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 （香港中文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
根据香港年报（Hong Kong Yearbook）的资料统计，自2010-2016年，香港的穆斯林人口同比增加了8万多，当中华裔穆斯林增加了1万多，印尼穆斯林增加了3万多。在香港的印尼穆斯林的具体人口数字分别为12万（2010年），12万（2011年），14万（2012年），15万（2013），15万（2014），15万（2015），15万（2016）。印尼穆斯林的增加主要是来自于香港本地家庭对印尼家庭佣工的需求增加。因此，现时印尼穆斯林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穆斯林族裔群体，其中人口主要为女性，职业为家庭佣工（domestic helper）。然而，印尼家庭佣工作为目前香港本地最大的穆斯林群体，所受的关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此前学术界关于菲律宾女性家庭佣工的探讨比较多，但是对印尼女性家庭佣工的研究见刊则并不多。
香港外籍家庭佣工（以下简称外佣）是指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佣工，他们占香港人口达3%，当中绝大部分是女性。2005年，香港共有223,394名外籍家庭佣工，其中53.11%来自菲律宾，43.15%来自印尼，2.05%来自泰国。[1]到2013年12月31日，外佣人数增至320,988人，其中46%来自印尼，51%来自菲律宾。[2]在香港政府中文官方档中，外籍家庭佣工被称为“家庭佣工”；[3]在英语官方档中，政府会用“Foreign domestic helper”（即是外国籍家务助理）来指称他们。[4]香港15万印佣与自己的雇主朝夕相处，是本地家庭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她们照顾小朋友和长者，做饭、熨烫衣服、打扫卫生，但是她们对普通香港人却可算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外籍家庭佣工的出现是世界财富和资源配置不均的结果，因为香港和这些外佣输出国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使得她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异地打工赚钱养家。很多在港工作的外佣也都是为了让子女和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才只身来香港打工。 “一带一路”战略（BRI）沿线涉及64个国家中，印尼是其中10个东亚国家中面积最大，28个穆斯林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宗教和人口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在二战之后，印尼国内人口迅速增长，可耕地的开垦业已达到极限，进一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可能性也不高，同时还要面临土壤流失这样的现实问题。经济危机又促使原先在种植园工作的人们回到乡村，因而又进一步加剧土地紧缺的问题，所以对外输出劳动力成为其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手段之一。最近十多年印尼对外输出的劳工，以女工占多，他们多散居于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东地区。外佣输入香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批菲佣输入香港；90年代以后印尼政府也开始仿效菲律宾对外输出外佣，使得香港本地的外佣渐趋多元化。印尼外佣的女性人口比例也由1996年的0.7%逐步递增至2011年的3.6%。2000年以后，来自印尼的家庭佣工已成为香港外籍家佣的主力军。
铜锣湾一般为印佣每逢星期假日聚会的中枢，印佣选择在这一带聚会主要是因为铜锣湾的糖街是印佣汇钱，邮寄服务的集中地；铜锣湾商业大厦里面的商铺也主要服务于印佣；在旁边的边宁顿街附近还有一些印尼餐厅和卖印尼传统服饰的小店；同时，印尼领事馆也位于铜锣湾的礼顿道。有些外佣会参加“兴趣班”，学习一些技能技艺，比如拉小提琴、电脑、按摩、化妆、理发等，希望日后回国之后能有一技之长谋生，而她们最经常聚集的还是货币兑换店和贩卖电话卡的店铺，这也是维系她们和自己家人联络的最重要的管道。不同于菲佣讲英文，香港的印尼女佣一般能讲比较流利的粤语，如果曾经在新加坡有过工作经验也可以讲一些普通话。香港的印佣来自不同的生长背景，或城市，或乡下，她们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她们对香港的工作适应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在香港的印佣一般都为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要食清真的饮食，喜欢在食物中加入不同的香料和大量的辣椒。作为穆斯林，她们一天要按时于日出前、正午后、日偏西至日落前、日落后、晚间礼拜五次；每年的伊斯兰教历9月为斋戒月。当斋戒月结束之后，她们又会聚集在一起庆祝开斋节，一般这个时候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有盛大的开斋节会礼。
对于参加休息日聚会的印佣，聊以慰藉她们乡愁的正是这些同在异乡打拼的姐妹和来自家乡的美食。朋友之间的关怀可以安慰在外漂泊打工远离家人的孤寂，来自家乡的美食则可以使身处异乡的印佣感受到家乡的味道，仿佛自己未曾离开家乡和家人。在印佣的聚会中，椰香彩薯蓉和椰汁千层糕是最经常出现的两种甜品，它们主要使用印尼人最喜食用的番薯、斑兰叶、糯米粉和木薯粉制作而成。此外，印佣聚会中经常出现的小食还有豆饼，又名丹贝（tempeh），这是印尼传统的黄豆制品；以及用木薯为原料制作的虾片；印佣用印尼酱油加剁碎辣椒制作的甜辣酱也很常见；各式油炸小吃亦深受印佣欢迎。一般而言，族群认同的维持有赖由族群所独有的文化元素加以支援,才不会被其他族群所同化。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族群食物”。所谓“族群食物”是由特定族群所建构和确认的食品种类。香港的印佣群体就是如此，这些被确认并赋予意义的家乡味道，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符号性产物，这些食物可能在她们的家乡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源自于家乡的食物承载的是远离家乡的印佣对自己故乡的思念，这些食物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族群认同符号。因此，一套独特的饮食方式足以为香港的印佣群体提供族群认同的文化资本，成为这些群体族群认同的重要元素。再者，在一个饮食场所可能会聚集一批固定的食客，这些固定的饮食群体也会进一步使得提供这种餐饮食品的场所成为族群认同的方式与管道。
在印尼国内，这些家庭佣工一直被普遍称为“外汇英雄”。自1980年代初石油繁荣时代结束以来，劳动力输出已成为印尼主要的外汇交易收入之一，印尼政府也积极推动劳务输出作为国家失业和贫困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些劳动力输入国而言，他们的市场定位是更需要薪水较低和性格温顺的工人，印尼的女性劳工正迎合了这个市场需要。这些印尼家庭女佣离乡别井，与雇主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只有在休息日的聚会才能做回自己，与自己的姐妹一同分享生活和工作的各种艰辛，品尝难得的家乡味道，聊以慰藉远离家乡的思乡情绪。对她们的香港雇主而言，这些与自己并未有血缘亲缘关系，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印佣，她们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相对于普通香港人狭窄的生活空间，这种雇主与雇佣同居一室，其中的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味。而这种从家内延续到家外的多元共生的独特文化，造就了香港特有的城市魅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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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try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中心. 2006年11月。（2018/5/8查阅）
[2] 香港入境事务处 2013年年报第1章。
https://www.immd.gov.hk/publications/a_report_2013/tc/ch1/index.html#c6 2018/5/10查阅。
[3] 从香港以外地区聘用家庭佣工的雇佣合约，入境处. 2007年2月14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年3月18日）。
[4] Importation of Labou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香港劳工处，2007年6月5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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