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11日，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会哀悼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
和别人一样，每一年，我都会哀悼他们，我会为逝者祈福，也会为伤者祈祷，但是，我也会为这场恐怖袭击之后因“反恐战争”而遭受无尽磨难的无数穆斯林祈祷。
“9•11”事件爆发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小布希便在国会发表紧急讲话，代表美国政府向穆斯林世界发出宣言：“美国的敌人并不包括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也不包括我们的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是已经组建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是所有支持恐怖分子的政府。”
虽然布希总统似乎在尝试为他们眼中的“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划定界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几乎都是针对着整个穆斯林群体。
自2001年起，美国政府已经通过军事入侵手段成功瓦解了若干个穆斯林政府。美国人权组织“社会责任医师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截止2015年，已有逾130万穆斯林人口死于以“反恐”为藉口的军事行动之中。该组织同时指出，受“反恐战争”波及地区的平民死伤率极高。上述资料乃粗略统计结果，其中还不包括叶门和索马里地区“反恐战争”的“附带”遇难者。
就美国本土而言，穆斯林群体长期以来遭受执法部门地孤立与区别对待。不论是民间穆斯林群体还是穆斯林学生社团，都会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特别关照。此外，联邦政府也热衷于钓鱼执法，诱骗他们眼中的“潜在恐怖分子”实施犯罪。人权观察组织曾于2014年发布一份报告，表示30%的本土暴力袭击事件都源自情报人员的主动诱导。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用通信管理机制来管理收押在监的穆斯林嫌疑犯。该机制禁止嫌犯与其他狱友及外界进行任何通讯联系。在其巅峰时刻，该机制受管制人数中60%为穆斯林，可是，穆斯林群体只占全美收押人数的6%。
在更为极端、更为惊恐的关塔纳摩监狱，该比例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00%。
然而，重点还不止于此。执法部门及安全部门已经成功营造了一种基于反恐的“恐惧文化”，它们成功地让人们对穆斯林产生莫名的恐惧，同时，也迫使美国穆斯林群体产生了对美国政府的恐惧。虽然这种恐惧文化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极为盛行，可是特朗普并非该文化的始作俑者。这种暴力文化始于布希政府，在奥巴马领导期间，该文化得到了进一步扩张，当特朗普走马上任后，这种“恐惧文化”最终得以发扬光大。
今年初，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两份行政法令，即所谓的穆斯林禁令第一版及第二版，上月，特朗普又签署了第三版禁令。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对特朗普总统这种公然基于种族与信仰的歧视且仇外法令表示震惊，但是，对于我们经历了无数“反恐战争”的穆斯林群体而言，本来就极度仇视伊斯兰信仰的特朗普签署此类法令其实也并不足为奇。该法令签署之时，正是仇恨穆斯林犯罪风起云涌之际。此外，据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调查显示，相比2016年，今年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犯罪率已经上涨了91%。
人权观察组织于2002年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虽然此类仇恨犯罪背后的动机大不相同，但是，其根源就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歧视、恐惧及偏狭等思想，而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源自政府的相关政策。”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穆斯林，“9•11”让我学到了很多。它让我明白，在反恐战争的整体大环境之下，“集体负责制”是一切法律法规与政策的核心所在，换言之，倘若有“穆斯林”作恶，我们整个穆斯林群体就要与他一起背负罪名，除非我们这些“好穆斯林”能够自证清白，同时证明我们对国家外交及反恐政策毫无怨言。
它让我明白，宗教信仰自由确实是美国精神的一大部分，当然，对于穆斯林而言，这却成了需要穆斯林自己去争取的权利，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外界口中的“安全隐患”。
它让我明白，我们社会中很多群体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沉重的“集体负责制”。在不同的年代，都会有不同的群体遭受不尽相同的区别对待，遭受种族主义及仇外主义思想的限制与毒害，倘若有人追究其背后的原因，相关部门或人士就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国土安全”的考虑。
今年是反恐战争爆发的第十六个年头，这十六年来，西方政府动用武力去清除它们眼中的邪恶势力、恐怖威胁，可是，最终受到威胁、感到恐惧的却是我们穆斯林。
究其本质，所谓“反恐战争”是为了确保我们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可是，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我根本没有任何安全感。我甚至感觉因反恐而来的“安全感”从来都不会属于我或者我的族人。虽然我们依旧要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一切挑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最好自己，强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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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哈雅译自：
http://www.ips-dc.org/the-war-on-terror-has-targeted-muslims-almost-exclu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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