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内的矛盾与冲突

　　在研讨会的下半部，多位讲者都取材于视角广阔的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神学及历史学观点，集中讨论在伊斯兰世界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根据城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黄丽嫣博士说，这些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的反殖民地运动。在黄博士的讲题“神圣与俗世的国度：东亚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秩序下的性别问题及日常生活”里，她特别提出1874年Pangkor条约的重要性。英国藉着这条约迫使当时马来西亚半岛霹雳州的苏丹皇权放弃手上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只保留宗教及海关事务的自主权。这份条约揭开了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地区大力拓张殖民地的序幕。

　　当时的殖民地列强—特别是英国—都采用了在欧洲国家中相当流行的一个管治模式，其中一项特点就是给予俗世政府（secular）管治国家的权力。黄博士说：“结果是，被褫夺权力的人蕴酿反殖民地情绪，继而演变成更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这个运动有不同名称：政治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等。”

　　黄博士说，伊斯兰运动内部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反：一是不想参加伊斯兰教义争议的俗世教徒；二是希望将伊斯兰教现代化的穆斯林改革派，他们对教义采取严肃但带批判性态度；三是希望重返以《古兰经》为法律根基和以伊斯兰为理想的穆斯林复兴派。据说，埃及伊斯兰原教旨学者Sayyid Qutb（1906-1966年）等人，对属于第三类人士如拉登等有莫大的启发，他们多认为西方的殖民地政策迫使穆斯林社会走上非伊斯兰化的道路，他们要求废除俗世政府，在地上建立“真主的王国。”这类只占全球穆斯林少数的人士，组织严密，并常以高调和高姿态反对西方，追求建立伊斯兰理想国。

世俗和神权政治

　　Norani Othman博士的“马来西亚的中间路线：世俗主义与神权政体的紧张关系”讲话也提及Pangkor条约，她认为这是了解马来西亚国家宪制与伊斯兰教有关问题的起点。Othman博士是马来西亚国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她讲话的主题，以首相马哈迪博士于2001年7月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开始，这个宣告引来马来西亚不少国民的不安，令他们对政治及人权的影响产生疑虑。

　　Othman博士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并不是“完全的伊斯兰国家，也不是完全的世俗国家。”过往人们称它为“混合型”国家，一方面它容许法律的多元性，另方面又实施在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的平衡共存法律制度，即普通法和伊斯兰法律。

　　后来，有批评者认为马哈迪博士的声明是违宪的。在世俗的国度里没有指定的宗教，但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口肯定是穆斯林。纵使马来亚于80年代初开始已走向伊斯兰化，但马来西亚的宪法并没有因此修定为伊斯兰国家，或宣布将伊斯兰的律法—即按《古兰经》的规定把穆斯林宗教立法—置于宪法之上。首相的言论，令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人口忧心戚戚，也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矛盾，因为他的言论违反了马来西亚国家双重宪制的特点。

　　据Othman博士说，马来西亚要在世俗与神权政体之间采取平衡的中间路线，困难重重，容易受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政治干扰。她总结说，该国需要透过民主化的进程保证宗教自由，作为继续坚持“中间路线”的保障措施。

包容与文化协商

　　穆斯林在非伊斯兰教国家所得到的待遇是研讨会上不时提出的论题，也是Saroja Dorairajoo博士及Abhoud SyedLingga教授发表有关今天泰国和菲律宾境内穆斯林地位及待遇论文的焦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Dorairajoo博士认为，在泰国的穆斯林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与近期的报导恰巧相反。以往，有一种说法，指泰国人对待操马来语的穆斯林并不友善，泰国70%操马来语的穆斯林居住在最南部的北大年（Pattani）、也拉（Yala）和宋卡(Narathiwat）等省份。某些评论指出这批穆斯林少数民族与马来西亚保持紧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并喜欢使用暴力，不容易与别人交往。当事人则指泰国政府的政策往往带有种族歧视成份，对他们的文化及语言传统造成打击。

　　但Dorairajoo博士说，操马来语的穆斯林已采取措施，让伊斯兰教能在泰国继续生存，并且证明伊斯兰教本身并不僵化，是一套能在多元化环境中生存、和能够在非穆斯林文化环境中顽强地适应下去的信仰。

　　操马来亚话的穆斯林已在食物、上学和民族身份方面作出若干让步，例如他们自称是拥有马来背境的泰国人，以避免引起民族冲突。另外，Dorairajoo博士说：“他们更以泰籍华人为榜样，华人一方面改用泰国姓名，顺应社会大环境而进行自身文化的调适，但另方面又尽量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

　　菲律宾摩洛民族研究中心执行总监Lingga教授在讨论有关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伊斯兰教少数民族时则提出警告，政府应尽快解决与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之间的恶劣关系。

　　现时，菲律宾的穆斯林无法享有应得的自由。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菲律宾政府要维护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商业和安全利益，不会容许任何穆斯林自治方案，结果是政府要对例如是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等分裂运动进行武力镇压，迫令他们向全球的穆斯林社会求助。Lingga教授说：“穆斯林应有厘定政治地位的权利，这才是民主的真缔。”

　　接着，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at Manoa)中国研究中心的Dru C Gladney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叶伟豪，则探讨穆斯林在非穆斯林国家的体验，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和香港。

　　Gladney教授指出，他相信中国的穆斯林在民族生存及保留伊斯兰特色两方面是东亚地区内最受威胁的少数民族，这反映了穆斯林群体在融合伊斯兰文化与身居国文化时所遇到的困难。他指出，穆斯林在中国默默地生活了几百年，但中国政府为了石油利益，压制新疆穆斯林民族的自治要求，造成民族矛盾。

　　而叶先生则是论述香港的穆斯林问题，他说穆斯林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所得到的待遇已起了变化，居港的穆斯林已被推到社会边沿。他说香港社会漠视穆斯林对医疗、教育和祈祷场所的诉求，而整个社会对穆斯林亦没有如1997年前那么宽松包容。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多元文化的视野，香港很难自称是国际城市。”

语言难题

　　语言是隔阂讨论东南亚及中国穆斯林社会内矛盾和冲突的一个主题。西方学者和传媒备受语言和翻译的局限，一般采用西方的观点去解构伊斯兰社会，无可避免会造成误解，这个观点是由Julia Day Howell博士在“印尼的苏菲主义”讲题内提出。Howell博士是澳洲Griffith大学国际商业及亚洲研究学院的高级讲师，她论述了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内在印尼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苏菲主义复兴的反常现象，该主义一直与昔日农业社会残留下来的反潮流文化息息相关。Howell博士相信，社会资源开放和成人教育普及，再加上印尼社会某些阶层希望追求更大的灵性和无欲价值观，是这股复兴流的土壤。　　 　　

　　而有关语言问题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Syed Farid Alatas博士提出，他说伊斯兰里并没有“苏菲主义”一词，这也正好解释了对这门伊斯兰学说的误解。他举例说，苏菲派祈祷有别于其他伊斯兰祈祷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他强调，不少学者沿袭西方的概念及工具去分析伊斯兰，但这些工具和概念往往比伊斯兰学者所采用的独特分析方法有较大的偏差，而研究范围也较狭窄。

跨越鸿沟

　　在总结伊斯兰运动的的公开发言里，多名讲者都集中讨论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城大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Daniel Bell博士建议西方社会应该自我反省，例如检讨本身的高离婚和犯罪率，以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等，看看有什么可以向伊斯兰学习。Bell博士又指出，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伊斯兰比中东的呈现更多元化及多样化的特征。他建议西方社会可从这样多元化的文化中学习待人原则、家庭观念及多个民族和平共存之道。黄丽嫣博士进一步探讨宗教内的多元性问题，她指出应区分宗教的伊斯兰及带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我们不应只把伊斯兰看成研究对象，而是一套分析工具。”

　　研讨会以Alatas博士的评语为总结。他说需要停止向伊斯兰要求改变，而解决意见分歧之道是在于令伊斯兰减少排他性。“过往几百年来伊斯兰并没有大改变，我们仍然采用世代相传的同一篇祷文、同一种语言祈祷。”

　　他建议纵使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有分歧，也要互相接受，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我们不能在神学观点上取得一致，但仍然能够在面对问题时采取互相宽容和忍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