产除了诗歌，别无其他，至于阿拉比亚的社会发展史，除了各部落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杀戮，掠夺和复仇，以及世代延续的商业活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彪炳史册的历史壮举值得记载，阿拉比亚人天生豪爽而单纯的秉性使他们乐观地过着与世无争的游牧生活。虽然，他们与周边邻国有贸易上的往来，但从未对外部世界产生过影响，倒是他们受到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影响。
阿拉比亚这种地理上的不设防，心理上的无戒备可以说客观上为罗马帝国有史以来能够随时长驱直入半岛腹地和周围地区赋予了历史性的条件和机遇。
早在西元前24年，凯撒大帝在位的时候，罗马帝国从埃及派遣过一支远征队，企图控制南方阿拉比亚的香料运输和其他贸易货物的流通，并通过那里把哈达拉毛和佐法尔的出产以及印度的货物运送到罗马帝国的行省和埃及，从而增加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西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时，由于罗马帝国的不断侵略和扩展，诱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尼罗河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全部被划入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到了查士丁尼执政时期，罗马政府竭力鼓动其盟国阿比西尼亚进攻叶门，试图从海上夺取红海出口通道，从陆上夺取作为商业大动脉的“汗志通道”。
西元525-570年，罗马拜占庭帝国辅佐阿比西尼亚正式占领叶门。
西元570年，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驻叶门总督艾布拉汉亲自率领军对阿拉伯半岛的经济，文化的中心麦加发动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西元6-7世纪，希拉克略执政时期，罗马拜占庭人在红海占领着好几个主要港口，这些港口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罗马政府派员再次进行管理。
从以上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罗马帝国对阿拉比亚的军事行动和经济掠夺是非常频繁的，同时，借助这种优势，传教活动不遗余力，先是一性派的基督教，在很早的时候，就从阿拉比亚的北方，特别是从叙利亚开始传入，然后是君士坦丁于西元356年派遣的传教团进入南部的阿拉比亚。在西元500年前后，一神教会从叙利亚传入纳吉兰，还有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亚尼亚人一心想让当地人信奉基督教，以便和阿拉比亚的宗教中心麦加抗衡。基督教的神学与教义，似乎随着罗马拜占庭与其盟国阿比西尼亚在政治上的遥相呼应和军事上的频频得胜而迅速传播与辐射，也许从此便形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以军事与宗教联姻的形式来征服并统治东方世界的战略思路。其实，这完全符合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推行扩张与殖民的历史进程中一贯的逻辑思维的。
自从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建立新都以来，他就决定用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来凝聚罗马人的精神，并通过政教并举的策略征服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东方世界，而基督教会也正好借帝国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其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言者的崇高理想和让基督教拯救人类，统治世界的远大目标，政教双方的彼此双赢的利益的互惠中达成了历史性默契和共识，并形成了独特的关系模式和自我中心情结。
当然，拜占庭帝国的政教攻略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环伺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波斯帝国也对辽阔而无人设防的阿拉比亚垂涎已久。艾哈默德·艾敏博士在阐述阿拉比亚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时说：“阿拉伯人和邻国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商业，二波斯边境和东罗马境建立阿拉伯城镇，三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传教团随时深入阿拉伯内地宣传宗教。”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波斯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在阿拉比亚具有同样的战略目的，而且还具有同样的殖民和霸权的意向，因此为了各自的战略企图，两个帝国把这里当做逐鹿的战场。正如英国作家迈克尔·库克说：“……随着主要的外国强权罗马与波斯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会加强控制阿拉比亚任何一个值得占据的要地。尤其是新兴的波斯在撒珊王朝时期势力很大，在这以后的三个世纪中一直是罗马帝国在阿拉比亚的劲敌。
然而，尽管波斯帝国在军事上作为一支对抗性劲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罗马帝国的东扩进程，但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它显然无法与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以及罗马先进的政治观念和法制文化相抗衡。虽然，它有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义作为其文化思想的底蕴，并在阿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拥有信徒或教众，但在阿拉比亚的东北部以外，其文化神学的冲击与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与此同时，基督教的神学教义与罗马帝国的文化思想不仅普及于叙利亚，埃及，的黎波里，巴勒斯坦等地，甚至在波斯帝国的一些地区也有渗透的现象。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的覆盖性传播当作是政治战略上的组成部分，而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则乐观地认定，阿拉比亚一定程度的基督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历史的趋势只是一种常规性的预想和总结，而蕴含于其中的前定性变数则易于超越常规状态不可预测，西方基督教世界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伊斯兰教的诞生彻底破灭了其在阿拉比亚的霸权以及历史展示，他们见证了这一新生的宗教如何在短短的时间中完成了由阿拉伯半岛向外辐射，继而向罗马帝国曾经统治的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先知归真后的一百多年中，他的继承者们先后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北非马格里布亚地区，西西里岛及地中海沿途的广大地区和国家，缔造和建立了一个比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还要广阔的帝国。
伊斯兰教的历史性切入直接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秩序，打破了以西方罗马帝国与东方波斯帝国双峰对峙的两极化格局，改写了连接欧、亚、非大陆及海域这一巨大的地理版图上的历史进程。不难想像，那个数千年来曾经沉浸于复仇、劫掠，势如散沙般的贝都因人群放弃了他们自认为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而将自己心悦诚服地置于穆斯林统帅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信仰共同体，从两个霸权帝国的夹缝中崛起，最终取得历史性胜利。
在人类历史上，这不啻为惊世骇俗的奇迹。东西方的历史学家们都用各自的角度和立场研究这一奇迹背后真正的原因。两位西方非穆斯林历史学家B.G.韦斯和A.H.格林在他俩合着的《阿拉伯历史概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讲述：“甚至世俗的史学家也一定会把伊斯兰教当做阿拉伯政府行动的决定性因素。那些贝都因部落，数千年来就不断的相互征战，并以其对独立的自豪著称于世，他们竟然将自己置于穆斯林统帅的命令之下，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教，那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沙漠中贝都因人崛起的终极原因，这不光是史学家的共识，也是西方基督教知识界的共识。
因此，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常识的挑战，更主要的是对基督教生存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军事征服，而且来自伊斯兰团体的团结奋斗精神，还有包括信仰，政治，经济，法律，生活方式及社会建构等一体化的博大的文化体系以及“代主理世”引导世人为己任的普遍性使命。而基督教有史以来就宣称其承担着拯救人类，并作为世界人类的榜样的神圣使命，因此，当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以高人一等的立场代替天上的父施行救赎恩惠，并且因为未能完全取代犹太教的教义和观点而陷入困顿的时候，穆斯林关于基督教的类似性要求都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对基督教作为上帝的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和得救的唯一方法这种独特性和神授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从此，在基督徒眼里，伊斯兰教也不过是由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子或被误导的先知宣扬的异端邪说，是对基督徒的权利和使命的直接挑战。
综上所述，自西元7世纪以来，类似这样的恶意渲染成为表述东方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范式，由于从其优越性，中心论到拯救计划的一路受挫，沮丧、屈辱和仇视最终内化为西方民族的集体意识，加之那些博学的东方学家的技术性操作，使这种复杂的情绪和心志具体化为中世纪的军事行动。当一切企图和措施由于无法征服他人的信仰而遭受挫败时，疯狂的污蔑和病态的涂抹便成为殖民文学的唯一范式，它可以激发人的想像而又混淆其视听，从而使人们按西方人自己规定的思路和视觉去凝视那个“异质”的，处在人类边缘的东方伊斯兰世界。
（作者简介：甘肃省广河外语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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