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 “天方之学”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精神——从王岱舆到马坚
摘要：介绍和研究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我国穆斯林长期传承的重要学术传统。从王岱舆（约1584～1670）到马坚（1906～1978）以来的数百年间，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学者，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苦苦求索，孜孜不倦，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俱进，致力于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在构建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推进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卓有建树，做出了重要奉献。梳理和总结这一传统，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学”、“阿拉伯学”学科体系、促进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天方之学”的学术历程
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文化体系之一，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泽被三洲，影响广远，至今依然富有活力，与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一系列国际事务密切相关。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然成为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课题，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我国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厚的积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很早就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有着漫长的交往历程。我国有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介绍和研究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我国“天方之学”的漫长历程，不但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话交流的重要形式，而且也是伊斯兰文化植根中国，进而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
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最早记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有关资讯，特别介绍了被称为“大食法”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这一重要文献虽已散佚，但从杜佑《通典·边防典》引录的片段中不难看出，《经行记》关于伊斯兰教的介绍相当具体和准确，这是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人首次经过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后所作的较为客观正确的记载。
宋、元时期，由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格局的剧变、军事活动的频繁以及商业交往的活跃，中外人员大量流动，大批阿拉伯和波斯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士兵、工匠、商人等，或随军，或贸易，纷纷来华，并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进而逐渐“华化”，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长安、北京等大都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来说已不是一种陌生的域外文化。特别是元代，穆斯林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故《明史》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和多方面的交流，汉唐以来开辟的海陆“丝绸之路”持续繁荣，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远至欧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大范围东渐，伊斯兰教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和独特人文科学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多达二百多部。
明清时期，回族穆斯林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和起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陕西胡登洲（1522~1579）先师开创“经堂教育”模式，从此改变了伊斯兰文化研习领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1]518的局面。经堂教育的开展，使被称为“天方之学”的伊斯兰文化的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内容涉及宗教、哲学、语言（阿语、波斯语）、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精通阿语、波斯语并对伊斯兰文化颇有造诣的著名经师，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这种研习活动往往局限于清真寺内，且大多以口授的方式进行，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成果，但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一种独特学术传统，这种“寺里的学术”延续至今，其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另一值得称道的“以儒诠经”暨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活动的开展。以王岱舆、马注、刘智及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一批“回儒”，学贯中外，博通四教（伊、儒、释、道），致力于“用儒文传西学”，著书立说，“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遵中国之礼，引孔孟文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他们借用大量儒、释、道（特别是儒）的术语，以典雅的汉语阐发伊斯兰教义，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在思想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2]424
王岱舆（约1584~1670）向来被推为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家之首，“因为他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位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哲理并负之刊行的人。”[3]4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及《希真正答》等。约略与他同时的另一位著述家张中（约1584~1670），着有《归真总义》（《伊玛尼解》），译有《四篇要道》。王岱舆的弟子伍遵契（约1598~1698）也是当时很有成绩的译述家，译有《归真要道》，是波斯语经典《米尔萨德》的汉译本，自述“译义求达，不敢藻饰”。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是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着活动的首倡者，为中国的“天方之学”凿山铺路，是开回族穆斯林学术新风的先贤。
马注（1640~1711）是早期云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着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清真指南》历十年而成，“十万余言，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 [4]3，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鸿篇巨制。与马注大体同时的还有马忠信、米万济、马明龙、马伯良、袁汝琦等人，也都是经汉兼通的穆斯林学者。
刘智（约1655~1745）是自王岱舆以来最负盛名的学者，著述颇丰。其中《天方性礼》、《天方典礼》及《天方至圣实录》三部最具代表性，“这三书，真可以当得‘体大思精’四个字。”[5]420刘智将伊斯兰教哲学与宋明理学融会贯通，构建了“天方性礼图说”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是“以儒诠经”活动的集大成者。与刘智同时的还有金天柱（1736~1795）等人，天柱曾供职于翰林院四译馆多年，着有《清真释疑》等，提出“回汉两教，原相表里，不可诬也”，因为“天方之教以奉主命、朝拜为务。自隋唐传入中幅，一切明心见性之旨，足与吾儒相表里。”[6]2其宗旨依然在于沟通回汉文化、消除相互误解。
马德新（1794~1874）是明清之际最后一位杰出的回族伊斯兰教译着家，译着极丰，颇有建树。代表著作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真诠要言》、《指南要言》、《天方性礼注释》、《寰宇述要》、《天方历源》、《宝命真经直解》（《古兰经》前5卷汉译）及《朝觐途记》等。马德新“一方面沿着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前辈穆斯林学者的学术轨迹，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条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以满足中国穆斯林尤其穆斯林知识份子的需求，消除汉回之间、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隔阂，为伊斯兰教、回族的生存和近代化发展谋求合适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马德新坚持伊斯兰教的特色思想，以真一论、大化论、幽明与复生说、圣人说、明德说等思想补儒家文化所不足，从理论及社会教化两方面阐述伊斯兰教的积极意义。”[7]1-2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也是一位有造诣的译着家，他的突出成绩是对马德新著作的整理和修润，马德新所译《天方诗经》就是经他整理、补译而成的。 兴起于明末、几乎延续清代“以儒诠经”及伊斯兰教汉文译着活动，充分吸纳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开展文明对话，以期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先生语），和而不同的境界。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种文明对话的努力和尝试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以儒诠经”活动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则是毋庸置疑的。
“以儒诠经”活动也有不足和缺陷，尽管王岱舆、刘智以及其他明清时期的回儒学通四教，但毕竟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他们所能搜罗到的关于伊斯兰文化的最新资料有限，难以了解伊斯兰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和全貌，也难以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于这些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事实上，在译介和研究伊斯兰文化、透彻理解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并将两大文化的融会贯通等方面，至今还很少有人能与王岱舆、刘智、马德新等明清回族大儒相匹敌。
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中国学术界吹起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王皓然（1848~1919）阿訇首倡革新传统经堂教育，新式伊斯兰学校以及各种介绍伊斯兰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创办，王静斋（1879~1949）、达浦生（1874~1965）、马松亭（1895~1992）、庞士谦（1902~1958）等知名阿訇频繁深入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考察，更有马坚（1906~1978）、纳忠（1910~）等一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求学，了解伊斯兰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这些努力均使这一时期我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诸如杨仲明（1870~1952）、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1888~1943）、马松亭、庞士谦、马坚、纳忠及白寿彝（1909~2000）等，他们的大量学术活动拓宽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领域，提升了研究的层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不仅继承了王岱舆、刘智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而且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更为赤热的爱国精神，洋溢着浓郁的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体现出复兴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
王静斋（1879~1949）阿訇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毕生爱国爱教，执着于伊斯兰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极宣导革新经堂教育，培育中、阿兼通的新型人才。1936年他在北京组织回教典籍编译社，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文献的翻译和出版。1938年在河南与同道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亡。王阿訇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述丰富，主要译着有《回耶辨证》、《中亚字典》、《中阿双解新字典》、《选译详解伟嘎业》、《真境花园》及《古兰经译解》等。
马坚教授（1906~1978）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回族穆斯林译着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孜孜不倦，成就卓著，代表著述有《（阿译）论语》、《古兰经》、《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教义学大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教育史》、《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阿拉伯通史》及《阿语汉语词典》等。“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又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恰好在马坚教授身上都有所体现。”[5]508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回族穆斯林学者所开拓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汉族学者的关注，有的汉族学者甚至亲自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而且颇有建树，如汉族学者铁铮由日文转译的《可兰经》于1927年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首开我国《古兰经》汉语通译之先河；陈汉章（1874~？）、陈垣先生（1880~1971）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顾颉刚先生（1893~1980）曾在《大公报》（1937年3月7日）发《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第七卷第四期），并在他和谭其骧先生（1911~1992）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先后推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及《回教专号》两期专刊，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汉族学者的加盟，对于提升和拓展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层次和范围，并使之进入中国的主流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回族学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了马坚、白寿彝、纳忠等学界前辈继续开拓创新，并有出色成绩之外，更有不少学术新人不断涌现，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绩，学者众多，著述颇丰。至此，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开拓并传承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已不再是一种不为“教外学者”所知的民间学术，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古老的“天方之学”开始跨入汉回各族学者携手合作、共建我国“伊斯兰学”、“阿拉伯学”的新时代。[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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