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中东计划

按：

以下关于“大以色列”形成的文章是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利库德党以及以色列军方和情报机构内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派别的基石。内塔尼亚胡就是在否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平台上竞选连任的。

犹太复国主义之父希欧多尔·赫茨尔说：“犹太国的面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Fischmann拉比说：“应许之地的范围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包括部分叙利亚和黎巴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拉克战争、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及现在仍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埃及的政权更迭，都要联系“犹太复国主义的中东计划”来理解。该计划包括削弱、最终分裂阿拉伯邻邦——这是以色列扩张计划的一个步骤。

“大以色列”包括从尼罗河谷到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地区。

犹太复国主义的这项计划支持犹太定居点运动。更广泛地来说，涉及一项政策：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巴勒斯坦，最终以色列吞并西岸和加沙。

大以色列将创建一批附庸国，包括部分黎巴嫩、约旦、叙利亚、西奈，以及伊拉克、沙特的一部分。（见下图）

 

根据Mahdi Darius Nazemroaya2011年在Global Research发表的文章，Yinon计划是英国中东殖民计划的延续：

“[Yinon计划]是以色列的一项战略计划，以确保以色列的地区优势。计划规定，以色列必须通过将周边阿拉伯国家分裂成更小、更弱的国家来重塑其地缘政治环境。

“以色列的战略家们视伊拉克为他们在阿拉伯最大的战略挑战。所以，伊拉克被描述为分裂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根据Yinon计划的概念，以色列战略家们呼吁将伊拉克分裂成一个库尔德国和两个阿拉伯国——一个什叶、一个逊尼。Yinon计划讨论的第一步就是，要伊拉克、伊朗打仗。

“2008年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2006年的美军《武装部队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都刊登了根据Yinon计划勾勒的地图，流传甚广。除了分裂伊拉克（也是拜登计划的内容），Yinon计划还要求分裂黎巴嫩、埃及和叙利亚。分割伊朗、土耳其、索马里、巴基斯坦也都与这些观点有关。Yinon计划还要解体北非，从埃及开始，蔓延到苏丹、利比亚和北非其余国家。”

“大以色列”要打破现存的阿拉伯诸国，将其变为小国。

“这一计划在两个基本前提下运作。为了生存，以色列必须1）成为地区的帝国力量；2）解体现存的阿拉伯诸国，将整个地区分裂成小国。根据民族、教派来划分。犹太复国主义希望以教派建小国，作以色列的卫星国；还有其令人讽刺的道德合法性之源……这不是新构想，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战略思想的第一次呈现。事实上，分裂所有阿拉伯国家、将其变成更小的国家一直是反复出现的主题。”（Yinon计划，见下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领土扩张的一部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与美国、土耳其、沙特和北约勾结，直接支持讨伐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最终目的是要摧毁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民族国家。

Michel Chossudovsky，Global Research，2015年9月6日

 

犹太复国主义中东计划

编辑、翻译：Israel Shahak

  

希欧多尔·赫茨尔的以色列（1904）和Fischmann拉比的以色列（1947）

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希欧多尔·赫茨尔在日记第二卷第711页写道，犹太国的面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

1947年7月9日，巴勒斯坦犹太人代办处（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成员Fischmann拉比在联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上作证：“应许之地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一部分。” 

译自Oded Yinon着

“以色列1980年代战略”

1982年由麻塞诸塞州贝尔蒙特

阿拉伯裔美国大学毕业生协会出版

1号特别文件（ISBN 0-937694-56-8）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以色列1980年代战略

结语

关于译者

注释

 

出版说明

1

阿拉伯裔美国大学毕业生协会认为，出版这份特别档、这篇Oded Yinon发表在Kivunim（《方向》，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讯部杂志）上的文章，非常紧迫。Oded Yinon是位元以色列记者，曾与以色列外交部有关联。据我们所知，这篇文章是迄今犹太复国主义记录最明确、最详细的中东战略，精确表明了现在执政的贝京、沙龙、埃坦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整个中东“愿景”。因此，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价值，更是它所呈现的可怕未来。

2

这一计划在两个基本前提下运作。为了生存，以色列必须1）成为地区的帝国力量；2）解体现存的阿拉伯诸国，将整个地区分裂成小国，根据民族、教派来划分。犹太复国主义希望以教派建小国，作以色列的卫星国；还有其令人讽刺的道德合法性之源。

3

这不是新构想，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战略思想的第一次呈现。事实上，分裂所有阿拉伯国家、将其变成更小的国家一直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AAUG出版、Livia Rokach所著的《以色列神圣的恐怖主义》（Israel’s Sacred Terrorism，1980）中已有记录。该书根据以色列前总理摩西·夏里特的回忆录、Rokach的研究档，详细记叙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对黎巴嫩计划及五十年代中期的准备情况。

4

1978年以色列第一次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从最微小的细节上证实了这项计划。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再次更加野蛮地全面入侵黎巴嫩，旨在实现这一计划的部分目标，希望分裂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公开却称，希望有一个强大、独立的黎巴嫩中央政府，真是讽刺。准确地说，他们想要一个与他们签署和平条约，支援他们区域帝国计划的黎巴嫩中央政府。他们还欲使巴勒斯坦人民、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其他阿拉伯政府默许他们的计划。他们希望、计划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而是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屈服于其霸权。因此，Oded Yinon在文章“以色列1980年代战略”中谈到，通过“以色列周围极其激烈的状况”建立“自1967年以来首次影响深远的机会”。

5

犹太复国主义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巴勒斯坦的政策非常活跃，在冲突期间更加激烈——如在1947-1948年战争中、1967年战争中。本次出版附上了“以色列的新迁徙话语（Israel Talks of a New Exodus）”，以展示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如何把巴勒斯坦人民从故土赶出，展示除我们呈现的主要犹太复国主义档外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驱逐巴勒斯坦人计划。

6

犹太复国主义战略决策者们1982年2月发表在Kivunim上的“影响深远的机会”，就是他们试图向世人证实的“机会”，就是他们宣称要通过1982年6月的入侵制造的“机会”。同样清楚的是，巴勒斯坦人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唯一目标，而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活力、独立的民族，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本质。而每个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凝聚力的、具有清晰的民族主义方向的，迟早会成为以色列的真正目标。

7

与这份犹太复国主义战略档中详细、明确的阐述相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战略偏巧模糊而不连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拉伯战略家们内化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全部分支。相反，每展开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反应都是震惊、不可思议。以色列围困贝鲁特的时候，阿拉伯沉默——这已然就是他们的反应。悲哀的事实就是，只要不重视犹太复国主义中东战略，未来面对其他的阿拉伯首都被围，阿拉伯的反应还会是这样。

Khalil Nakhleh

1982年7月23日

 

前言

作者：Israel Shahak

1

我认为下面的文章是（沙龙和埃坦）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详细、准确的中东计划，基于将整个地区分裂为小国，解体现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我将在结语中评论这个计划的军事方面。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几个要点：

2

1.以色列使所有阿拉伯国家倒台，分裂成小国，这种观点一次次出现在以色列的战略思维中。比如《国土报》军事记者Ze’ev Schiff（可能是以色列对这个主题最博学的人了）写道，若要伊拉克“最大程度”符合以色列利益：就要将“伊拉克分裂为一个什叶派国家、一个逊尼派国家和一个库尔德国。”（《国土报》，1962年6月2日）。事实上，这个方面的计划很有历史。

3

2.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联系紧密，这一点特别突出，尤其是在作者的注释中。但是，虽然嘴上说是为了“保卫西方”免受苏维埃政权侵扰，作者的真正目的、以色列当前政权的真正目的是明确的：使以色列帝国成为世界强国。换言之，沙龙的目的是，在骗了所有人之后再去骗美国人。

4

3.显然，无论是在注释中还是行文当中，很多相关的资料都是含糊的，或被省略，比如美国对以色列的金融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纯粹是狂想。但是，不该视这个计划是没有影响的，或者以为它不能在短期内实现。该计划忠实遵循德国1890-1933年的地缘政治观念——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当年全盘吞下的地缘政治观念，并以此确定了他们的东欧目标。这些目标在1939-1941年得到实施，特别是分裂当时存在国家——全球只有一个联盟挡了他们一段时间。

5

最后附了作者的注释。为避免混淆，我没有加我的注释，而是把重点部分放在前言和结语中。以上我已经强调了文章的一些部分。

Israel Shahak

1982年6月13日

 

以色列1980年代战略

作者：Oded Yinon

 

本文最早以希伯来文发表在KIVUNIM（《方向》）上，这是一本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期号，1982年2月，5742，冬-14；编辑：Yoram Beck；编集委员会：Eli Eyal，Yoram Beck，Amnon Hadari，Yohanan Manor，Elieser Schweid。耶路撒冷，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宣传部出版。

1

在1980年代初，以色列需要以新的视角看自己在国内的位置、目地、国家目标。由于以色列、以色列所在地区和世界目前的一系列核心进程，这种需要益发显得重要。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类历史新时期的初级阶段，其特点与我们迄今所知的完全不同。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象征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核心进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符合新状况的世界观和运行战略。犹太国的存在和繁荣、稳定取决于它为国内外事务采用新框架的能力。

2

这个新时期有几个我们可以确定的特点，它们也象征着我们目前生活方式上的真正革命。占主导地位的进程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支撑西方文明及其成就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崩溃。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观基于几个“真理”——现在都在消失——比如，以个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万物为满足个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存在。这种观点正在被废除——很显然，宇宙资源不能满足人的需求、经济需求或人口。在一个拥有四十亿人口的世界，经济和能源不能成比增长来满足人类需求，要满足西方社会的主要需求是不现实的[1]——满足无限消费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决定人类方向选择的是物质需求而非伦理道德，这种观点今天很流行，我们看到，一切价值观几乎都在消失。我们正在失去判断最简单事物的能力，特别是善恶这样简单的问题。

3

看到周围破碎的世界秩序，面对悲哀的生活现实，对人类希望无限、能力无限的愿景就缩水了。面对四分之三人类生活在极权下的现实，向人类承诺自由似乎很是荒谬。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把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观点变成笑柄。这两个思想的真实性没有争议，但显然并未被妥善付诸实践，人类大多已失去平等、正义的自由和机会。在这个核世界里，我们相对和平地生活了三十年，而当苏联这种超级大国的军事、政治学说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发生核战时，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存概念就没有意义了，幸存都难，更不要说取胜了。[2]

4

由于政治、军事、经济转型，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苏联的核力量、常规力量把时代推入最后的喘息阶段，接着将是摧毁世界大部的多维全球战争，与之相比，过去的世界战争就是小儿科了。核力量和常规武器，以及其数量、精度、品质，几年功夫就能把我们世界的大部变得天翻地覆，我们以色列必须调整自己、面对这一切，即，面对我们和西方世界的主要生存威胁。[3]世界的能源战争，鉴于苏联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控制世界主要矿产所在地波斯湾、非洲南部的巨大资源、打败西方，阿拉伯对石油的垄断、西方要从第三世界进口大部分原材料，这些因素正在改变我们了解的世界。可以想像我们未来要面临的全球对抗程度。

5

戈尔什科夫学说呼吁苏联控制海洋和第三世界矿产丰富的地区，再加上现在苏联的核学说——控制、赢得、活过核战争——西方的军事力量很可能被摧毁，西方人沦为马列主义的奴隶，这是世界和平和我们自身存在的主要危险。自1967年以来，苏联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变成“战争是以核手段的政策延续”，并使之成为他们所有政策的指导。今天，他们正忙着在我们所在地区、世界各地展开他们的目标，要把直面他们变成我们国家和其他自由世界的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我们主要的外部挑战。[4]

6

因此，虽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是以色列的主要威胁，但不是我们在1980年代要面对的主要战略问题。这个世界及其民族、教派、内部危机具有惊人的自我毁灭性，看看黎巴嫩、非阿拉伯的伊朗，现在还有叙利亚，它们不能成功处理其基本问题，因此，长期来看，不能构成对以色列的真正威胁，但短期来说，其当前的军事实力在增强。长远来说，我们周边的这个世界不通过真正的革命变革是不能够以现有框架存在的。穆斯林的阿拉伯世界就像外国人（1920年代的法国、英国）用纸牌搭起的临时房子，并未考虑原住民的意愿。它被任意分割成19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都由互相敌视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构成，所以，今天的每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都面临内部民族社会的破裂，有些已经内战肆虐。[5]大部分阿拉伯人——1.7亿中的1.18亿——都生活在非洲，大部分在埃及（今天有4500万）。

7

除了埃及之外，所有的马格里布国家都由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的柏柏尔人构成。阿尔及利亚Kabile山区的两个民族已经发生内战。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属撒哈拉大打出手，且各自还有内部斗争。激进伊斯兰危及突尼斯的完整，卡扎菲组织的战争从阿拉伯的角度看是破坏性的，该国人口稀少，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过去一直尝试与埃及、叙利亚这样的真正国家联合。苏丹是今天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四分五裂的一个国家，该国的四个群体互相敌视，占少数的阿拉伯穆斯林逊尼派统治着占大部的非阿拉伯非洲人、无信仰者、基督徒。埃及是个逊尼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面临一个在上埃及占优势的较大的基督教少数民族——人口约700万，所以，萨达特在5月8日的演讲中甚至表示，担心他们会想建立自己的国家——埃及版基督徒黎巴嫩。

8

以色列东边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被内部冲突撕裂、打碎，千疮百孔，甚至比马格里布地区更严重。叙利亚除了有个强大的军事政权统治着，基本与黎巴嫩没有什么不同。时下占多数的逊尼派和统治者、占少数的什叶阿拉维派（仅占人口的12%）间发生的真正内战证明了其国内麻烦的严重性。

9

伊拉克与它的邻居们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这里是什叶派占多数，统治者是占少数的逊尼派。65%的人口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而20%的精英握着权力。此外，还有北方较大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如果不是统治政权、军方和石油收入的力量，伊拉克的未来与过去的黎巴嫩、现在的叙利亚不会有什么不同。内部冲突和内战的种子现在已显而易见，特别是霍梅尼在伊朗掌权后——伊拉克的什叶派视他为自然领袖。

10

所有的海湾君主国、沙特是建立在精致的沙房上的——只有石油。在科威特，科威特人只占人口的1/4；在巴林，什叶派占多数，但被剥夺了权力；在阿联酋，什叶派也是多数，但逊尼派掌权；阿曼和北叶门也是如此，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南也门，也有相当大的什叶少数派；在沙特，一半人口是外国人——埃及人、叶门人，但掌权的是沙特的少数派。

11

约旦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的，由外约旦的贝都因少数派统治，而军队和官僚大部现在是巴勒斯坦人。事实上，阿曼像纳布卢斯一样，也是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相对强大的军队。但是也有问题。叙利亚军队今天大多是阿拉维派军官领导逊尼派，伊拉克军队是逊尼派军官领导什叶派。长期来说，这一点意义重大，这将使它不可能长期维持军队的忠诚，除非涉及惟一一个问题：敌视以色列。今天，连一点也不能够了。

12

除了阿拉伯人，其他穆斯林国家也有类似的分裂困境。伊朗一半人口是说波斯语的人群，另一半是突厥人；土耳其的人口包括占多数的突厥逊尼穆斯林，约占50%，两个较大的少数民族，1200万什叶阿拉维派和600万的逊尼派库尔德人；阿富汗有500万什叶派，占人口1/3；逊尼巴基斯坦有1500万什叶派，是该国存在的危险。

13

这种少数民族状况从摩洛哥到印度，从索马里到土耳其，使得稳定性缺乏，可使整个地区迅速恶化。若再加上经济因素，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地区就是纸牌做的房子，无法承受严重问题。

14

在这个巨大、破碎的世界里，有少量富裕的群体，有一大群穷人。大部分阿拉伯人平均年收入为300美元。这是埃及的状况；马格里布地区的国家大多也是如此，除了利比亚；伊拉克也是这样。黎巴嫩四分五裂，经济状况破烂不堪。这是个没有集中权力的国家，事实上只是五个主权机构（北方的基督徒；叙利亚人支持的Franjieh家族的统治，位于叙利亚直接征服的东部地区；中部是长枪党控制的基督徒飞地；南部到利塔尼河是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地区，由巴解控制；Haddad少校的基督教国，有50万什叶穆斯林）。叙利亚的状况更严重，即便将来与利比亚联合后获得援助，也不足以应对基本的生存问题和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埃及正处于最糟的状况之下：数百万人处于饥饿边缘，一半劳动力失业，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住房稀缺。除了军队，没有一个部门有效运作，这是个长期处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完全依赖和平以来美国给予的外部援助[6]。

15

海湾国家、沙特、利比亚和埃及积聚着世上的金钱和石油，但享受这一切的是极少数精英，他们缺乏广泛的支援和自信——这是军队保证不了的。[7]沙特军队即便有装备，也无法应对国内外的真正危险，保护政权，1980年麦加发生的事情只是其中一例。悲哀、激烈的状况环绕着以色列，为它创造机会，有问题、有风险，也有1967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深远机会。那时错过的机会，1980年代再次触手可及，其程度、维度甚至在今天都不能想像。

16

通过依靠美国的“和平”政策、返还领土，我们排除了创造新选择的可能。1967年以来，一方面，所有的以色列政府都把我们国家的目标降到狭隘的政治需要上；另一方面，也降到破坏性的层面，抵消了我们在国内外的能力。我们在一场强加于我们战争中获得了新领土，却未能对其上的阿拉伯人采取措施，这是六日战争一结束以色列就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那时，如果我们把约旦给居住在约旦河西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免于所有痛苦、危险的冲突，就解决了现在面临的巴勒斯坦人问题——为没有解决之方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领土妥协或自治，其实都一样。[8]今天我们突然面临巨大的机会，彻底转化这种状况，这是我们在未来十年必须要做的，否则我们无法作为国家生存下来。

17

1980年代，以色列必须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深远的变革，进行激进的外交政策变革，来迎接新时期全球和地区的挑战。失去苏伊士运河油田，失去西奈潜力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地形学上等同于该地区富裕的石油生产国），将会导致不久后的能源流失，破坏我国国内经济：我们现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4、预算的1/3都用来购买石油。[9]不久的将来，在内格夫和海岸附近寻找原材料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18

（重新获得）西奈现有、潜在的资源，因此是政治上应该优先考量的——大卫营和和平协议成了羁绊。这个错误当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和1967年以来为领土妥协政策铺路的各届政府犯下的。埃及人收回西奈后，就不需要维持和平协定了，他们会竭力回到阿拉伯世界、回到苏联那里，以争取支持和军事援助。因为和平条款，美国会维持短暂时期的援助；美国自身在国内外变弱，会使这种援助减少。没有西奈的石油和石油带来的收入，面对现在的巨大开支，我们没有能力以现有条件度过1982年，我们将不得不行动起来，使现在的西奈回到萨达特访问之前、回到1979年3月错误地与他签署和平协定之前的状态。[10]

19

以色列可通过两个主要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一是直接的，一是间接的。直接的途径不太现实，因为以色列政权、政府的性质和萨达特的智慧——他使我们从西奈撤出，这是他上台以来，除1973年战争之外的主要成就。以色列不会单方面撕毁协议，今天不会，1982年不会，除非迫于极艰难的经济、政治因素，除非埃及给了以色列夺回西奈的藉口——我们短暂历史上的第四次。所以，只剩下间接途径。埃及的经济状况、政权性质和它的泛阿拉伯政策，会在1982年4月后带来一种状况——以色列被迫采取直接或间接行动，以重新控制西奈，将其作为战略、经济、能源的长期储备。由于埃及的内部冲突，在军事战略上不会构成问题，只要一天就能把它打回1967年战争后的状态。[11]

20

1956年，埃及的阿拉伯世界有力领导人神话被推翻，当然也没能够活过1967年，而我们返回西奈的政策，却要把神话变成“现实”。事实上，1967年以来，埃及无论是对以色列还是对阿拉伯世界，力量都降了近一半。埃及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政治力量，经济上处于危机边缘。若没有国外援助，第二天就会危机。[12]短期内，由于归还西奈，埃及拿走了我们一些好处，但198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权力平衡不会向着有利于它的方向改变，却可能使其垮台。埃及目前的国内政治图景已是一具僵尸，再加上不断加深的穆斯林-基督徒裂痕。1980年代，以色列的西线政治目标就是，打碎埃及的领土，将其变成多个地理区域。

21

将埃及分裂成多个中心。埃及崩溃后，利比亚、苏丹甚至更遥远的国家都不会再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也会像埃及一样解体。在上埃及形成一个科普特基督教国家，再加上一系列没有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力量，这是历史性发展的关键——此前因和平协定而受挫，长远来看却是不可避免的。[13]

22

表面看西线问题多，实际上没有东线复杂——大事都是新近发生的。黎巴嫩完全解体、变成五省，现在正在进行中，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解体的前奏。以色列在东线的长远目标就是，随后使叙利亚和伊拉克解体为像黎巴嫩一样的民族、宗教单一的地区；短期目标主要是，消解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叙利亚将按民族、宗教结构分裂成像今天黎巴嫩一样的几个国家，什叶阿拉维派沿着海岸线，阿勒颇地区的逊尼国，大马士革的又一个逊尼国——敌视北方邻居，德鲁兹人建国，甚至可能包括我们的戈兰，当然还有浩兰和约旦北部。这种状态将保证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今天，这一目标已触手可及。[14]

23

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但内部分裂，注定是以色列的目标。相较叙利亚，伊拉克的解体对我们更重要。伊拉克比叙利亚强大。短期来看，伊拉克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两伊战争将撕裂伊拉克，使其内部崩溃，无法对我们组织广泛斗争。短期内，任何阿拉伯的内部对抗都对我们有益，可以缩短制造伊拉克派别冲突（像在叙利亚、黎巴嫩一样）的时间。像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一样，可将伊拉克沿民族/教派线进行分裂，三个（或更多）国家将出现在三个主要城市周围：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使南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北部的库尔德人分裂。现在的两伊战争能够加深这种分化。[15]

24

由于内外压力，整个阿拉伯半岛会自然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沙特。不管其基于石油的经济实力保持不变或是在未来失去实力，以目前的政治结构，其内部的分裂、崩溃都是显然的。[16]

25

短期来看，约旦是个战略目标，长期则不是。在短期目标中分裂约旦，结束侯赛因国王的漫长统治，将权力移交巴勒斯坦人，这样就不构成真正威胁了。

26

长期来看，约旦不可能以现在的结构继续存在下去。以色列无论是采用战争还是和平政策，都要在约旦现政权下终结它，把权力移交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改变约旦河东的政权也可以解决约旦河西领土上阿拉伯人口密集的问题。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把他们从领土上去除，冻结其经济，以改变约旦河两岸。我们要积极活动，尽快加速这一进程。同否定任何领土妥协、领土分割一样，也要否定自治计划，鉴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那些计划，鉴于1980年9月的Shefa’amr计划，除非分隔两个民族，阿拉伯人去约旦，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否则，两个民族不可能继续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只有阿拉伯人明白，没有犹太人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统治，他们就不会存在、不会有安全，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共存、和平。只有在约旦，他们才有自己的国家和安全。[17]

27

在以色列区分67年领土、48年领土，对阿拉伯人一直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要全面看这个问题，不要分67年、48年。要明白，不管未来的政治状况、军事态势如何，原住阿拉伯人只有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确保以色列边界安全，才可能解决其问题——这是困难时代我们的存在需要，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核时代了。进入核时代后，不可能让四分之三的犹太人生活在密集的海岸线上，太危险。

28

因此，扩散人口是国内最高的战略目标，否则我们在任何边界内都不能生存。裘蒂亚、撒玛利亚、加利利是我们国家存在的唯一保证，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山区的多数，我们就不能统治这个国家，我们就会像十字军一样，失去这个国家，成为外国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任务，是从人口、战略、经济上平衡这个国家。基于重要的战略考量，要攫住从贝尔谢巴到上加利利的山区水域——今天还没有犹太人在这里定居。[18]

29

实现我们在东线的目标取决于这一内部战略目标的实现。转变政治、经济结构，实现这些战略目标，这是实现整个变革的关键。我们要从政府广泛参与的集中化经济变为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从依赖美国纳税人变为动手发展真正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自由、自愿地完成这种转变，也将因世界的发展、因自己愈发孤立而被迫去完成，特别是在经济、能源和政治领域。[19]

30

从军事和战略角度看，美国领导的西方扛不住苏联在全球施加的压力，所以以色列必须在80年代、在没有任何国外（军事或经济）援助的情况下独立。今天我们有这个能力，不用妥协。[20]全球的快速变化也将带来一种变革，使以色列成为犹太人最后的、惟一的生存选择。我们无法想像未来的美国犹太人、欧洲、拉美犹太社群继续以现有形式存在。[21]

31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一定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从这里除掉，无论是用武力还是计谋（萨达特的方法）。虽然“和平”政策是错误的，虽然有以色列阿拉伯人问题，虽然有领土问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会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结语

1

要澄清三个要点，以便理解犹太复国主义中东计划的显著可能性，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公开这个计划。

2

计划的军事背景

上面没有提到这个计划的军事条件，但在很多场合中，类似这个计划的东西通过非公开会议对以色列当权者进行“解释”，这一点要澄清。可以想见，以色列军队的所有分支也不足以胜任上面讨论的对这么广阔领土的占领。事实上，即便是在西岸巴勒斯坦人急剧“动荡”的时期，以色列军队力量也没有太多展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通过“Haddad力量”或“乡村协会”（也叫“乡村联盟”）来统治：“领袖”治下的地方势力完全与群众分离，甚至没有任何封建或政党结构（不像长枪党）。“Yinon”提出的“国家”是“Haddad土地”、“乡村协会”，其武装力量也类似。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会比现在大大增加，任何反抗运动都会受到“惩罚”——像西岸人、加沙人一样遭受屈辱；或者像现在的黎巴嫩城市（1982年6月）一样遭到轰炸、封锁；或者兼而有之。为此，这个计划如口头解释中的一样，呼吁在小国间的焦点处建以色列驻军，配备必要的快速作战部队。事实上，我们在Haddad土地上已经看到类似的东西，很快，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体系首先在南黎巴嫩或黎巴嫩全境运作。

3

显然，上面的军事假设和整个计划都取决于阿拉伯人更加分裂，且缺乏真正进步的群众运动。只有计划进展得很好，才可能消除这两个条件，带来难料的后果。

4

为什么要在以色列公开这个计划？

公开计划是因为以色列-犹太社会的双重性：对犹太人极大的自由、民主；扩张主义、种族歧视。因此，必须说服以色列-犹太精英（大众听电视的、听贝京的讲话）。说服的第一步是口头上的，如上所述，但时间到了不太方便的时候，为了较愚蠢的“劝说者”、“解释者”（比如中等级别的官员，他们通常非常愚蠢），必须产生文字材料。于是他们“学习这个材料”，多少向他人做些宣传。应当指出，早在二十年代的Yishuv（译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就已经这样运作了。我还清楚记得（在我成为“反对者”之前）1956年战争前他们怎么向我们解释战争的必要，1965-1967年间他们怎么向我们解释“在有机会的时候”征服“剩下的西巴勒斯坦”的必要。

5

他们为什么认为公开这类计划不会带来外部风险？

只要以色列内部有原则的反对者非常弱小，这类风险就只能来自两个方面：阿拉伯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美国。阿拉伯世界已经表现出极缺乏细致、理性分析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能力，巴勒斯坦人整体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高呼以色列（真真切切的）扩张主义危险的人，也不是因为实际的、详细的材料，而只是一种信念。比如，固执地相信以色列国会的墙上写着关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的圣经经文，其实没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们一直的错误说法，说以色列国旗上的两个蓝色条纹象征着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实际上取自犹太人祈祷用披肩（Talit）上的条纹。以色列专家认为，整体而言，阿拉伯人不会注意他们对未来的认真讨论，黎巴嫩战争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正确，那为什么不继续用老办法说服其他以色列人呢？

6

美国也存在非常类似的情况，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严谨些的评论员从两个源头获取关于以色列的资讯和大部分观点。一是“自由派”美国记者的文章——几乎全是崇拜以色列的犹太人写的，就算他们批评以色列的某些方面，也是忠实实践史达林的“建设性批评”。（事实上，他们中间那些自称“反史达林主义的”比史达林还史达林，以色列是他们不败的上帝）。在这种崇拜框架下，以色列总是“好意”的，除非“看走眼”，所以他们不会讨论这个计划——同样，他们也不会提《圣经》中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另一个资讯源是《耶路撒冷邮报》，情况类似。因此，只要以色列对世人来说还是个真正“封闭的社会”——世人非要闭着眼睛——公开甚至开始实施这样一个计划，都是现实的、可行的。

Israel Shahak

1982年6月17日，耶路撒冷

作者：Israel Shahak

编译：@veilsoflight

来源：http://www.globalresearch.c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84d4b0102wag6.html

关于译者：

Israel Shahak（1933-2001），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以色列人权、公民权联盟主席。他出版《Shahak报》（Shahak Papers），汇集希伯来语报刊的重要文章。他的著作很多，包括《犹太国的非犹太人》（Non-Jew in the Jewish State）、《以色列的全球角色：镇压的武器》（Israel’s Global Role: Weapons for Repression，1982年AAUG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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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 No.33, 1979.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will be 6 billion in the year 2000. Today’s world population can be broken down as follows: China, 958 million; India, 635 million; USSR, 261 million; U.S., 218 million Indonesia, 140 million; Brazil and Japan, 110 million each.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of the U.N. Population Fund for 1980, there will be, in 2000, 50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5 million each. The population ofthp;Third World will then be 8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Justin Blackwelder, U.S. Census Office chie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not reach 6 billion because of hunger.

 2. Soviet nuclear policy has been well summarized by two American Sovietologists: Joseph D. Douglas and Amoretta M. Hoeber, Soviet Strategy for Nuclear Wa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 Press, 1979). In the Soviet Union tens and hundreds of articles and books are published each year which detail the Soviet doctrine for nuclear war an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ocumentati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by the U.S. Air Force,including USAF: Marxism-Leninism on War and the Army: The Soviet View, Moscow, 1972; USA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Soviet State. Moscow, 1975, by Marshal A. Grechko. The basic Soviet approach to the matter is presented in the book by Marshal Sokolovski published in 1962 in Moscow: Marshal V. D. Sokolovski, Military Strategy, Soviet Doctrine and Concepts(New York, Praeger, 1963).

 3. A picture of Soviet intentions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world can be drawn from the book by Douglas and Hoeber, ibid. For additional material see: Michael Morgan, “USSR’s Minerals as Strategic Weapon in the Future,”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 Dec. 1979.

 4. Admiral of the Fleet Sergei Gorshkov, Sea Power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9. Morgan, loc. cit. General George S. Brown (USAF) C-JCS, Statemen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Defense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Fiscal Year 1979, p. 10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view of Non-Fuel Mineral Policy, (Washington, D.C. 1979,); Drew Middleton, The New York Times, (9/15/79); Time, 9/21/80.

 5. Elie Kedourie,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 No.4, 1968.

 6. Al-Thawra, Syria 12/20/79, Al-Ahram,12/30/79, Al Ba’ath, Syria, 5/6/79. 55% of the Arabs are 20 years old and younger, 70% of the Arabs live in Africa, 55% of the Arabs under 15 are unemployed, 33% live in urban areas, Oded Yinon, “Egypt’s Population Problem,” The Jerusalem Quarterly, No. 15, Spring 1980.

 7. E. Kanovsky, “Arab Haves and Have Nots,” The Jerusalem Quarterly, No.1, Fall 1976, Al Ba’ath, Syria, 5/6/79.

 8. In his book, former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said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in fact responsible for the design of America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June ’67, because of its own indecisiveness as to the future of the territories and the inconsistency in its positions since it established the background for Resolution 242 and certainly twelve years later for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the peace treaty with Egypt. According to Rabin, on June 19, 1967, President Johnson sent a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Eshkol in which he did not mention anything about withdrawal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but exactly on the same day the government resolved to return territories in exchange for peace. After the Arab resolutions in Khartoum (9/1/67) the government altered its position but contrary to its decision of June 19, did not notify the U.S. of the alteration and the U.S. continued to support 242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basis of its earlier understanding that Israel is prepared to return territories. At that point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to change the U.S. position and Israel’s policy. From here the way was opened to peace agreements on the basis of 242 as was later agreed upon in Camp David. See Yitzhak Rabin. Pinkas Sherut, (Ma’ariv 1979) pp. 226-227.

 9. Foreign and Defense Committee Chairman Prof. Moshe Arens argued in an interview (Ma ‘ariv,10/3/80)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failed to prepare an economic plan before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was itself surprised by the cost of the agreements, although already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it wa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heavy price and the serious error involved in not having prepared the economic grounds for peace.

The former Minister of Treasury, Mr. Yigal Holwitz, stated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oil fields, Israel would have a positive balance of payments (9/17/80). That same person said two years earlier that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from which he withdrew) had placed a noose around his neck.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Ha’aretz, 11/3/78). In the course of the whole peace negotiations neither an expert nor an economics advisor was consulted, and the Prime Minister himself, who lack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economics, in a mistaken initiative, asked the U.S. to give us a loan rather than a grant, due to his wish to maintain our respect and the respect of the U.S. towards us. See Ha’aretz1/5/79. Jerusalem Post, 9/7/79. Prof Asaf Razin, formerly a senior consultant in the Treasury,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conduct of the negotiations; Ha’aretz, 5/5/79. Ma’ariv, 9/7/79. As to matters concerning the oil fields and Israel’s energy crisis, see the interview with Mr. Eitan Eisenberg, a government advisor on these matters, Ma’arive Weekly, 12/12/78. The Energy Minister, who personally signed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s and the evacuation of Sdeh Alma, has since emphasized the seriousness of our condi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il supplies more than once…see Yediot Ahronot, 7/20/79. Energy Minister Modai even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consult him at all on the subject of oil during the Camp David and Blair House negotiations. Ha’aretz, 8/22/79.

 10. Many sources report on the growth of the armaments budget in Egypt and on intentions to give the army preference in a peace epoch budget over domestic needs for which a peace was allegedly obtained. See former Prime Minister Mamduh Salam in an interview 12/18/77, Treasury Minister Abd El Sayeh in an interview 7/25/78, and the paper Al Akhbar, 12/2/78 which clearly stressed that the military budget will receive first priority, despite the peace. This is w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Mustafa Khalil has stated in his cabinet’s programmatic document which was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11/25/78. See English translation, ICA, FBIS, Nov. 27. 1978, pp. D 1-10.

According to these sources, Egypt’s military budget increased by 10% between fiscal 1977 and 1978, and the process still goes on. A Saudi source divulged that the Egyptians plan to increase their militmy budget by 100% in the next two years; Ha’aretz, 2/12/79 and Jerusalem Post, 1/14/79.

 11. Most of the economic estimates threw doubt on Egypt’s ability to reconstruct its economy by 1982. Se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1978 Supplement,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E. Kanovsky,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Occasional Papers, The Shiloah Institution, June 1977; Kanovsky, “The Egyptian Economy Since the Mid-Sixties, The Micro Sectors,” Occasional Papers, June 1978; Robert McNamara, President of World Bank, as reported in Times, London, 1/24/78.

 12. See the comparison made by the researeh of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n London, and research camed out i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of Tel Aviv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by the British scientist, Denis Champlin, Military Review, Nov. 1979, 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9-1980, CS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Sinai…by Brig. Gen. (Res.) A Shalev, No. 3.0 CSS; The Military Balance and the Military Options after the Peace Treaty with Egypt, by Brig. Gen. (Res.) Y. Raviv, No.4, Dec. 1978, as well as many press reports including El Hawadeth, London, 3/7/80; El Watan El Arabi, Paris, 12/14/79.

 13. As for religious ferment in Egyp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pts and Moslems see the se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Kuwaiti paper, El Qabas, 9/15/80. The English author Irene Beeson reports on the rift between Moslems and Copts, see: Irene Beeson, Guardian, London, 6/24/80, and Desmond Stewart, Middle East Internmational, London 6/6/80. For other reports see Pamela Ann Smith, Guardian, London, 12/24/79;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27/79 as well as Al Dustour, London, 10/15/79; El Kefah El Arabi, 10/15/79.

14. Arab Press Service, Beirut, 8/6-13/80. The New Republic, 8/16/80, Der Spiegel as cited by Ha’aretz, 3/21/80, and 4/30-5/5/80; The Economist, 3/22/80; Robert Fisk, Times, London, 3/26/80; Ellsworth Jones, Sunday Times, 3/30/80.

15.  J.P.  Peroncell  Hugoz,  Le  Monde,  Paris  4/28/80;  Dr.  Abbas  Kelidar,  Middle  East  Review,  Summer  1979;

Conflict Studies, ISS, July 1975; Andreas Kolschitter, Der Zeit, (Ha’aretz, 9/21/79) Economist Foreign Report, 10/10/79, Afro-Asian Affairs, London, July 1979.

 16. Arnold Hottinger, “The Rich Arab States in Troub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5/80; Arab Press Service, Beirut, 6/25-7/2/80;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1/5/79 as well as El Ahram, 11/9/79; El Nahar El Arabi Wal Duwali, Paris 9/7/79; El Hawadeth, 11/9/79; David Hakham, Monthly Review, IDF, Jan.-Feb. 79.

 17. As for Jordan’s policies and problems see El Nahar El Arabi Wal Duwali, 4/30/79, 7/2/79; Prof. Elie Kedouri, Ma’ariv 6/8/79; Prof. Tanter, Davar 7/12/79; A. Safdi, Jerusalem Post, 5/31/79; El Watan El Arabi 11/28/79; El Qabas, 11/19/79. As for PLO positions see: The resolutions of the Fatah Fourth Congress, Damascus, August 1980. The Shefa’amr program of the Israeli Arabs was published in Ha’aretz, 9/24/80, and by Arab Press Report 6/18/80. For facts and figures on immigration of Arabs to Jordan, see Amos Ben Vered, Ha’aretz, 2/16/77; Yossef Zuriel, Ma’ariv 1/12/80. As to the PLO’s position towards Israel see Shlomo Gazit, Monthly Review; July 1980; Hani El Hasan in an interview, Al Rai Al’Am, Kuwait 4/15/80; Avi Plaskov, “The Palestinian Problem,” Survival, ISS, London Jan. Feb. 78; David Gutrnann, “The Palestinian Myth,” Commentary, Oct. 75; Bernard Lewis,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PLO,” Commentary Jan. 75; Monday Morning, Beirut, 8/18-21/80;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Winter 1980.

 18. Prof. Yuval Neeman, “Samaria–The Basis for Israel’s Security,” Ma’arakhot 272-273, May/June 1980; Ya’akov Hasdai, “Peace, the Way and the Right to Know,” Dvar Hashavua, 2/23/80. Aharon Yariv, “Strategic Depth–An Israeli Perspective,” Ma’arakhot 270-271, October 1979; Yitzhak Rabin, “Israel’s Defense Problems in the Eighties,” Ma’arakhot October 1979.

 19. Ezra Zohar, In the Regime’s Pliers (Shikmona, 1974); Motti Heinrich, Do We have a Chance Israel, Truth Versus Legend (Reshafim, 1981).

 20. Henry Kissinger,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Washington Review Vol 1, Jan. 1978; Arthur Ross, “OPEC’s Challenge to the W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80; Walter Levy, “Oi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0; Special Report–”Our Armed Forees-Ready or No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0/10/77; Stanley Hoffman,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Dang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6/80; Time 4/3/80; Leopold Lavedez “The illusions of SALT” Commentary Sept. 79; Norman Podhoretz, “The Present Danger,” Commentary March 1980; Robert Tucker, “Oil and American Power Six Years Later,” Commentary Sept. 1979; Norman Podhoretz, “The Abandonment of Israel,” Commentary July 1976; Elie Kedourie, “Misreading the Middle East,” Commentary July 1979.

 21. According to figures published by Ya’akov Karoz, Yediot Ahronot, 10/17/80, the sum total of anti-Semitic incidents recorded in the world in 1979 was double the amount recorded in 1978. In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the number of anti-Semitic incidents was many times greater in that year. In the U.S. as well there has been a sharp increase in anti-Semitic incidents which were reported in that article. For the new anti-Semitism, see L. Talmon, “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New Republic, 9/18/1976; Barbara Tuchman, “They poisoned the Wells,” Newsweek 2/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